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其人》十三:迫害大法赤膊上陣(圖)
 
2010-11-18
 
【人民報消息】


第十三章:迫害大法赤膊上陣 元兇巨惡一意孤行(1999下半年)

江澤民當政十五年(包括後來垂簾聽政的兩年)經歷了很多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比如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鎮壓法輪功,前面的事不是運氣碰上了,就是利用其他人為己賣命而獲,只有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的獨家“專利”。

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如果說“六四”後進京,在險惡的政治鬥爭中,江是一步步站穩腳跟的話,鎮壓法輪功事件使江澤民立即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這是企圖速戰速決的江澤民始料不及的。從江澤民一意孤行啟動鎮壓機器那一刻開始,其命運就緊緊和鎮壓運動捆綁在一起,其一切決策也都是以此為中心。

恰如手無寸鐵的基督徒在強大的羅馬帝國長達300年的迫害中仍然屹立不倒一樣,超世俗的信仰的力量是無法用世俗的概念去度量的。法輪功幾年來和平理性的抗爭讓死不認錯的江澤民騎虎難下。因此,要了解江澤民1999年之後的思想和行為,就必須對這場迫害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1. 羅織罪名

從1999年“四.二五”上訪事件後,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的調查摸底、輿論宣傳準備、調動公安偵查搜集情報,以及各地黨組織的思想準備工作就一直在緊張進行。江澤民把這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由於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1998年移居美國,江澤民甚至希望通過減少五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引渡李先生回國。李先生於1999年6月2日發表了《我的一點感想》,其中說道:“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時無條件的幫助人解除疾病,使人達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錢與物質報酬。對社會對人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不過我聽說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戰爭罪犯或人民的公敵。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條。”

李先生還說:“其實,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為準則,我自然也要做一個表帥。在我個人與“法輪功”弟子遭到無端的非議與不公正的對待時,都充分的表現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懷,給政府充分的時間來了解我們,無聲的忍受著。……其實我非常清楚有的人為何非要反對‘法輪功’。就是像媒體報導中說的學‘法輪功’的人太多了。一億多人是不少,難道還怕好人多嗎?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壞人越少越好嗎?”

儘管江澤民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諄諄勸善之言,但是他還是太習慣用自己那卑鄙小人的思維模式去猜測別人。江還認為沒有人不怕死、也沒有收買不了的人。所以,掌握了全部國家機器的江認為沒有自己辦不到的事情。

1999年6月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把法輪功的產生和迅速傳播說成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同我黨爭奪群眾、爭奪陣地的一場政治鬥爭”。

江澤民從來不為自己的結論提供任何論據和論證過程,也全然不顧法輪功和平、理性並且已經給億萬民眾帶來身心改善的事實,蠻橫專斷地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職幹部、離退休幹部,所在單位的黨團組織和行政部門的領導都要停止修煉法輪功,並“在思想上劃清界限”。

從政治局對他4月25日當晚寫的那封信的反應上,江澤民感到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乃至常委都在鎮壓法輪功的問題上相當冷漠,包括朱镕基領導的政府部門也認為把法輪功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實無必要。因此,江決定成立一個聽命於他的跨部門領導小組,淩駕於一切政府機關之上,直接避開政府、司法系統、財政系統等部門對推行鎮壓命令的約束。於是他想到了李嵐清。

當時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外其他六名對鎮壓持反對態度。在中共高層口碑很壞的薄一波聽說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對鎮壓,於是出來表態,表示堅決支持江的決定。

江澤民還決定去說服跟自己私交不錯的李嵐清。江澤民拿出黨性和“亡黨亡國”的帽子威逼李嵐清,最終李嵐清立場松動,同意了江的決定。

這樣,江澤民按照他的設想成立了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的領導小組,由李嵐清任組長,並根據中共“槍桿子、筆桿子”的理論任命羅幹和丁關根任副組長。江還任命公安部副部長劉京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為主要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並指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密切配合。該機構於6月10日成立,故稱其為“610辦公室”。

