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芷明在北京。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本文主人公是一位法國人。她在中國的經歷和她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值得大陸民衆、海外華人和西方政界參考，有助於他們走出中共製造和散佈的謊言迷霧。）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在旁邊的西方人，我們還能做什麼？我覺得幫助中國的民主過程，對全世界都有用。因爲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現在它的經濟也是越來越發達。如果中國不民主的話，這會對將來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很大的危險。爲什麼？你可以看一看，現在有一些國家，有恐怖分子，想創造那些非常危險的武器等等。那麼這些朋友好象都是中國的朋友，沒有一個不是。像非洲的津巴布韋、伊朗、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可能不算最危險的一個國家，但是他也有還他的危險的傾向，等等、北朝鮮，那麼好象這些國家都是中共的盟友。如果有一天，中共的權力更大的話，它跟那些國家創造一個新的聯盟呢，那麼這個就對全世界形成很大的危險，我不是說只有西方國家可以創造武器，創造原子彈等等，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一個國家如果有民主呢，他的那個老百姓可以選他的領導，他認爲這個領導比較可靠，再說呢，這個領導周圍有很多顧問，這些顧問原則上都是要對老百姓、對全世界負責任。但是如果你在一個獨裁製度裏，那麼誰選你這個總統，這個領導，沒有人去選，周圍的人都是你自己去選，你這個獨裁製度的那個代表人物，要選什麼樣的人？就要選支持你的人，不要去選對國家最有好處的人。所以我認爲，這種國家就不應該有原子彈的那個能力，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幫助中國國內的老百姓，改變自己的國家，這個對我們法國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爲中國現在很近，你天天都可以坐飛機，幾個小時之內你就在北京，那麼這就是說，天天都有中國人幾個小時之內都跑到法國那兒，那麼這些中國人，如果沒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習慣，沒有尊敬其他人權的那種要求，他們在法國、德國、美國，都會做什麼樣的災難呢？這個我們不知道，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我不，我沒有任何種族歧視，沒有任何就是不相信中國人會做好事，相反的，我相信他們肯定會做，提供對全人類很好的榜樣，很好的經驗等等，但是在這個制度之下，我不放心。我真的不放心。有很多例子，天天都有例子。比方說愛滋病，愛滋病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愛滋病它不懂什麼國藉，你是中國人、非洲人、美國人、法國人，它都會傳染，那麼，現在有一些人有愛滋病了，中共政權不幫助他們，或者幫的不好，這些人可能兩個月三個月會吃藥，然後不吃藥，這就是說他們的病會有變化，會變型，會變成一個新的愛滋病，可能比過去還危險，那麼，這個比過去還危險的愛滋病，對我們全人類是一個危險。這個呢，跟民主有什麼關係？有很直接的關係，如果你是一個民主國家，你必須關心你這個老百姓的那種衛生的條件，醫療費，去醫院治病的能力等等等等。這都是很重要，現在中共政權，它知道有兩萬農民得到一個奇怪的病，它無所謂，因爲他們是農民，死了就死了，不管。這個是很蠢的態度，因爲農民得到什麼病，絕不是說城市的人不會得到，絕不是說你的父親他的女兒不會得到這個病，我們都會得到。所以，一箇中國人生病，一箇中國人生活條件不好，你必須想辦法幫助他，解決他的問題。現在中共政權，沒有這種考慮，它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可以說它的階級，它周圍的那些人，支持它的那些人的利益。然後其他的人它不管。這個是，這些現象是很可怕的。

我們在西方有一些人就是特別擔心，對整個世界的這種污染，所以，我覺得現在和過去一樣，我們要繼續替這個中國民主的這個過程奮鬥，而且我們必須合作，爲什麼必須合作？因爲中國有中國的傳統，中國這傳統當然有的很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它的不好的一面，可以說是獨裁，獨裁也屬於中國的傳統，你要克服這個傳統，你必須到外邊兒去找新的印象，新的做法，你要思考，現在英國比方說還有一個國王，但是他還是民主；美國有這個不直接的選舉，也是另一種民主；法國就是全老百姓去選他的總統，那麼你到處看一看，對你，哪個制度最有效。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民運人士沒有這種權力，這是很可惜。我們就覺得必須把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優秀的文章翻成法文，給西方人看一看，讓西方人更好的了解中國知識份子的要求。中國知識份子正在思考什麼問題，如果我們這些國家之間沒有這種經常的溝通，很深刻的了解，這會創造一些災難，你如果不了解你對應的人，你會以爲他這樣或者那樣，其實他根本不這樣，他又是那樣。

