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其人》二十:躲非典四處流竄(圖)
 
2010-11-27
 
【人民報消息】





第二十章:躲非典四處流竄 保軍權茍延殘喘(2003)


1.非典疫情  

2003年,一起恐怖的非典疫情(薩斯,SARS)席卷全球。

薩斯蔓延近30個國家,8000多人感染,8百多患者死亡,造成三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中國的患者人數最多,香港和大陸的薩斯病例占全球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但外界質疑中共嚴重隱瞞了真實數字,而實際數字要比這高得多。

掩蓋疫情為連任   

薩斯最初於2002年11月在中國南方爆發。

那時正值中共召開十六大,江澤民關注自己保留中央軍委主席一事,中國媒體被要求為這次大會創造良好的政治氣氛,並經常重覆江的口號“穩定壓倒一切”。中共的中央宣傳部內部刊物上明確地提到過,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也就是非典,是被要求不予公開報導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中文語系地區均稱“SARS”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唯有中共定名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據說是為了減低民眾的恐慌情緒。其實減低恐慌情緒要有具體措施,改個名字除了麻痹民眾什麼作用也不起。民眾不了解真實訊息反而更易於聽信謠言造成恐慌。這種自欺欺人的命名法說到底還是貫徹江澤民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方針的產物。

第一病例在廣東被發現後,以江系人馬李長春(政治局常委,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為首的宣傳部門百般遮掩隱瞞,疫情逐漸蔓延至其它省。當李長春離開廣東後,廣東官員內部開始有不同意見。當有地方報紙報導薩斯疫情時,江澤民又急調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為廣東省委書記,直接控制廣東省委宣傳部長鐘陽勝,多次下令禁止媒體報導疫情。到二月底三月初時,廣東省委宣傳部索性對各大報進行人事改組。一場大換血下來,廣東媒體落入中宣部江系人馬手中,在疫情報導上突然偃旗息鼓。

掩蓋疫情是典型的掩耳盜鈴,雖然消息可以封鎖,病毒卻無法封鎖,廣東的薩斯迅速蔓延開來。自2003年2月全球爆發薩斯疫情後,世界各地區幾乎每天都在報導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薩斯發源地的中國,官方媒介一片沉默。

2003 年3月初,全國人大、政協在北京開會時,有個爆炸性新聞,廣東一位醫生病情太重去香港治療,很快死在那裏。香港傳媒才注意到薩斯已在身邊,但為時已晚。從那時起,薩斯開始在香港蔓延。這下全世界都開始恐慌。因為香港是國際社會的經濟和交通樞紐,也是人員和貨物的集散地,每天不知有多少班飛機起飛和降落,不知有多少人出去又進來,要想追蹤查訪根本是不可能的,發病的還好跟蹤,潛伏期的病人就不知有多少了。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中共立即通報國內的薩斯發病情況和擴散範圍。

3月26日,江澤民私人醫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壓力下在北京首度公開疫情。但他只說廣東一省有 792人感染,31人死亡,對其他各省的疫情一概不提。胡錦濤要求地方政府與官員每天上報疫情,並不得緩報、漏報及瞞報。江的親信張文康公然對抗胡錦濤說,中國沒有法律規定必須每天上報疫情。許多觀察家認為,這種有意地忽視造成疫情失去控制,從中國南方的廣東省蔓延至20多個省市,包括首都北京及中南海。隨著進、出國的人流,疫情很快擴散全球多國地區。

實際上,當時北美的獨立華語電視臺——新唐人電視臺從2003年2月即開始發布警訊,報導和追蹤SARS疫情,可惜由於大陸的新聞封鎖,民眾無法獲知這一關係他們身家性命的重要信息。

相反,4月2日,官方媒體發表題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報導。第二天衛生部長張文康在中外記者會上說:“我負責任地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

但這時全國已經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搶購中藥板藍根沖劑、綠豆、白醋、鹽等風潮。許多中藥價格一飛沖天,同時許多人開始戴口罩上街。有人填了首《卜算子》調侃說:“風雨送春歸,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爛漫時,卻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瘋狂喝中藥,待到中藥脫銷時,奸商叢中笑。”

