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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这三个头带给我父母
美国很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数十年对环境的综合治理，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后遗症，基本上得到了医治。“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把自己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全球，这些执着于公益事业的自愿的献身者总是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地告戒人们：“人类和动物只有一个地球，失去绿色的保护屏障，人类和动物都会变成一堆活化石。”他们不善于说教，总是乐于和你倾心交谈；当俄罗斯在公海海域倾倒核废料时，他们立刻乘船前往，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抗议，直至最后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这里，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桃源明所描绘的“室外桃园”的地方，却有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对超导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进行技术攻关。领导这里的超导实验室的，是一个52岁的中国科学家王XX，他原来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国，现在是美国永久居民，年薪20万美元的高级研究员。 和他是在华盛顿认识的，虽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还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成了忘年之交。当时他惊讶我的年轻，感时伤怀的苦笑着说自己已经老了却成了异国公民。当话题到了为什么出国时，我们都沉默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应这位前辈的邀请，我独自来到了科罗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那种居室：两层的建筑格式，一层是主客厅、工作间、健身房、卫生间和厨房，二楼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并兼带一个很大的阳台；在院子里还有停车房。在美国，似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人们关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并把这些作为评价你成败与否的标志；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虽然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人们更尊重的是有首创精神的人，美国人常说：“不要总是去买卖别人制造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一天我们就会变成完全依赖他人的乞丐。”这好象印证了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善于创造，日本人善于模仿，德国人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后创造出惊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复杂的系统”；而中国人，更乐于坐享其成。 使我惊奇的是，走进他的家好象回到了中国：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画的灵性十足的虾，高级音响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独奏曲。置身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发涩。远在海外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在国内有多少牢骚不满，但一但离开了，无论在哪里，想起那片土地心就会抽紧发颤。 这次的话题再次说到为什么出国时，老王迟疑了一下，便激愤地讲述了起来： 我原来在上海某研究所从事新兴科学超导材料的研究工作，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愤而出国。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美国超导实验室。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研究所，设备、条件等方面还说得过去，虽然技术指标比美国落后，但也不是“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可是那里的人际关系复杂极了，糟糕透了。别看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照样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有些人说是学者、科学家，还不如说是政客。说他们在搞学术，不如说他们在搞权术。我刚从外单位调到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还不知深浅，一脚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识分子嘛，总是一付虚伪的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平常见面笑容可掬，转过脸就给你下套子，可我还以为大家对我不错，自己人缘不错。没想到背后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我桶刀子。而且无影刀，让你感到痛却看不见也摸不清。 我插话道：这有点象金庸小说中那些善于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说：你这个例子很生动很贴切。 他接着讲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有外国专家作报告，不用花外汇出国就能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我拿着对方的邀请函向研究室主任请假时，他竟然不同意，“理由”还冠冕堂皇：“现在经费紧张，压缩行政性开支。有些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这次会议没能参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国内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超导陶瓷一类的新物质会超出人们已经掌握的常识在高温时成为超导状态。这是需要一笔经费的。预算早报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过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下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压缩”掉了。这使我很生气，就和室主任顶了几句嘴。 事后，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请到了他家里，对我表示出非常关心和同情的态度。他一面给我斟酒，一面对我说：“XX呀，你还蒙在鼓里呢！那是老X背后尽给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别人比他个子高。”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官，和他有什么利害冲突？” “咳，这你还不明白！你调来的时候不是先找的我吗？武大郎认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对头西门庆了。” “莫名其妙！”虽然副所长讲话就象黑社会老大，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争了好几次了。” 其实，我听人说起过，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对立的两派，学术观点也不一致。说实在的，对这种拜占廷式的勾心斗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帮帮忙，把经费批下来。 “这个嘛，还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枣的为难相。“所里不久就要调整领导班子了。在这之前，怕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的所领导不过是一个过度班子，临时内阁。给他们说了也不顶用。以后我一定帮你说说。”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话，对他的关怀由衷地表示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所领导班子果然重新调整了。民意测验时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结果副主任当选了，而作为“平衡”，室主任当了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样的安排，不过是打着“民意测验”的上级内定。 我是远离官场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课题研究上了，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一篇被美国一家权威刊物转载，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你可以远离官场，但无法离开学术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是沿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阶梯拼命往上爬着。越往上越困难，因为工资总数额的限制，数学支撑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科学家，而是有官场背景有披着学术外衣的人。 我插话道：这好象是中国的特色。国内总是强调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实更多的是官位笼络人，权力腐蚀人。官场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结合点，已经成了评价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其实，留人最根本的办法，是公正留人，廉洁留人。没有这个，我看连象样的狗都留不住，何况是人了！ 老王说：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国家不怕你穷，就怕你没有公正廉洁，没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整个国家的资源都围绕着官场虚耗，前景是很令人担忧的！我去德国的时候，听那里的同行给我讲过这样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刚战败的时候，在冒着烟的废墟和瓦砾中，德国人依然自信沉着地行走着，没有丝毫的沮丧；在一个残垣断臂的屋子里，一个德国女教师依然象平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每个孩子手里都举着蜡烛以照亮四周，其中一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高声的朗诵着歌德的诗 ——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诚勤奋； 周而复始，却从不停顿。 继承传统，又乐于创新 啊，这样又能前进一程！ 当时美国的一个观察团看到这个情景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坚强、真诚又充满创造性的民族，很快就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德国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老王又继续诉说着他为什么出国的原因： 我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按照我的实际水平和研究成果，理应评为副研究员。但是，第一次没有我。 我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大吵大闹或者暗中向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送礼行贿。学术职称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有些人的高级职称其实是哭来的，闹来的，行贿行来的，拉关系拉来的，滥竽充数，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我瞧不起这个。何况，在我们研究所里，比我资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说老张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领导，职称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就是这样老资格的老张，第一次也没有评上副高级职称。 第二次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我没有替自己申辩，但替老张争了几句：“老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让人家搞嘛！过去不让人家搞现在又嫌人家成果少，这难道合理吗？” 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都没有表态，好象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我说了些我们似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张听说我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竟感动得紧紧拉住我的手，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XX同志，谢谢你，谢谢你。我，我……” “老张，别难过。”我赶紧安慰他道。“不就是说你成果少吗？我们合作好不好？你有经验我年富力强，还怕搞不出点东西来？” “好！好！”老张激动的连连点头。 我和老张通力合作，终于弄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中的磁性似乎总在超导上起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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