我是在2005年初春，因帮助同学办理签证而在东京入国管理局，第一次收到这部巨著的。坦率地讲，因为那个附近，到处都是中国人在等待签证，所以我当时真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不仅有留学生，更可能有中共派遣的特务！虽然我早已加入了日本国籍，但是我已经跨入六十岁的门槛，一种落叶归根的梦想，一直萦绕在我心中，而且我的父母的墓地，也于1998年合葬在故乡青岛。由于共产党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使我心中不可能不产生恐惧！

但是，还是我的同学说：“怕什么！我们在国内想看都看不到，你在国外共产党还能把你杀了不成！”是他接过来两份，然后递给我一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次接触了《九评共产党》这部巨著。说实话，当时的心情还真有点像当小偷那样不安。

当我回到家中后，立刻从头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结果是越看越感到这怎么跟我及亲人亲身经历的完全一样呢？于是一口气就连着看了三遍！然后把她放在自己的枕头边。几乎每天都要阅读一遍。

回顾自己走过的近七十年的人生路，当年所经历的各种坎坷，实实在在感觉《九评共产党》这部巨著，所揭示的全部都是充满血腥的历史史实！

我同所有从大陆出来的同胞一样，都是经历了共产党的强制洗脑的。在我还是少年时期，那个染满烈士鲜血的红领巾，曾经充满了诱惑。班上的同学只有可数的几个人不够资格，其中就包括了我。为此我不仅递过申请，而且还找过辅导员交谈过。得到的回答是：“好好表现，多向进步同学学习和靠拢。”坦率地讲，我在班上虽然学习不是最好，但是学校里的每一次义务劳动，我不仅是表现得最好，而且是保护女同学的模范。因为我是学校体育尖子，而且从来不服输，班上的男同学既怕我、又吹捧我；所以只要有男同学欺负女同学，她们必定找我帮忙解围。只要我在班上，就没有敢欺负女同学的。因此我的入队问题，得到几乎全班女同学的支持。

但是，一直到我初中毕业，班上只剩下我同一名叫王玉华的女同学不是队员；后来才知道她的原因是她父亲开了一个名叫万通酱园的工厂，早在几年前公私合营时，因为工厂被共产党收去而自杀，于是这“少先队”就都与我们无缘了。但当时我还真有点百思不解。好在当时太小，也不太在乎。

1955年，中共大搞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被诬指是历史反革命，于是一团阴影立刻笼罩在我们家庭中。经过十一个月的内查外调父亲的冤情终于被平反了，但是为了生活，几乎所有值钱的财物，变卖一空。母亲也在当年因为父亲被整而精神受到刺激，自杀身亡！一名大学教授，经受如此被折磨的经历，使父亲终日闷闷不乐，在暑假期间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跑到北京，找到高教部请求调动工作。于是被安排到大连工学院工作。他以为如此一来，那些整过他的人就永远看不见了，他从此就可以安心教学了。1957年春，共产党忽然号召人们向共产党领导提意见。起初他并没有想提一年前自己曾被无辜整肃的往事，一心只想搞好教学工作，但是经不住党员干部一再动员和诱惑，于是他就把1955年自己被整肃的事情讲了出来，而且一边讲，一边流眼泪，为此感动了不少同事。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终于掉入陷阱。自六月中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进攻的运动开始了！1957年12月26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他被戴上手铐，关进了监牢。从此我们一家四分五裂，天各一方，各自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凄苦地活着。1958年6月，判决书下来了，他被判了十年徒刑。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共产党耍的一套阴谋（名为阳谋），反而认同共产党对我父亲的制裁。可见共产党对我们灌输的毒素有多么歹毒！竟然让我们少年都对自己的亲人产生巨大的仇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自己也被无辜整肃，我才逐渐明白，我们并没有错，更谈不上罪！它们指责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我父亲只是一名教授，何来资产阶级一说？），是吃劳动人民的肉、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漫骂我“爹不正、娘不正，生了个孩子歪歪□！”总而言之，把中国一切最肮脏的语言，全部砸在我的头上！其实整我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学校时，跟班上文学爱好者一同办了个叫《文芽》的学生刊物，于是这就成了整我的原因！不要忘记，办刊物时我才只有十七岁呀，我们集合在一块只是写一些风花雪月，交流一下各种书籍读后感，根本就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与政治相关的事。在办刊物之初，大家就提出不谈政治，因为当时谁都知道反右斗争的右派，全部都是嘴上出的毛病。但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推上了批判台！