危機到來時更凸現民眾對政府宣傳的信任程度。儘管江系人馬指天發誓的說已經控制了非典,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學生還是選擇了逃回家鄉,亦有外國公司的駐華工作人員撤離北京。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北京當地記者估計,自非典爆發,連日來已經有將近一百萬人離開北京。報導說,近日北京的機場、火車站都是人頭湧湧,擠滿準備逃離北京的人潮。北京的大學校園愈來愈空,例如民族大學已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離開。 這種逃離實際上更進一步地把北京的非典帶到了全國各地。

就在中國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已經在中國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向媒體發表書面聲明,說中國衛生部門隱瞞真相。

蔣彥永說,到4月3號為止,單是被總後勤部指定為收治非典的309醫院,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據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4月3號公布的數字,北京只有12個有關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這位現年71歲、被301醫院返聘回來的外科醫生在聲明中說,他和許多一起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對此感到非常憤怒。

兩週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即被免職,輿論一片嘩然。

儘管江系人馬一直對薩斯遮遮掩掩,但瘟疫無情。4月中旬薩斯闖進了中南海,撂倒了兩個政治局常委:羅幹和吳官正。吳官正最後一次露面是4月1日,羅幹在4月12日以後幾個月內都沒再露面。該絕密消息被知情人透露出來後,江澤民非常緊張,官方媒體隔三差五說他們去了什麼什麼地方考察,實際上倆人都在薩斯病毒中苦苦掙扎。

在國際社會上,因為中共官方實行新聞封鎖,隱瞞疫情,延誤了防禦病毒擴散的時機,造成疫情蔓延全球。90多個國家對中國停止簽證。

中共對薩斯病最初的沉默和對相關資訊的封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使全世界賠上沉重的經濟及生命代價,令各國震驚。

殺人滅口稱“穩定”  

在國際組織和輿論不斷對中國政府處理“非典”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評之後,國家主席胡錦濤警告衛生部門官員不要隱瞞“非典型肺炎病例”。隨後,胡錦濤和溫家寶都開始在中國的電視上頻頻出現,走上防治薩斯的前線。

江澤民則在羅幹、吳官正倒下後立即帶領全家老小躲到上海。這時江氏人馬都退到第二線,讓胡錦濤、溫家寶在北京第一火線上與薩斯交戰,實際上就是借此機會要胡溫的命。江一到上海就命令要用生命保衛上海。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叫苦不叠。薩斯摸不著看不見,殺人於無形,人怎麼可能用生命與薩斯搏鬥?

江澤民堅持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所以無論上海有多少人因薩斯住進醫院,官方公布的人數一直保持四個。有人說,“簡直是開玩笑,我住的樓裏就有五個人得非典。”後來,人數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個外國人,不報不行。直到最後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數穩定保持在七人。這充份體現“三個代表”在穩定上海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胡錦濤南下廣東視察疫情半個月後,逃往上海躲避疫情的江澤民4月26日第一次在上海露面聲稱“中國控制非典取得了明顯成效”。在抗薩前沿由於江系人馬隱瞞撒謊及在疫情面前退縮,江澤民遭到人們的蔑視和憎恨。北大的學生在互聯網上毫不留情地指責他:“跑到上海去避難了!怕死!”
  
但江澤民走哪兒哪兒薩斯疫情就加重。上海雖然層層下令要“用生命保衛上海”,但效果並不好。江看上海情況不妙,又跑到了遼寧、山東。5月底等薩斯情況稍好,江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而是住在了玉泉山。有人笑說,面對薩斯,怕死的江澤民只有四處流竄,因為哪兒他都不會覺得安全。

從整個薩斯爆發的過程看,江澤民及其親信自始至終採取的欺騙政策是導致這場災難的直接原因,他們口口聲聲為維持“穩定”,實際上是維持自己權力的穩定,至於老百姓死多少人,他們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即使在薩斯疫情被公開之後,江仍然繼續隱瞞薩斯疫情的真相。據美國《時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抵達北京解放軍309醫院幾個小時之前,309醫院把40多名已經確診的非典病人轉移到一家旅館;另外,在中日友好醫院也發生了藏匿病人的情況——31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進幾輛救護車轉移。打電話給《時代》周刊提供這一消息的女士說,中日友好醫院的護士對此非常氣憤,因為她們也和攜帶傳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關在救護車裏。