現在很多西方人就認爲，這個共產制度可以說是一種合法的制度，是符合中國老百姓的要求，沒有一個獨裁製度去控制這個人口，那麼中國會亂，會不好。奇怪啊！現在很多西方人都接受了這個中國的宣傳。我完全不同意這個宣傳。我認爲中國文化的一些傳統一部份，傳統的一部份，離民主很近，比方說，就是對個人的生命是有很高的尊敬，過去就這個法律要非常細膩，法律要看看你真的有罪沒罪，如果你沒罪，那就把你釋放，你有罪就把你懲罰。這個法律制度，在中國的傳統裏起很大的作用。而且我們都知道那個那種「包青天」，什麼那種大官哪，都有，很不得了的名譽。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國的道德，可以提供今天的現代社會很多很多的解決現在的問題的辦法。但是因爲共產黨制度不允許這個真正的傳統重新起作用。發生了一些很不好的現象，比方說，有很多廟又開了，但是真正的宗教就得不到什麼教育，比方說基督教，有很多人相信基督教，但是他們必須到地下教會去聽他們那些牧師的話，等等，這些現象都不好，每個人都應該有能力去選，他自己的這種精神生活的那種食品，你想吃什麼你就吃什麼，然後你就培養你自己的那種世界觀，如果你有能力自己培養你自己的世界觀，我覺得你不會做什麼壞事，如果人家老組織你去信，你就會說，好，中共政權只允許我去賺錢，OK，我就去賺錢，別的我都不考慮，別人怎麼樣我不管。我的孩子有足夠的條件，有好的房子就夠了，我就不考慮別的。這個對一個民族，對一個國家非常不好，而且這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傳統。

毛澤東，他進行了很多錯事兒。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利用暴力的方式去做。很多人就，原來有工廠，原來是富農，原來有什麼大飯店，他們，其實自己不是什麼壞人，他們就是很好的企業家吧，或者很聰明的農民。發生了很多很多沒必要的災難，死了好幾百萬中國人，可能是好幾千萬中國人，我不知道，數不清。但是這個都是一個大災難。我的朋友之間幾乎沒有一個沒有他自己的爺爺被槍斃；他自己的奶奶自殺；他的父親就呆了就是十八年的勞改，在勞改營呆了十八年等等等等。那這種災難哪，會有什麼後果呢？我覺得，好幾代之後都會有後果。這些人心裏有一種痛苦，這個痛苦會影響他們自己的，反應他們自己對道德的觀點，好象心裏總是有一種仇恨，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惡劣的循環，因爲到現在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沒有任何法律去說，當年的政府做了一些災難，殺了一些很多無緣無故的人，這根本不應該殺，到現在沒有任何決定去說當年的制度是一個壞的制度。所以這個是很遺憾的，對整個中國的那種老百姓的這種成長，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所以，我們又回到制度那兒，一個制度哪，要保護每個人的權利。我在法國大學裏教書，我經常發現有一些祕書，他們的那個文化水平其實很低，能力也很差，我們中文系過去有一個祕書，他幾乎什麼都不會做，他只會把信放在信封裏，貼郵票，然後到郵政局去送，晚上他去看有沒有什麼信，然後從郵政局帶到我們系那邊兒，我心裏想，哎呀，給這個人發一個工資有什麼用，後來我就理解，我們大學是國家的大學，不是私人的大學，它就是專門給那些能力差一點的人提供生活的機會，提供賺自己的工資的一種尊敬，給他這種最低的那種，有最低的要求，讓他去做，然後給他一個退休金，然後讓他安安靜靜的就生活到老。我年青的時候不理解這個，我覺得這個人沒能力，幹嘛僱用他，後來我懂。一個國家必須有這樣的職業給他。

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做這個，它雖然表面上說的很漂亮，要給大家同樣的機會，給大家分那個財產，給大家分那個土地，然後大家一起做，其實不是這樣的，它當年分的原因就是更好的控制農民。如果它真正的關心農民哪，它會相信農民，一個農民他知道要種什麼，這兒可以種玉米，這兒不可以種玉米，毛澤東沒有相信老百姓，他就覺得到處都要生產大麥，全中國要種稻，要種大麥，結果有很大的災難，很多人餓死了。因爲在農民的那個地域裏面，中共政權也沒有任何信任，它以爲什麼老百姓都是一個就是危險的人物。可以有反抗，可以有壞的想法。所以到處都是這種恐怖的氣氛，我記得很清楚，我75年下過鄉，我到農村去工作，結果我正好在一個民兵家工作，我有一次不注意的打開一個箱子，我發現裏面都是槍，我就問他那你家裏怎麼那麼多槍，他說，啊，可能有一些壞分子吧。我們必須控制壞分子，你想一想，在一個農村會有多少壞分子呢？這是什麼樣的理論呢？

當然到處會有不好的人，但是不要民兵去統治，要法律去控制。要上法庭，要給他審判，然後，如果它是一個殺人犯呢，那就處理這個人，按照法律去處理。那麼毛澤東沒這麼做。他就把兩個階級就放在對面，有好的階級，有壞的階級，然後讓大家去鬥。這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第二個呢，你可以發現有什麼現象：如果毛澤東信任他的老百姓，信任他的農民，他可以允許他有組織，你看中國有很多組織，有什麼婦聯，有什麼？有全中國的工會，當然都是官方的，但是起碼有這些協會。農民有什麼？沒有。農民有什麼代表自己的那種團體的能力，沒有。那麼共產黨的一些領導就說得很清楚，如果我們允許農民組織起來，那麼我們就是少數，他們是大多數，我們國家就變成了一個農民，我們被農民控制的一個國家。他就怕。你看一個政府對自己的老百姓就沒有信任。這算什麼政府。