就其性質而言,“610辦公室”是個不折不扣的非法組織,其產生和存在都沒有法律依據,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一樣。“610辦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繞過法律,繞過正常的經費和人員編製審批,調動全國的鎮壓和宣傳機器迫害法輪功。這個非法組織的總頭目其實就是江澤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澤民傳達下去的。江怕留下證據,送去的密令從來不敢落款,但“610辦公室”的人見到此類“白條”就會立刻執行。

江澤民利用自己獨裁權力,採用非正常手段,繞開正常的法律體制,組建淩駕於各級司法系統之上的“610辦公室”,並讓“610”去脅迫從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員執法犯法,徹底中斷了中國二十幾年來的法制進程,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江澤民當時雖然跳得很高、喊得很響,但卻也拿不出什麼具體的辦法。於是江澤民找曾慶紅私下謀劃,通過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於1999年6月14日發表了《接待部份法輪功上訪人員,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談話》,其中提到:“一、連日來,一些法輪功練習者紛紛傳言,什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煉功者進行鎮壓了 ’,‘黨團員、幹部參加煉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二、黨和政府對待正常煉功健身活動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我現在再次重申: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這些政府要員向全國正式發布的信誓旦旦的談話和許諾,不難看出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從無信義可言。

本來法輪功的一切活動就都是公開的,所以那些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對中共媒體並無戒心。但與此同時,大量的公安和特務偽裝成法輪功學員,打入所有的法輪功煉功點搜集信息,對他們的各種活動進行照相和錄像,調查清楚了每個法輪功煉功點的負責人的情況。

2. 開始鎮壓

7 月19日,江澤民召開中共中央高層會議,以總書記的身份下達了開始鎮壓的命令。上萬名武警荷槍實彈進入北京,周邊軍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7月20日,江澤民下令進行了一場遍及全國範圍的大逮捕,所有被認為是法輪功“骨幹”的成員都被中共拘留或帶走問話。江還在7月29日試圖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引渡李先生回國,但遭到國際刑警組織的斷然拒絕。

“六四”之時,中共就是先用機槍坦克殺人後使人們不敢說話,然後再用宣傳機器全力說謊,在接下來只有一個聲音的環境中,許多人都聽信了中共的謊言。江澤民認為這一招對法輪功應該同樣奏效。江下令銷毀所有法輪功的書籍和音像製品,同時指示封鎖互聯網上所有可能得到法輪功真實資訊的網站,迫使民眾只能從被江操控的國內媒體獲取有關訊息。

在鎮壓前,北京市電信局提供263服務,也就是用戶無需登記用戶名和口令,撥打263後即可上網瀏覽,並且可以註冊電子郵件信箱。在鎮壓開始的那一刻,263以技術維護的名義,停止郵件服務48小時,阻擋國內民眾通過郵件與海外及時聯繫。

在鎮壓開始兩天以後,7月22日下午三點,江澤民精心準備的謊言就登場了。一部三十多分鐘詆毀法輪功的電視片在全國反覆播放,片中充斥了各種千奇百怪的謠言。比如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磯的講法,原始錄像中有一句話說“過去人所說的那種劫難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電視上當局恰恰把“不”字給剪接掉了,這樣這句話就變成了“過去人所說的那種劫難是存在的”,然後以此為由,說法輪功在宣傳世界末日。

1999年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萬 3千億元人民幣,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軍隊、武警、公安、勞教、監獄系統,還有2000多種報紙、雜誌、上百家廣播和電視等宣傳機構,僅中央電視臺就有 12個電視頻道,覆蓋全國,而且通過衛星用外語向全球播放。7月20日以後,一夜之間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忽然全力運轉,目的只有一個——江澤民宣稱:要在 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報紙、雜誌、廣播電臺和所有的電視頻道開足馬力,24小時反覆播放所謂的“揭批”文章和節目。警察把修煉群眾從每一個煉功點趕走,將不服從的人押上警車抓走。所有的工廠、企業、學校、街道都要組織人們集體收看批判法輪功的新聞和節目。各國的中國大使館也開始組織當地華人開“揭批會”,並向各國政府散發詆毀材料。全國上下燒書、抄家、抓捕、人人表態支持鎮壓,以及廣播、電視、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批判,恍惚之間,如文革再臨。