中共內部傳達了江澤民的命令,任何一個地方爆發薩斯,當地官員就地免職。於是地方各級政府官員都不敢將薩斯瘟疫上報,各自謀劃策略,千方百計地“殲滅”和隱瞞薩斯,最普遍的手法是醫院更改薩斯病人死亡通知單的死因。據知情者透露,為防止薩斯蔓延,院方還用藥物給患者注射“安樂死”。一時間,各地區薩斯疫情成為當地政府的絕密情報。

廣東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醫生說:“薩斯病人沒有具體的數據,北京給各地下達了指標,每個地方都有配額,大家根據中央的配額來上報數據,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公布的數據很整齊。”深圳公安一位專門處理薩斯死人的警察說:“因薩斯死者有巨大傳染病毒,各地公安專責薩斯屍體的焚毀。”這位公安說:“北京允許深圳公布的死亡人數不能超過三十人,其實,深圳因薩斯死亡者遠不止公布的人數。”

在廣東、四川和東北三省等地,軍隊用“封村”的辦法,封鎖了很多薩斯瘟疫暴發的村落。其辦法是:首先切斷電話線、禁止所有人員離開、封鎖消息。有一個村落被封村後,有人偷偷跑出來,結果被軍隊開槍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區,基本上是等待裡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後大面積地消毒處理。中國深圳公安局一位警察說:“醫院已不負責處理薩斯病人的屍體,這部份工作,由軍隊和公安系統接管,死者由部隊統一銷毀。”

據悉,截至六月底,僅東北地區就有一萬人死亡。中共嚴密封鎖消息,杜絕大陸媒體透露絲毫馬跡。中國宣傳部門有文件,要求關於薩斯等消息,須由新華社統一發稿,其他地區不能擅自刊登有關薩斯瘟疫的任何消息。在此之前,中宣部在全國整肅報刊,取締報紙,防止“不聽話的媒體”將消息泄漏出去。

自從 2002年11月16日在廣東發現首例薩斯後,在對待薩斯報導上中共高層就有兩派意見,一派意見認為應該向民眾公布,否則蔓延起來後果不堪設想。而江澤民揚言道:“以穩定求繁榮,不惜死200萬。”江系人馬直接掌管的中央電視臺如何報導薩斯都由江澤民決定。被外界稱為敢說真話的抗薩英雄蔣彥永很快被禁聲,並受到軍紀處分。

更荒唐的是面對薩斯疫情,江澤民和中共沒有查找自己的原因,卻把責任推給了無助的百姓,威脅要將“故意”傳播薩斯病的人處以極刑。在政府的失職中,在惶恐的逃命中,又怎麼能有“故意”傳非典一說?在這個時候,江澤民也不放過一切可以用來誹謗法輪功的機會。6月9日,新華社竟然報導說法輪功學員要染上“非典”到全國傳播,這話新華社自己也不會相信。外界估計,此舉其實是在為江下令封鎖疫情區並進行滅口提供保障,同時借此來嚴打法輪功講真相的活動,而不是為解決薩斯的問題。

在薩斯事件中,江澤民再次表現了他膽小如鼠的性格和視百姓性命為草芥的冷漠本性。

2.香港23條立法  

2003年7月1號,中共慶祝香港回歸6周年。出乎中共預料的是,就在當天,爆發了繼89年“六四”事件百萬港人走上街頭之後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超過50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並且要求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幾個小時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還對記者說:“你剛才說有上萬人(會參加遊行),但這一事件還沒有發生吧?組織者宣稱要在下午3點遊行。所以很難說有多少人參加。”

然而,真正參與遊行的,遠不止上萬人,而是至少50萬人。中共對香港民情的掌握完全失控。

“魔鬼在細節中” 

1989 年中國“六四”期間,香港百萬市民走上街頭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令北京恐懼香港成為所謂“顛覆基地”。中方在當時起草的香港基本法(即香港憲法)草案中加進一條規定,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可以立法反顛覆(即第23條)。當時就有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異議,認為23條法律(亦稱“國安條例”)與香港民主自由精神不相符合。

