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哥本哈根猜想提前破解(圖)
 
李天笑
 
2009-12-10
 
【人民報消息】中共把中國變成了污染大國,這是早就人人皆知的。2006年中國碳排放量60.17億噸已超過美國獨占鰲頭,這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前不久許多人才知的。中共在哥本哈根用減排“40-45%”的說法把100多國懵到暈,這是很多人不知的。

12月7日至18日,100多國官員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峰會,商討《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後新的協議。中國乃溫室氣體最大排放國,過去數年一直處在難以解圍的狀態。然而在這次會議開始之前,突然有了鹹魚翻身之感。

中共9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提出降低“碳排放強度”概念時,人們只當一句空話。中共當局11月26日公布了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時,人們才明白:一個“新概念”出籠了。此“新概念”與美國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17%相比,據說“把美國噎得夠嗆”。

央視、新華社等所有官方媒體有了這等乾貨,其它炒作題目,都顯得次要一等了。40%比17%大,這是小學生能搞懂的。中共的40%真比美國的17%大嗎?這是一個哥本哈根猜想。

話得從頭說起。其實,全球氣候變暖是因為太陽輻射的變動造成,還是與人類排放溫室氣體有關,科學家之間存在不同看法。後一種看法導致了1979年聯合國首屆世界氣候大會。1991年第二屆世界氣候大會啟動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談判。92年《公約》通過,並於94年開始生效,其中一條重要原則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是,《公約》並沒有法律約束力,只是一個框架。

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作為《公約》實施文件的《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主要規定了兩大方面的內容:一是明確了各締約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指標,如要求議定書列出的38個國家排放總量必須在2008年至2012年間比1990年減少5.2%。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適當情況下和可能範圍內”制定國家、區域規劃,改進排放目標和模式。二是提出了實現減排目標的四種方式,包括“排放貿易機制”(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進行排放額度買賣交易)、“凈排放量”(即可以從各國實際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數量)、“清潔發展機制”(承擔減排的國家,可在他國投資能夠減少排放量的項目,而減下來的排放數額可以返還給投資國)、“聯合履約機制”(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推廣應用到了歐盟各成員國之間)。這第四種方式暗含了,不但在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也存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

美國在克林頓執政時曾簽署《京都議定書》,但2001年3月,在美國參議院否決後,布什宣布退出該議定書。美國退出的主要理由有兩點:一是全球氣候變化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係尚無定論;二是一些排放量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未被列入承擔減排責任名單,單靠發達國家減排效果不佳。

平心而論,美國的顧慮不能說沒有道理。首先,現在有一半的溫室氣體是發展中國家排放的,尤其是中共自詡“崛起”並已成為頭號排放大國,不能再逃避責任。其次,世界共享一片天空,污染超越國界,環境是相互影響的。一國排放污染不僅僅是單純在污染自己,也是在污染鄰國和世界。如果發展中國家照排不誤,哪怕發達國家減排再多也影響有限,所以必須各方共同努力。

但這卻折射出中美之間的重大分歧。雙方爭議的一個重點是,按國際通用和常規方法,確定減排度是根據各國現有水平的排放總量,而中共當局卻認為應該按“人均排放量”計算各國的減排額度。先不談中共在衡量國力時使用GDP總量的雙重標準,此衡量方法首先遭到西方學者的批駁。歐盟氣候變化《斯特恩報告》的作者斯特恩認為,中共所謂“人均排放量概念”是有用心的,因為在中國存在很大地區差異條件下,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均排放量已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如果把落後地區加進來,就掩蓋了中國排放超高的事實。

謬論被揭破後,中共玩了一個“單位GDP碳排放比下降”的花頭。換句話說,如果只是減少每單位GDP的碳排放比,那麼隨著GDP的增長,碳排放總量卻可能反而增加。國外諮詢機構Wood Mackenzie的研究指出,2005到2015年間,中國的碳排放量可能會以每年平均6.4%的速度增長,使得2020年排放量達到2005年的兩倍。而2030年時碳排放量會達到2005年的三倍。

也就是說,中共當局發布的碳減排目標,並沒有實質減少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當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美國等國,都非常慎重提出實質性減排數字時,中共卻一本正經地玩了一個哥本哈根猜想,撒了一個彌天大謊,把“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變成了欺騙和愚弄人類的一次機會。

另外,中共把2005年作為計算的基準年是因為2005年這一年的單位GDP碳排放是最高的。用2005年作為基準年,到2020年減少 40%─45%,讓人感到中共政權的減排力度和決心很大,超過美國很多。

再者,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和耗能產業的縮小,即經濟結構的變化,單位GDP碳排放的減少本來就是一個自然的趨勢,並非像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所稱的,將是一個“需付出艱苦卓絕努力”的目標。

其實,降低碳排放、發展低碳經濟和開發新能源在技術上可能是中國扭轉高污染和高能耗發展經濟的一個機遇。但這種轉機正在被中共人為阻斷或白白錯過。中共在哥本哈根的主要目的是從被動的承受指責轉變為主導大會話語權。中共除了在定量減排上用“猜想”忽悠大會外,同時用“兩大陣營、三大勢力”策略,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歐盟、美國和77國集團加中國,與歐盟、美國等周旋,粉飾其政權形象。

許多人對峰會能否形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氣候協議表示擔憂。中共學者認為,哥本哈根會議成敗在於看“美國能走多遠”。其實中共的“哥本哈根猜想”才是掏空會議的真正禍害。中共在氣候協議上的狡詐,正應了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一句警告:紅色政權會變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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