這裏還不能不提到,江澤民同時還動用在香港收買的媒體對法輪功進行詆毀,其中最賣力氣和最迷惑人的就是“鳳凰衛視”。鳳凰衛視表面看起來不偏不倚,但中共的重要稿件直接下到該電視臺,不但一個字不能改動,而且誰如果敢提出任何異議,立即就得卷鋪蓋走人。工作人員都知道,鳳凰衛視在最關鍵的時候,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發揮著中央電視臺不可替代的作用。

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是中共總參特務出身。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後,劉長樂受羅幹的秘密派遣,與偽科學家何祚庥合作,從99年5月就開始對法輪功竭盡造謠之能事,製作誣陷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的專題節目,並在北京印刷發行了一本專門誣蔑法輪功創始人的書,不但內容荒誕無稽、通篇謊言,而且用詞非常惡毒。鳳凰衛視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包裝自己吸引觀眾,以貌似公正的外表全力配合江澤民進行欺騙宣傳,為鎮壓法輪功製造輿論,毒害了無數大陸和海外的華人。鳳凰衛視人員後來紛紛出事,劉長樂被揭發參與中國銀行前行長王雪冰經濟違規及犯罪活動,接受盤問調查,中文臺副臺長趙群力駕機墜毀身亡,女主播遭遇重大車禍,資訊臺記者被綁架。

看到江澤民傾盡全力鎮壓法輪功,不少社會學家當時估計,“以中國政府的力量,法輪功堅持不了一個星期。”

不過江澤民失算了。他一直沒有搞清楚一個問題,法輪功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骨幹”,所謂的“負責人”也僅僅是在集體煉功的時候拿個錄音機放音樂、或者有什麼活動通知一下大家,除此之外,負責人與煉功點上的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別。每一個人都有各自在社會上的工作,每一個人也都根據對《轉法輪》的學習和了解去決定如何做。那種認為抓了“負責人”,法輪功就會群龍無首的情況並沒有出現。大規模抓捕反而使那些普通的學員也都站出來,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和平請願和講清真相的作用。

從7月20日凌晨開始,大量的法輪功學員開始從各地湧向北京為法輪功鳴冤、上訪,為自己的合法煉功權利申訴。7月21日和7月22 日,中南海附近、西單、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門等地不得不戒嚴。610辦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價阻止群眾上訪,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嚴密封鎖,軍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然而,仍然有許多人步行或騎自行車,穿山越嶺趕赴北京。一些人在進京途中被當地公安截回並拘留,另一些人則成功到達北京。數萬上訪的學員被臨時關押在豐臺和石景山的體育中心。

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匯集北京城區的上訪學員人數,最多時超過30萬,而北京城近郊區長期以來都維持大約 70萬為法輪功上訪請願的人。這些人從政府官員、軍人、知識份子、學生、商人到普通農民,從小孩到白髮蒼蒼的老人都有。有些遠在四川、雲南、黑龍江、新疆的農民,甚至包括有些一輩子從沒有出過遠門的農村婦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訪的遙遙旅途。一名吉林白山的婦女,在坐車去北京上訪的時候被警察截在了遼寧,並被沒收了所有的財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從漫天風雪的東北,沿路要飯,走到了北京。一個四川農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盤問時,打開自己的包袱,將9雙穿爛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說:“我走了這麼遠才到這兒,就為了說一句心裏話。法輪功好!政府錯了!”

當時到北京打橫幅抗議的至少有兩位省部級官員,出於安全考慮這裏不便透露他們的名字。他們也同樣被警察抓到,在詢問並核實他們的姓名和身份後,警察嚇了一大跳,趕緊讓原單位領了回去。這裏不但反映出修煉法輪功的人遍布各個階層,同時也反映出江澤民的獨裁,連這樣高級別的幹部也無法向江進言。

上訪是中共在文革後為了解決大量冤假錯案而制定的有中國特色的官民溝通渠道,是弱勢群體討一個說法的最後希望。江澤民在對待法輪功時,卻制定了禁止為法輪功上訪的“公安六條”。中共石家莊市 “610辦”在2005年農曆新年之際下發了迫害法輪功的工作部署通知,該通知中有“六防”,其中最後一防就是“防止法輪功利用法律手段和上訪搞對抗”。依法申訴被說成是“對抗”,就要被抓被判刑,“利用法律”就是“犯法”,這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一大隱蔽邪惡之處。可以說,江澤民在這方面是開了歷史的 “先河”。