1997年前夕,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就政權交接談判期間,北京試圖就23條叛國罪和顛覆罪進行立法,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國強烈反對。為保證政權順利交接,北京公開表示,暫擱置基本法23條立法。

1990年4月頒布最後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其實質內容有如下特徵:

  1)條文規定在大陸內任何以國家安全為由被取締的團體,其分組織在香港隨時可以被取締,港府無須任何獨立調查。

  2)條文中有意偷換概念,混淆國家與政府的關係。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公民有監視、彈劾政府的權利,而在23條立法中規定反對政府就是反對國家。

  3)23條立法中授予警方的權力過大:如警方不需要有法庭手令可隨時進入民宅搜索、拘捕,無需證據,警方的懷疑就構成證據。

  4)任何港府認為是煽動性的言論都可入罪,無論此言論是口頭的、書面的、還是電子形式的;發表此言論的人有罪、聽到的人有罪、知情不報者還有罪。
  5)如是香港永久居民,不管身在何方,都受此法律限制,如違反23條可被引渡回港;在香港境內的人,無論國籍如何(包括過境者和來訪者),都受23條立法的限制。輕者一般入獄7年,重者終生監禁。

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23條將使寫日記甚至只是把個人想法寫在紙上都成為犯罪行為;而所謂“隱匿叛國”罪,會“變相製造一個要普通人去報告叛國行為的責任”,結果是將許多無知、天真、及信任他人的人或是基於專業操守而不得披露秘密的人入罪。這樣的立法草案,極容易製造冤假錯案。香港著名律師胡紅玉說,薩斯剛過,如果事關重大的公共衛生資訊被作為“國家機密”掩蓋住,就牽扯到每個人的生死問題。

意在禁止法輪功  

99年7月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儘管江在國內竭盡迫害,而董對香港法輪功有所限制,可是畢竟面上在搞一國兩制,無法採用與大陸同樣專制鎮壓的手法。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內人旅遊的熱門地。每天大量的遊客光顧香港,時常能看到法輪功學員散發的真相資料,甚至在旅遊點可以看到法輪功學員播放的戳穿“自焚”偽案的錄像,這是江根本就不能忍受的。第23條立法被江認為是最能用來在香港根除法輪功的方法。

由於此立法涉及許許多多人的權利,打擊面很大,而且在國際上也會成為焦點,直接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特區政府形象。但是江已經顧及不了那麼多,因為99年7月以後,江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鎮壓法輪功,在國內江可以殺人,在香港江只有靠強行立法。

人事啟動  

香港特首董建華是當年香港船王董浩雲之子。董浩雲曾擁有世上最大的運油船隊,但董建華接手他父親的生意,十年內就經營破產。1997年,董建華家族公司“東方海外”瀕臨倒閉,因為得到中共資助才渡過難關。因此董對中共極為順從。

董先生成為行政長官,不是港人的選擇,而是北京的選擇。大部份港人更不希望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

確實,董的命運不在他自己手裏,而是看他對江有什麼用處而定。董在職的幾年,江沒有撈到實質性的好處,相反由於金融危機,江在董身上投入不少。董此時豈能一拍屁股就走人?江早就盤算過這筆帳了,此時急需董為他辦件大事。

2001年末董建華進京述職時,外界報導稱“江對他和特區政府表達了毫無保留的支持,這些都為董連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2年初,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多次表示無意連任,但二月下旬梁愛詩被召到北京,由主管港澳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錢其琛接見,面授機宜。其後梁再沒有表示退意。據了解,梁愛詩出身於中共地下黨員的“愛黨世家”,江安排組織要她留任,她當然要服從組織需要。

2002年7月1日在江澤民力挺之下,表現一塌糊塗的董建華繼任特首職務。

果然,董建華的新班子剛剛建立,9月24日就以律政司主導匆匆發布港府決定,要求根據23條立法,而且第23條有關叛國及反顛覆等罪行的立法給予公眾咨詢只有短短的三個月,最遲於次年初公布一個更具體的方案,送交立法會討論並立法。梁愛詩聲稱已經就此事同北京“溝通”。

逼陳方安生辭職 

自鎮壓法輪功後,第23條立法就被江澤民提上議事日程,並不斷給香港政府施壓,要求港府盡快立法。但當時以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為首的香港高官以還不必要和維護香港形象為由將事情擱置下來。