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明白：共产党是要封住人民的嘴。但是让我无法搞清楚的是：宪法上明明写着“人民有集会、游行、出版、结社的自由”，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既没有反对过你共产党什么，又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你把我打成反革命，不是太冤枉了吗？

我在一个无人看守的黑夜，跑出家门，去到北京。1966年12月，我终于第一次平反了。

回到故乡后，我才知道有一个名叫墨建章的邻居，在文革初，被北京红卫兵几乎打死的事件。而这个人曾在共产党进城前，接受地下党的命令，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不仅解救了许多被捕的地下党员，而且在国民党准备抓捕地下工会成员时，由于他的及时通知使他们成功的转移。本来他一直都以自己的医疗技术生存养家，但是到了文革，他却被打得死去活来。为此我深感不平，决心为他找个说法。

就是如此，我又被第二次戴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破坏文化大革命，判处三年劳动教养！直到此时我才真正地明白，在共产党那里是永远也找不到讲理的地方的。明明墨建章是被命令派到国民党内部的，结果倒成了历史反革命。不仅仅如此，文革中又被毒打抄家！这个共产党竟然是如此六亲不认！从此在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我闭上了嘴，直到我平反。

1986年我终于逃离了这个魔鬼国家，来到了日本。我以为从此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了。没有想到的是：1989年6月4日凌晨的坦克、子弹把我震醒！共产党终于在世界人民的眼中，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杀人了！清晨我赶到大使馆，听说人们在宫下公园集合，于是立即赶了去。会同大家一起游行示威，涌到了大使馆抗议！此时人们挤满了整条街道，愤怒地呼喊口号。我这才感到，人民对共产党的厌恶与反对是如此强烈！如果不是日本警察的保护，当天人们真能将大使馆给砸了！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从此我加入了民运组织。

为了摆脱共产党的束博，我决心转入日本国籍。但是按当时外务省的要求：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于是从1992年开始，我退出了一切政治组织。终于在1998年获得了日本国籍。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父亲去世前，表示要在故乡买一块墓地。毕竟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五年，那种故土观念始终荥绕在我心中，于是我也产生了落叶归根的念头。

2004年底，我在中华食品店无意中拿到了一份《大纪元》时报，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揭露广州地方政府强行将已经交完一切税款，有正式政府批文的画家们盖好的住宅拆除，致使这些画家们损失了自己几乎一生的积蓄，而且有照片证明。我把这张报纸给了途经日本的大姐。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她回到澳洲几天后，突然给我挂来国际电话，说我是法轮功，并且把我骂的狗血喷头。这才发生了上面所说的在入国管理局时，接受同学转给我的《九评共产党》一事。

2005年3月，我为了把我一生的经历，告诉我的子孙，终于写完了自传体小说《教授家族》。正在为出版想办法时，我姐姐又一次打来国际电话，指责我在泄私愤，咒骂自己祖国……。她并且说：你姐夫命令你，不许继续写下去。

面对如此干涉我的自由，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我是已经转了国籍的人，即使是中国人，按照中国宪法我也具有写作的权力！你共产党管得也太宽了吧，竟然管到别国人的头上来了。简直欺人太甚！当天晚上我再一次取出《九评共产党》这部巨著，重新阅读一遍，倍感共产党的无耻、可恶！从此我决心走上反对独裁暴政的不归路！

九评不仅给我们指出一条阳光大道，同时也净化了人民心中对邪恶的惧怕！共产党抓住了人们惧怕的心理，时时刻刻都在想办法控制你的灵魂，让你变成它的驯服工具。但是只要你从心里驱除那种不可名状的惧怕心理，那么它就是一个纸老虎！杨佳在法庭上受审，庭外上海市民高呼：“打倒共产党！”“刀客万岁！”已经万分明确地告诉了人们，就连国内人民也都不把共产党当作一回事了，我们在国外，又有什么担心的呢？！

在《九评共产党》的指引下，今天已经有四千五百万人退出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共产党的确是害怕了，它们到处抓写稿人，到处在严刑逼供。结果是越抓退党热潮越汹涌。它们就是不从它们自身上去寻找根源，因此就加速了它们的灭亡！其实，真正的写稿者，正是共产党自己！是它们用它们自己的血腥的罪恶，每天都在写着九评共产党。那些真正执笔者只不过是把它们的罪恶历史记录下来的正直的人们罢了。

人们说的好：“墙倒众人推。”共产党这个连基础都已经被挖空了的大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这《九评共产党》诞生四周年之际，为了我们宪政民主的早日到来，让我们大家再努一把力，再加一把劲，让它更加快速地轰然倒塌吧！

努力，朋友！

旅日华人 王天增
2008 11 23于日本东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