江澤民感到最難以想像的是,儘管他已經下令採取了極其嚴厲的措施對待上訪、請願——包括罰款、監禁、開除公職,以及家庭連坐、單位牽連等手段,這些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似乎不為所動。江澤民簡直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人會為了信仰而甘願犧牲一切物質利益。這些法輪功學員對信仰的堅定,也讓江更加妒嫉李先生,同時也更使他急於把法輪功鎮壓下去。

3. 法輪功與國際社會的反應

就在江澤民緊急動員鎮壓的時候,李洪志先生正好在澳大利亞悉尼參加世界各國部份學員主辦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5月2日,李先生會見了《澳洲新報》、《自立快報》、《亞洲周刊》、中華電視公司等中文媒體的記者,當天下午,又會見了澳洲國家廣播電視局、《悉尼晨鋒報》、法新社等媒體的記者。

李先生在開場白中說:“我認為佛法是嚴肅的,通過媒體像做廣告一樣吹,這本身就是不嚴肅,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借用媒體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學員覺得好,學了之後,他就把自己心裡的感受,身體的好轉,整個狀態告訴他的親戚、朋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自己的親屬撒謊,對自己的丈夫撒謊。那麼說出的話就是真實的,絕不會我受騙上當了,再叫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再去上當,絕沒有這種事情。”

李先生還表示,“學員當中有許多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科學家,有許多是博士、碩士,特別是在美國那個環境下,有很多,不下幾千人,那都是拿幾個學位的。這些人不聰明嗎?他們非常聰明。比如說,在我們中國大陸,有許多人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高級幹部,甚至於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有過思想信仰,追求過,也有過盲目的信仰,也經歷了這樣、那樣的運動,這些人是傻子嗎?他絕不是,他能夠盲目地追求一個東西、盲目地信仰一個東西嗎?這些人是絕對不會。”

李先生的談話打消了國外許多人對法輪功的很多疑慮。所以江澤民在開始鎮壓法輪功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類似的、能夠澄清法輪功事實真相的訊息截堵在國門之外。

在中國開始鎮壓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發表了一篇聲明,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國際機構、善良的人們能給予支持和幫助,解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危機,同時希望中國政府及領導人不要把法輪功群眾當成敵人。

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先生接受各國媒體採訪,不斷說明一點:法輪功不會構成對任何政權的威脅,相反,對任何政府、國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7月22 日,法輪功明慧網發表李先生給中央和政府領導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對無辜的法輪功群眾採取打壓政策,而應該通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他預言這種不計後果對修煉人的殘酷迫害,將最終導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這是所有善良的人們都不願意看到的。

與國內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規模的和平請願同時發生的還有世界各國法輪功學員的聲援。7.20事件後,許多學員自發匯聚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康乃迪大道2300號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前靜坐和平請願。那以後的2個星期中,學員向美國各級政府、議員、媒體和世界170多個國家的駐美大使館,講述中國發生的迫害,希望他們能夠幫助法輪功學員跟中國政府對話。

很快,自由社會的各國政府和人權組織就做出反應。1999年7月至12月,加拿大政府、聯合國世界公民聯合會、澳大利亞、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等紛紛通過決議,強烈抗議和譴責中共這一侵犯人權和踐踏自由的行徑,並呼籲營救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4. 中共決策層

自從鎮壓命令下達以後,作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權力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竟然從此就從電視上消失了,一連半個多月沒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一則江澤民座談國企脫困的新聞。本來國企三年脫困,是朱镕基就任總理時的豪言壯語,如今這個領域也交給了江澤民,看來朱镕基當時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講”匯報上,李鵬說:“對法輪功人員不要追究參與沒參與,關鍵是看其思想認識是不是轉變了。這一點,一定要向同志們講明白。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成敵我矛盾,要把握分寸。”這也是李鵬在刻意和江澤民殘酷鎮壓政策保持距離。