陳方安生向來作風敢言,被稱為香港的良心。1997年回歸時,陳方安生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官員。不少港人相信,如果香港第一任特首由全民投票產生的話,陳方安生無疑是笑在最後的人。作為一個長期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人,陳方安生深知信仰自由是一個最基本的權利問題,因此在鎮壓開始後,作為香港第二把手的她給了法輪功團體一個法制社會最基本的自由。但江澤民對此非常不滿。江無法撤換陳方安生,就逼她辭了職。

如今董繼任特首,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留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立功心切,上躥下跳,形成鐵三角,時機已經成熟。江要在香港大幹了。

江希望採用的手法和其鎮壓法輪功初期很相似,就是一下子以鋪天蓋地之勢速戰速決。對於香港,為了日後不給國際社會留下說辭,江還是留了點象徵性的3個月咨詢,而對澳門這個不太被國際社會注意的地方,根本沒有什麼咨詢期,直接立法。

江急於給香港念這個緊箍咒,完全忘記了一個事實。第23條條款恰恰是在“六四”時期,香港人民百萬人兩次自發地走上街頭聲援民主運動和譴責中共開槍殺人後,被塞進基本法的。現在江不僅僅是要鎮壓法輪功,而是在挑戰整個香港七百萬人的民主底線——江就是這樣,要幹什麼壞事時,根本不計後果。

各界反對  

23 條問題引起各國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宗教界、新聞界、海外香港人、法律界、學生、商界、臺灣各界等公眾極大關注。香港各界以及世界各地華人的反對聲浪一直居高不下,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香港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紛紛動員起來,向民眾闡述23條的危害,向西方社會尋求支持。

2002年 12月15日星期天下午,香港四十多個團體舉行了自從97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和平示威遊行,反對當局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制定“反顛覆法”。遊行總人數從香港警方估計的1萬2千人到民間團體估計的高達6萬人不等。但是不可否認,這是自從97香港主權回歸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示威遊行。越來越多的港人開始意識到第23條立法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人權等多方面的影響,開始走向街頭,表達心聲。   

在海外各地的華人社區,各香港社團都舉辦了反對23條的活動,打出“守住香港就是守住良心”、“反對23條,還政於民”的標語口號,全球性抗議活動拉開了序幕。

“全球反對23條立法大聯盟”於2002年12月4日在美國華盛頓DC成立,宗旨是:維護香港人權和法制。“大聯盟”呼籲海外華人行動起來,共同為捍衛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盡一份力,使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繼續放射光彩。該聯盟網站幾天就征集到9000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簽名反對23條立法。大聯盟於華盛頓、洛杉磯兩地舉行集會,同步聲援香港的大遊行。“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各地的分盟、加拿大溫哥華華人團體亦在當地舉辦活動,呼籲公眾反對23條立法。

50萬港人走上街頭,震驚世界  

7月1日,即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6周年之際,一般保守估計有50萬香港市民在烈日下走上街頭。人們抗議港府執意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聲勢遠超預期,不僅震動香港,也震撼全球。

這次遊行由40多個組織組成的團體“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遊行自下午3時開始,到晚上9時30分才結束,歷時6個半小時。據主辦團體估計,遊行人數超過50 萬人次,遠遠超過預期,部份媒體估計實際遊行人數多達120萬,香港警方則承認至少35萬。廣為接受的保守估計是50萬,而香港人口只有680萬。

幾乎所有西方各大媒體和通訊社都不停地圖文並茂報導此一大遊行,香港多家媒體更以頭版頭條報導這一歷史性事件。美聯社形容示威人士是“憤怒和憂慮的香港人”。“美國之音”稱上街遊行抗議人士來自各行各業。《華爾街日報》批評港府無視民意,顯示“香港式微”。《紐約時報》稱數十萬香港居民走上街頭,以 1989年天安門慘案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哀悼“香港即將喪失的市民自由”。

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大陸多數民眾當時幾乎根本不知道這則震驚世界的新聞。中共封鎖了幾乎所有有關消息。聽命於中共的鳳凰衛視在7月1日當天只報導了6萬人的“慶祝回歸活動”,卻未報導50萬人的大遊行,大陸所有媒體也對此只字不提。