胡錦濤上臺的時候，很多西方人和中國人都以爲他會比較開放，比較，他會比較關心那中國老百姓的需要等等。所以很多人都對他保持很大的希望。然後慢慢的發現，他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那麼我想對中國人說一句，我覺得沒有，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領導是好的一個人。我們法國的那個希拉剋也並不怎麼樣哪，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你看那個美國的布什哪，誰會喜歡有這麼一個朋友呢？所以你不要以爲一個領導，萬一出來什麼不得了的領導，他會解決一切問題。他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很可能，非常聰明，非常善良。但是你這個社會呢，爲什麼突然都要學習他呢？他好，是他的問題。你好，是你的問題。所以一個領導呢，不會解決問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我們經常說，民主不是一個理想的制度，但是沒有更好的。這是什麼意思，民主不光就是一個過程，沒有完善的民主，但是有這個過程。比方說剝削，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傾向。我有一個工廠，我的目標就是讓工人拼命的工作，賺的錢越少越好，我賺的錢越來越多。這是自然的現象，這是人類的現象。所以需要一個制度去控制這個現象。這個制度就是懲罰你，你如果不給合適的工資，你如果不尊敬他們的那個就是學習的能力，休息的能力。那麼你這個工廠就會就被罰款等等。所以我對任何領導，即使國外還是中國國內的，不保持任何希望。

我這就是對這個制度是保持希望的。因爲一個制度可以慢慢的改變一個社會。而且幫助對這個社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這不是說領導根本沒有影響，當然有影響啦。當然有一些領導比較好，有一些領導比較壞。但是這個制度可以控制他們。那麼中國的歷史上有很大的變化，比方說國民黨時期，中國是這樣；共產黨時期是那樣，有很多人去研究這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國的經濟和發展，到現在這個最後的結果我們還不能判斷。但是有很多很多歷史學家就認爲，其實國民黨時期的中國經濟並不那麼糟糕，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戰爭，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的那種現象，說不定這個國民黨會帶來中國的很多的好處。

但是你要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一箇中國的很好的制度。這個分析，我完全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而且你要說現在改變這個制度，突然的改變就會有很大的後果，很大的災難。這個我也不同意。我認爲，現在中國共產黨可以開始慢慢的做這種政治的改革。我不是說要馬上改變一切。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步一步的進行改革，第一個改革，是一個很小的改革，你允許那些流亡的民運人士回國。這是一個很小的改革。但是，那麼多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回國，誰會發現有什麼變化，沒有人會發現。但是中國的民運馬上會改善。我們馬上全西方國家，全民主國家，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就會認爲：啊，現在中國允許多樣的這種文化，多樣的這種言論的自由。這是一步。就是這個不會引起什麼大的辯論，也不會引起什麼大的大亂。

第二步，尊敬這個宗教的自由，人家在家裏信什麼，在教會里向什麼上帝或者什麼佛，或者什麼什麼神，去禱告，這個會有什麼影響？對整個國家有什麼變化？沒有！就是讓中國老百姓更安靜，更放心。更發揮他自己的這種道德的好傳統。這個也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但是對整個那個中國不會有很明顯的那種衝突吧！也不會引起什麼大亂。就一步一步的，比方說，每一個月有這樣一個小的措施，小的變化。那麼兩年之內，這中國就已經差不多民主了。這個不是全世界的一種很大的希望嗎？這不是中國老百姓，整個老百姓的一個很大的希望，能享受越來越大的自由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一起，慢慢的說服中共政權思考這個問題，比方說那些法輪功的人，他們在那些每個公園，煉習他們的法輪功，這個對整個經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對這個底下的那個天，老天爺有什麼樣的關係？沒有！就讓他們高興，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這個也會給他們提供更好的工作的條件。你如果心裏高興，你去工作的時候你就發揮自己的能力。

我不懂中國領導怎麼會那麼傻。不懂這麼簡單的道理。我這個天真的西方人，我只能這麼說，我不看那個複雜的這種政治的生活，我就看這個，就是這個基本的要求。等於，比方說胡錦濤，他今天突然決定吃西紅柿是非法的，在這樣的制度呢，完全可能有這種現象。你想一想，我吃西紅柿對國家有什麼關係？我信什麼教，對國家有什麼關係？這個，我也是天天思考的問題，到現在還不能有什麼回答哪，我就是非常希望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他們那些人突然有一天會起床，覺得：是啊！言論自由對國家有什麼壞處呢？沒有任何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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