政治局委員們也對鎮壓不以為然。讓江澤民十分惱火的是,除山東、遼寧等少數省份外,許多省市對鎮壓不感興趣,對鎮壓的指令陽奉陰違,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廣東,到1999底仍然有“法輪功絕大多數是好人”,“在廣東不判一個”等說法。被選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錦濤、李長春也是消極敷衍、低調對待,不願和江一樣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江澤民沒辦法,2000年2月只好親自去廣東督戰。他批評廣東對法輪功“鎮壓不力”、“軟弱”,要李長春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還親自給深圳市委發傳真要他們“守住陣地”……。在江澤民和羅幹的高壓下,廣東終於開始勞教法輪功學員,第一批被勞教的學員中就有胡錦濤的大學同班同學張孟業。有人對江澤民說:你這是一石二鳥,既給廣東省鎮壓法輪功開了先例(胡錦濤的同學都判了,誰還不能判?),又給胡錦濤套上了“出賣同學”、“不仁不義”的恥辱牌。

江澤民一個人在臺前大跳大叫,中央許多人卻像看小丑一樣看著他表演。

5. 脅迫朱镕基

看到鎮壓的遲緩進展情勢,薄一波給江出主意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這和镕基同志不重視、不公開表態有關。”

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句話:“馬列主義一卷卷,毛澤東思想一本本,鄧小平理論一篇篇,江澤民學說一句句。”實在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了。實際上,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幾十個字而已,實在是算不上什麼思想。然而,從鎮壓法輪功後,曾慶紅開始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廣“三講”,江澤民也把“三講”作為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

按照曾慶紅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親自接見法輪功學員,他不出來講話,會給外界造成黨中央分裂的猜測。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譽,如果支持鎮壓,可以讓不少人倒向江澤民這邊,也可以讓那些來上訪的法輪功斷了希望。“三講”運動是一個很好的強迫朱镕基表態的機會。

曾慶紅把這些分析告訴江澤民後,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訓了一次話,大意是說,國務院部門“三講”進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講”當作維護執政黨地位的運動重視起來。江澤民指責朱镕基長期以來“不知道服從政治的大局,對黨中央的政策有抵觸情緒,消極應付。要知道,‘三講’中最重要的就是‘講政治’。鎮壓法輪功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江說,“镕基同志,黨中央要求國務院不但要‘講政治’,而且要講好,要把推廣‘三講’和當前最大的政治結合好,否則就是分裂黨!”

從江辦出來,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後朱镕基還是違心地表態支持江澤民的鎮壓決定,也許他是不想再受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趙紫陽的淒慘狀況。

“三講”其實並沒有什麼成效,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副對聯,借用政治局委員吳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說:“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講來講去無官正,反貪污反腐敗反墮落反來反去未見行。”

當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馬昭也是讓賈充在前面幹壞事,自己躲在後面;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張春橋等人推在前臺;但鎮壓法輪功這樣愚蠢的毫無理性的行為,沒有多少人願意賣命,江澤民想躲在後頭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沖在前頭,所有的黑鍋都自己當眾背上。他不但四.二五當晚連夜寫信給政治局,還在9月份參加在新西蘭奧克蘭的亞太經合會議上,親自給每個國家元首遞上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失盡體統。

江澤民滿心希望各國元首“干涉一下中國內政”,對他的鎮壓表示贊同,結果碰了個大釘子。克林頓通過美國國務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批評中國大陸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到三個月以後,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次人權演講中,公開批評中國鎮壓法輪功,把逮捕法輪功成員稱為壓制人權的“一個麻煩例子”。當然,江澤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賦人權,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敢說他江澤民鎮壓有理。看到遞小冊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澤民隨即祭起了兩頂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內政”和“反華”。

6. 勞民傷財的“慶典”

中共對法輪功的輿論批判每天不斷,新聞聯播中至少有一條以上的新聞是抹黑法輪功的。這種情形整整持續了大約兩個多月後,突然中斷了幾天,因為中共要為其奪取政權五十周年舉行一次大型慶祝活動,輿論上也因此要營造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來。