香港大遊行不僅震動國際社會,北京也為之震驚。香港各派政治力量因強大的民意開始分化。7月6日晚,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突然宣布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同時,自由黨發表聲明,表態支持延後二讀二十三條草案。

董建華原本打算立法會六十席中親中共議席占了二十八、九席,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手裏握有八席,做為行政人員,田北俊有義務服從董建華的命令,因此董自認為手裡的鐵票就已經超過三十六、七張,早已過半,因此根本不理民間的強大反對聲浪,欲強行通過立法。然而田北俊的反戈一擊,令董一下子丟掉了自由黨八票,通過 23條已經毫無可能,原二讀程序不得不無限期延後。

對中共亦步亦趨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由於強力推動23條立法而民望甚低,而財政司長梁錦松私用公款買車被香港廉署報請律政司處理。7月16日晚,港府發表聲明表示接受葉劉淑儀和梁錦松雙雙辭職。

此時,江澤民已是無力回天。

同年9月5日,看到強行通過第23條立法無望,香港特首董建華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為消除社會對第23條立法的疑慮,決定撤回“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江澤民企圖用香港23條控制法輪功、壓迫港人的計謀徹底失敗。但是,江卻倒打一耙,趕緊推卸責任。江以胡錦濤掌管香港事務卻未能向中央提供準確的香港真實民情而造成決策失誤為由,把胡從香港事務的實權上拿下來,讓心腹曾慶紅全面處理香港事務。

港首董建華因為聽命於江澤民而做出很多損害香港人民利益的事情,在香港聲名狼藉。中共認為他已經沒有什麼利用價值,決定換新面孔來治港、迷惑港人。2005年3月10日,失去大後臺江澤民的董建華被迫宣布辭去特首一職。

3.茍延殘喘胡江鬥  

2003年,是胡江鬥非常激烈的一年。

2002年11月的十六大四中全會上,江澤民不得不交出國家主席和總書記的職位。但江澤民不甘心丟掉權力,指使張萬年搞了個突然動議,挾槍桿子繼續掌控軍隊大權。

江澤民給九個常委定下幾個規矩,其中最重要的是九個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為集體領導,沒有核心,因為江不能容忍胡錦濤取代自己成為新核心。江的另一個重要指示是,小事情、一般事務,大家商量著辦,而關鍵問題要江澤民拍板。這樣即使江下臺,胡錦濤也掌握不了權力。江對權力的欲望、對失去權力的害怕、對他人掌握權力的妒忌,非一般人可以理解。

排名之爭  

但這種領導方式被稱為“不三不四”,因為既不是第三代,也不是第四代。更可笑的是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是軍委副主席,而普通黨員江澤民是軍委主席,黨領導一切就成了笑話。對於中共高層的混亂狀態,一家海外媒體比喻道:江澤民繼續執掌軍權給中國帶來不同尋常的權力分配,就好比克林頓已把總統大權交給了布什後,他還臨時地呆在美軍總指揮的位置上。

中共內部對於十六大之後的媒體公開排名到底應該江前胡後還是胡前江後爭吵激烈。這樣的兩個權力中心,讓江澤民心裏感到極度不安,因此一直想方設法採取各種辦法爭奪權力。

江死命提拔將軍,明著挑釁,公開江前胡後。十六大之後的一段時間,無論任何時候都是江前胡後。這倒不是高層把他抬到這個位置,而是心裏發虛的江要做給國際社會看:我還是中國真正的實權者;做給美國政府看:有事還得通過我才辦得了。

但胡有元老的支持,也在暗中使勁,江哪壺不開他就想法去拎哪壺。2002年底,胡錦濤親自主持新一屆政治局成員的第一次集體學習,邀請專家講解憲法就是一例。胡用憲法來為自己的權力地位提供支持,也暗示江澤民不遵守憲法。胡錦濤不明著說,但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

2003 年元旦前夕,在江澤民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組織生活會,憋著火沒地方撒的上屆政治局委員也出席了會議。江澤民想通過這次會議討好賣乖,平息人們普遍對江繼續死抓軍權的不滿。會上江稱:又是一個五年了,大家解開“結”,互通一下,還是好的。沒想到結果會議炮聲隆隆,火力集中轟向江澤民。李瑞環等指江五年來從不聽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會上各位對江提出了六個方面近四十條意見,其中包括:專權、搞獨裁、個人崇拜,為自己樹碑立傳,到處作秀,嚴重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和民族尊嚴等等。會上還質疑江澤民已經是普通黨員,為何有關黨、政方面的重大決策,都要送江辦(即江澤民辦公室)審閱,為何在黨內文件、通報及中央、地方黨政機關報把普通黨員江澤民列在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名字之前。最後一致決定,以後江胡排名要改為胡前江後。

自2003年1月1日起,中共黨內文件、通報上,都改由胡錦濤放首位,江澤民居次位。江澤民對此非常惱火,自1月1日到1月20日江就沒和胡一起出來過。1月21日江和胡一起出來參加中央軍委舉行的慰問演出,江澤民硬是借此機會走在胡前面。

窮途末路無人理  

江澤民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繼續抬出“三個代表”。

2003年2月12日至18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給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國務院的部委領導舉辦“三個代表思想”集訓班。

但令江澤民生氣的是,集訓班的有些高官不但沒有盛讚“三個代表”,反而指責說:不解決、處理好黨的監督機制和黨的建設,而空談體現三個代表、貫徹三個代表要求,都是在消耗時間,根本不能解決黨內什麼實質問題。還有的學員直指江澤民說,三個代表思想是2001年才提出的,卻宣傳為1949年建國以來、十三屆四中全會十三年以來,黨“始終貫徹三個代表要求”,這是當著六千萬黨員、十三億人民在講假話。這些學員都是中共新班子的高級幹部,他們對“三個代表”的態度,其實就是對江澤民的態度。

3月15日,在“橡皮圖章”人大的等額選舉中,留任國家軍委主席的江竟有98票反對、122票棄權。可想而知,如果是“差額”選舉,他註定選不上。江澤民對此感到非常沮喪。

2003年3月18日,江澤民還能夠控制的新華網在江的授意下,特意公布了幾封外國元首祝賀江續任軍委主席的名單,其中包括剛果(布)總統薩蘇、納米比亞總統努喬馬、沙特國王法赫德、烏拉圭總統巴特列,以此來為江壯聲勢。

但有意思的是,過去和江有來往的美、加、英、法、俄等西方大國的元首,沒有一個給江留任軍委主席發賀信。江澤民常說要帶胡一程,送胡一程,炫耀自己對處理外交事務有獨特手法,意思就是中國缺了他不行。但江權力稍微一失,就已經沒有人把他當回事。這使江澤民感到顏面掃地,憤恨不已。

潛艇事件搞安插  

2003年5月2日,中國海軍一艘常規動力潛艇在內長山以東中國領海進行例行性訓練時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難。

關於海難原因各種報導都有。中共公開報導先說是機械故障,後又說指揮操縱不當造成。然而潛艇拖回港口後發現艇身完好無恙,而且70人是在極短時間全部突然窒息死亡。海外軍事專家認為,每艘潛艇都設有逃生艙讓艇內成員避難,但今次災難中竟無一人可以成功逃離潛艇,令人感到驚訝。另有軍事評論員分析指出,遼東半島出海域水深約一、兩百公尺,對潛艇來說只屬淺水域,即使出現機械故障,潛艇也能維持一段時間,不至於會造成70名官兵死亡。因此,此次事故顯得頗為蹊蹺。

後來據中共海軍知情人士透露,潛艇事故是一個即將退役的海軍軍官以同歸於盡的自殺方式來報復江澤民削減軍隊的措施。江要清洗掉老軍頭在各級的影響力,安插進自己人,所以要給軍隊換血。這引起眾多退伍者的不滿,最終致使北海艦隊出了這麼大的事。

那天潛艇原本官兵配制為五十七人,出事前北海艦隊剛好派了一位大校副支隊長上艇巡視,多帶了十二人上艇,那位即將退伍的海軍軍官認為這是報復最好的機會。等潛艇馳離青島海軍基地後,他突然關死進氣閥,導致全艇缺氣,與那69人同歸於盡。