對五十周年慶典最翹首企盼的就是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了。他要在這一天把他的巨幅肖像和毛澤東、鄧小平並列起來,享受一下君臨天下的感覺;同時,他要像鄧在建政三十五周年的慶典上一樣,檢閱三軍,過一下軍委主席的癮;他還要讓“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之類的標語走上天安門廣場,以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權力。

當初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則是五十周年慶典按照三十五周年慶典的規模辦,而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原則被遠遠拋在一邊。慶典前,朱镕基把計委的曾培炎和財政部長項懷誠找過去詳細詢問慶典工程的預算情況,得知各種獻禮工程、提高公務員和離退休人員等的工資,追加基礎設施建設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億元人民幣時,氣得雙唇緊閉,不發一語。後來他對工作人員說,“我這個總理什麼也總理不了。比如北京這幾項大工程勞民傷財,毫無必要,但是我砍得動嗎?美國別說建國五十周年大慶,就是百年大慶,它華盛頓敢這樣搞嗎?誰搞誰下臺。全國老百姓的錢能集中在首都用嗎?”

江澤民則說:“我的意見是,慶典要有氣勢。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主要算政治賬,不要過於拘泥經濟賬。何況我們現在的國力完全辦得到。”

其實,即使中國的國力確實辦得到,又有什麼必要?江澤民這一次的揮霍,其耗費接近於100個希望工程,相當於救助2億多個學生的款項。這筆錢可以讓3千萬下崗工人生活一年(按每人月費500元計)。

當江澤民的車隊駛過天安門廣場,當他也學著鄧小平喊“同志們好”的時候,他卻不像鄧小平那麼自信滿滿。因為他知道,當年北大的同學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時,至少鄧得到了全國人民、至少是全國農民的擁戴,而他江澤民臨近慶典之前,卻把一億多善良百姓打成了敵人,這些人連帶他們的家屬和親朋好友是多麼龐大的一個數字!

7. 鎮壓升級

鎮壓已經快三個月了,慶典前後,來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源源不斷。讓江澤民弄不懂的是,這個看似不堪一擊的法輪功修煉者團體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頑強生命力。

慶典結束的當天晚上,江澤民又找到了曾慶紅。他說,“現在每天的動態清樣上都有法輪功上訪的消息,前一段時間我命令信訪局把上訪人員直接抓走,現在進京的這些法輪功都改到天安門煉功抗議了。各個省每天都有人來,而且在國際上我們也很被動。”

曾慶紅說,“現在從常委、政治局委員到各級黨組織,對鎮壓都很消極。我建議:第一、各地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各地如有上訪的法輪功超過一定數量的,一把手撤職;第二、上訪人員中山東來的幾乎最多,告訴吳官正,如果再有上訪人員就撤銷他省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如果鎮壓得力,可以考慮他在十六大上當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錦濤的態度很曖昧,原來我們選定的第五代領導人李長春在廣東的鎮壓,也很不得力。我們必須採取措施。”

送走了曾慶紅,江澤民緊急召見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組織一批院士宣揚科學和無神論,借此批判法輪功。路甬祥匯報說以何祚庥、莊逢甘、潘家錚為首的一批院士正準備聯絡一批宗教界人士成立一個揭批法輪功的組織,宣傳無神論,“把批判運動引向深入”。江澤民對路甬祥說的這幾個人很不以為然,讓路甬祥去做錢學森的工作。

中科院當時煉法輪功的人相當多,“四.二五”中南海請願時,站在府右街中南海正門對面大街的就是海澱區八大學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學生。由於中國科學院是中國最高科研教育機構,社會影響力極大,因此江澤民臨時決定將剛剛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擔任所長不到三個月的長子江綿恒馬上調中科院任副院長。

一般來說,一個理工科博士畢業的人,要先做博士後,然後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帶出一批博士並發表一批論文後,再擔任系主任、學院院長,非常有成就的才能評為院士。江綿恒學術上沒有建樹,直接擔任中科院副院長非常不合適,但江澤民既然提出來了,路甬祥也只能照辦。就這樣一天教授也沒做過的江綿恒就成了中科院的領導。

臺灣中研院院長、諾貝爾獎金得主李遠哲對江澤民的安排嗤之以鼻。有人撰文說,“如果臺灣今天就回歸大陸,臺灣中研院合併到大陸中科院裏來,總不能讓臺灣這麼個地方政府的中研院院長當堂堂大陸本土的中科院院長吧?你讓李遠哲在路甬祥手下聽吆喝就夠窩心的了,再讓他和江綿恒平級,人家怎麼能服氣!?”

就在江綿恒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長以前,他通過江澤民的關係於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國網通公司。如果說,一開始他是看上了電信領域是一個暴利行業的話,自從網通開始運營之後,他便以封鎖中國互聯網為第一優先任務了。

法輪功在海外擁有一大批科技驕子,擁有碩士及碩士以上學歷的在海外修煉者中占相當大的比例,擁有博士、教授、系主任頭銜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北美的法輪功修煉者,一直利用他們掌握的最新科技,通過互聯網等手段突破網絡封鎖和國內學員互相呼應,不但把法輪功在國內受迫害的真相及時通報國際社會,同時也把國際社會對法輪功的聲援反饋國內。

8. 血債大家都要有份

以喬石為首的一批退休老幹部對江澤民的鎮壓十分反感。在1998年,喬石曾經對法輪功做過調查,並得出了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面對海外各國政府的壓力和國內不斷增長的上訪潮,政治局開會時開始有人提出停止鎮壓、給法輪功平反的聲音。

江澤民聽後心情極其糟糕。如果給法輪功平反,就意味著他江澤民在全國人民面前摔了個大跟頭。誰不知道鎮壓是江澤民發動的?再說又把誰拋出去當替罪羊呢?

曾慶紅告訴江澤民,要想在政治局裏消滅平反聲音,就必須加大鎮壓力度。薄一波也給江澤民出主意說,“六四”之所以沒有人認真討論平反問題,就是因為殺人殺得多了,這個問題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黨就得下臺。現在鎮壓法輪功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所以政治局想犧牲江澤民,奪江的權。薄一波說:“我建議:第一、要打死幾個法輪功,有了人命,他們就得考慮他們要為平反付出的代價;第二、要讓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開表態支持鎮壓,這樣所有的血債大家都有一份兒;第三、宣布法輪大法研究會為非法組織遠遠不夠,這個定性必須升級,要讓老百姓覺得只要修煉法輪功就是犯罪。”

江澤民採納了建議。幾天以後,在吳官正的地盤裏,山東省招遠市張星鎮人趙金華因不肯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而遭到電擊、體罰和其他酷刑,10月7日被迫害致死。警察們按照上面的指示強迫趙金華放棄信仰,一邊打一邊問趙還煉不煉了,她至死都說煉。趙金華成為第一個被披露出來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10月25日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時公開稱法輪功為“邪教”,並表示人大常委會正準備表決防範和嚴厲打擊“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幾乎與此同時,十幾名來自瀋陽、北京的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紀念碑北側,打起了一幅5米多長白底紅字的橫幅“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十五秒之後,周圍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擁而上,對這些弟子拳打腳踢,並將他們迅速帶走。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體都刊載了一則讓江澤民火冒三丈的新聞。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避開警察層層圍堵,在北京郊區一家賓館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在場的外國記者講述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和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到殘酷迫害的事實。許多駐京的西方大媒體記者都到場了解法輪功真相,並發出了相當準確的報導。江澤民當時仍在法國,接獲消息後厲聲喊道:“告訴羅幹立即破案,把這些開會的法輪功全部抓起來殺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輪功!”在隨後的幾年裏,參加新聞發布會的法輪功學員當中,絕大多數已經被判刑、勞教或“失蹤”,其中丁延(32歲)和蔡銘陶(27歲)已經被迫害致死。

在對法輪功學員肆無忌憚的抓捕持續3個月後,甚至已經開始出現法輪功學員因為不放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後,面對國際社會強大的壓力,江澤民忽然發覺自己在鎮壓程序的部署上,有個難以掩蓋的重要漏洞:要對被抓法輪功學員定罪,竟然還沒有一個合適的法律依據。法輪功問題說到底是個信仰問題,是個思想問題,而現代法律不能對思想定罪,只能是對某種行為定罪。要想“治得了”法輪功,首先還得解決這一尷尬。