但出事後,江不但一句自責的話也沒有,反而把海軍司令員石雲生、政委楊懷慶、北海艦隊司令員及政委四人全開了,都換上對自己表忠心的人。現在的海軍司令張定發就是江澤民借此機會安插上的,並送進中央軍委會去監視胡錦濤。

江澤民控制的新華網北京6月13日配合發布消息,海軍361潛艇失事原因已查明,是由於“指揮操縱不當”造成的。但為什麼會指揮操縱不當卻沒敢說出來。

在要對難屬進行慰問的時候,江澤民不忘打擊胡錦濤。江專門叮囑手下人一定要請到胡錦濤,因為胡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江澤民的重點在“副”字上。

於是人們看到了這樣的報導,“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中央軍委副主席胡錦濤、郭伯雄、曹剛川,5日在大連接見了海軍361號潛艇遇難官兵親屬代表和所在部隊代表。江澤民代表中央軍委……”江儼然又得到了民心、軍心,排名擠到了胡錦濤前面。但這一招也顯得很愚蠢,因為這樣江更加無法逃脫事故的責任。

借“神五”為兒子搶功

2003年10月15日9時整,耗資190億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

沒發射前,江澤民說要由吳邦國和曾慶紅陪同親去發射基地,要第一個和宇航員熱線對話,不讓胡錦濤出風頭。但計劃不如變化快,臨去前江又病倒了,結果還是成全了胡錦濤。胡不但到現場觀看,而且在發射升空後發表了講話。而江澤民卻延遲到第二天才有力氣給總指揮李繼耐打電話表示祝賀。

但是,“神舟五號”爆出了一個最大冷門,江澤民的大兒子江綿恒居然成了“神舟五號副總指揮”,在兩個功臣榜上出現,分別排行第二和第四。黨的喉舌之一《光明日報》在10月17日更是利用“神舟五號”大樹特樹江綿恒,讓各界震驚不已。

江綿恒1991年6月在美國費城Drexel大學獲得電機工程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惠普公司工作。1993年1月江綿恒回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1997年7 月就被提升為上海冶金所所長,兩年之後於1999年11月乘火箭飛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綿恒短短六年就從一個普通的科技人員躍升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一切都是江澤民特意安排的。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是負責“神舟五號”發射的最高機構,由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李繼耐上將擔任總指揮。其他四名副總指揮除了江綿恒是外行之外,皆為資深專家,包括總裝備部副部長胡世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慶偉、國家航天局局長欒恩傑。

江綿恒則既沒有載人航天工程的專業知識,更沒有實踐經驗。江綿恒無心科研,整天琢磨的是如何能夠利用江澤民的權力把國庫的錢轉移到海外,如何能夠搞到最先進的網絡屏蔽技術對國內百姓封鎖真實資訊,如何能夠再往上爬,以及如何延續江家王朝的壽命。

江澤民極貪權,也極其害怕失去權力,沒有自己完全信得過的人掌權,江是放不下心的。現在面臨全面交權,江的擔心更重了,也更希望穩住權力,而權力在兒子手裏江才感到最靠得住。因此,儘管怎麼也輪不到江綿恒當航天工程副總指揮,江澤民卻厚著臉皮把兒子硬塞進去,以圖一旦時機成熟,讓江綿恒掌控軍隊大權。

事實上,江長期以來一直把自己的兒子親戚都往核心部門安插。大兒子江綿恒控制科學院技術部門,監控中國電信、國際網絡,技術、金錢一把抓;小兒子江綿康坐火箭跑到南京軍區當少將副政委。在黨內外、國內外要求江交出軍權的強大壓力下,為了控制軍隊,江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把大兒子江綿恒也往軍隊裏塞。所以,“神五”一上天,江家父子就迫不及待地要伸出長手摘桃子了。

與此一脈相承,2003年,江澤民為了進一步抓權,還提議死黨和情婦陳至立參加國家軍委、國防科技、教育有關工作。但軍隊的高級將領都很看不起陳至立,背後給她起的綽號是“婊子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時,江的提議因分歧大而被擱置。

在面臨下臺之時,江澤民動作不斷。但無可奈何花落去,江澤民的權力沒有能夠保多久就在更不光彩的反對聲中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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