在江澤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屆人大推出了一個所謂懲治“邪教”的決定。令國際社會好笑的是,江澤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據這個10月30日通過的“法律”對早在7月份就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判刑。現代法律有兩個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說,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另外新的法律不能對頒布之前實施的行為定罪。但是江澤民卻用10月份制定的“法律”去給7月份以前法輪功學員的行為定罪。據說過去有個“百發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訣竅是先射出一箭,然後以中箭處為圓心畫靶子的圓圈。中共正是依靠這種手段保持著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

但必須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的法律也沒有取締法輪功。雖然江澤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發布過“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輪功學員煉功、上訪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機關,因此“六禁止”並無法律效力。10月份人大頒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輪功定為邪教,因為法律在制定時只能說某種行為是犯罪,而不能說張三犯了罪。張三是否犯罪,取決於法院在審判時是否認定張三違反了某一條法律。所以,凡是“法輪功就是邪教”的說法,完全出自江澤民或人民日報,二者都無立法權,根本無法作為法庭判案的依據。

羅幹在江澤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級法院於1999年12月26日開庭“審判”了原法輪功研究會成員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和姚潔,對他們處以最高達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這些無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羅幹特意選在了聖誕節過後的第二天,西方記者回國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過國際社會的關注。當時,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請旁聽的300多名法輪功學員則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勞教。

9. WTO談判

江澤民現在迫切需要找一個機會和西方社會改善關係,也需要安撫國內因鎮壓而引起的民間怨氣,於是他又想到了WTO。

江澤民在美國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前召開政治局會議。江澤民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丟掉幻想,認為我們強硬一點,美國就會讓步。克林頓倒是不在乎和我們簽協議,但是美國國會不答應。1997年和今年4月份镕基同志訪美的時候都因為美國國會從中作梗而沒有簽下來WTO,這次我們要繼續努力,必要的讓步是不可避免的。”

江澤民一直把加入WTO視為他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因此在朱镕基與美國代表團談判之際,一直都是他在幕後操作,所有的讓步最後都是江澤民親自拍板定下的。由於急於加入世貿,江澤民決定的讓步要比朱镕基四月份美國之行的讓步大得多。10月15日,當雙方終於簽訂協議的時候,朱镕基已經吸取了“功高震主”的教訓,沒有出席協議簽字儀式以及當晚在中南海舉行的慶祝酒會。《新聞周刊》評論說,一紙世貿協議使朱镕基成了“隱形人”。

倒是江澤民喜氣洋洋地出席酒會並接見美國談判代表。他喜笑顏開地說:“人逢喜事精神爽”。

江澤民並沒有爽得太久。當時部署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江澤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無論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駐外使節遊說,又是給各國元首親自遞上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國際社會卻並不買賬。1999年11月18日晚,美國眾議院全體議員通過了要求中國政府停止鎮壓法輪功的218號決議案;第二天下午,美國參議院也通過了內容相似的217號決議案。

決議指出,法輪功是一種主張和平、摒棄暴力的個人信仰,而中共對法輪功的取締不但違犯了中國的憲法,也違反了《國際公民政治權利條約》和《國際人權公約》;同時,數以千計的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堅持信仰和向國際社會求助而被拘禁並在關押期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慘無人道的折磨。有鑒於此,決議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並要求美國政府竭盡全力,通過各種官方和民間渠道,包括聯合國人權組織,向中共發出強烈呼籲,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停止一切對他們的非人道待遇和迫害行動,並按照中國憲法恢復法輪功修煉者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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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一意孤行鎮壓法輪功,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災難。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在其預言詩《諸世紀》中寫到,“1999年7月,恐怖大王從天而降……。” 那一年7月20日,太陽系呈現災難天象,九大行星連成一個巨大的十字架,而就在同一天江政權開始對法輪功的鎮壓,江當時發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隨後中國被捲入持續6年的巨大災難,天文數字的財力物力被江拿來鎮壓法輪功,至今還在繼續。然而法輪功和平反迫害,講真相始終如一,以不變應萬變,從未退卻或消失,海外更是廣傳全球,日益贏得世界的理解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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