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還是個楞頭青，不，是個還沒有長醒的娃兒，加之又是所謂翻身的歲月，當然是 「運動」的「打手」和「極積分子」，也是個當之無愧的劊子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國內政治形勢驟然緊張，一時謠言四起：「美國佬從朝鮮打到中國來了」、 「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機作亂了」，說得有鼻子有眼，誰不相信？剛得到解放的窮人能不仇恨嗎！那時我在成都市一區工委工作，是個死心踏地捍衛紅色政權的「死硬分子」，只要一聽說有人反對共產黨，不用領導發話，也會上前把他捶扁。

記得，大概是1951年3月的一天下午，全區黨團員全集中到一個地方開會，開什麼會未作說明，只說有重要任務。開會地點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館裏，我們去時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幾間辦公室裏待命，思想顯點極度緊張。午後六點，公館關上大門，不準任何人進出，到了晚上九點又來了一批人，房門和窗臺堆放着許多麻繩，空氣裏瀰漫着窒息的壓力。大家表情各異，互相猜測，可又不敢打聽，只能屏心靜氣耐着性子打撲克等候。到了晚上10點，參會人員集中到大會議室，門窗關閉，各處還有人把崗。不一會兒戴局長披着棉軍大衣，嘴上叼着香菸，一臉嚴肅，拉長聲音宣佈開會。他首先傳達「最高指示」：「同志們，毛主席說，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打垮了國民黨蔣介石八百萬匪軍，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可是失敗了的敵人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藉着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的機會，一些潛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伺機作亂。爲了保衛我們的紅色政權，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今晚全市要進行大逮捕，你們就是參加執行大逮捕任務的同志。對反革命分子我們決不能手軟心慈，對他們手軟心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堅決打擊！堅決鎮壓！」接着，公安局另一個頭兒講話，他除了講今晚大逮捕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外，還講了逮捕人的一些具體技術問題，以及如何處理緊急情況。然後宣佈紀律和編組，還說，「如有反革命分子敢於公開反抗，立即擊斃。但一般情況，不準開槍。」

我聽後心裏好激動，爲黨和毛主席立功的時候到了！但又有幾分恐懼，萬一敵人開槍打死我怎麼辦？管他的，爲革命犧牲很光榮，不然怎麼叫革命？下夜兩點，我們按臨時編定的小組出發。每個行動組爲三人，配備一名公安戶籍（現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資料，如姓名、性別、年齡、特徵，所住街道的門牌號。我們每人袖口上扎條白布帶爲行動記號，口令是「勝利」。

初春的成都有點寒意浸骨，冷風嗖嗖，街燈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沒一點聲音，各個街口都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執勤，殺氣騰騰，一片肅然。街頭巷尾的流浪狗，一見有人就唁唁的叫個不停，好像要把這祕密告訴第三者。我忍不住罵：「叫什麼，再叫老子給你一槍。」

我們行動小組的任務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個國民黨僞軍官，三個蔣介石特務，據說特務藏有槍枝，大家緊張極了，懷着一拼的犧牲精神。我們人人提着槍，拿着繩索，按戶籍資料逐門搜捕。先由戶藉以查戶口名義賺開門，我們再持槍衝進屋，拉亮燈大聲喊：「不準動、舉起手。」真順利，竟無一人反抗，就像籠子裏抓小雞那麼輕而易舉。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個個反縛雙手，五花大綁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點由指揮部派汽車來收取獵物。這些人規矩極了，灰臉低頭一付狼狠樣，連眼晴也不敢亂看。但在逮捕一個國民黨軍官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他們夫婦兩人，一直跟隨國民黨從南京逃到廣洲，又從廣州逃到重慶，再逃到成都，本來要逃到臺灣，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無辦法再跑，只好留了下來待產。我們去抓他時，他跪在地上不停磕頭求鐃，大喊長官手下留情，寬限幾天，等太太臨盆了再抓，或到時候他到指定地點投案。我猶豫了，一個老區來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們行動組的組長，橫看一付吊角眼，大罵道：「媽媽的，就是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幹什麼，給我捆起來！」我心裏真不是滋味，可這是革命啊！我們走了好遠，還聽到那女人的哭叫聲：「共產黨！毛主席！寬大寬大我們吧？我們不敢反對你們喲！」

完成任務後我們來到集中地，將這些五花大綁的反革命分子像裝卸貨物，一個一個地塞上汽車，送到寧夏街四大監關起來。直到凌晨7點全市解除戒嚴。第二天《川西日報》（四川日報前身）登出通攔消息：「堅決鎮壓反革命，保衛紅色政權，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徹底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勢力。同時，我們鄭重告欣一切潛藏下來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則將遭到嚴歷的打擊」云云。

大逮捕後的十天左右，成都市開始大鎮壓，第一批先殺148人；第二批殺了56人。此後，隔三五天殺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殺人的佈告貼滿大街小巷，整個城市處在從未有志的恐怖氣氛中。夜裏小孩若不聽話老是哭，父母只要說一聲：「再哭，解放軍來了」。孩子立刻收淚止聲，連啍也不敢啍一下。在這大鎮壓大屠殺的日子裏，人人循規蹈矩，市面上連個吵筋鬧架的人都沒有，誰不怕掉腦袋？

被殺的人多是國民黨時期的軍政人員（軍、警、憲、特）和地方上的惡勢力（鄉、保、甲長以及哥老會的頭目），故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全是根據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連殺人佈告也是用手寫的。這些反革命從監獄裏拉出來，對對名字照片，不脫衣服，不賞酒飯，立刻五花大綁插上死標，甩上刑車（不是押上，因爲一部刑車要裝20餘人，四周還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門外20裏之遙的磨盤山駛去。磨盤山是個亂葬墳，樹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縱然殺個幾千幾萬也好處理。兩天前這裏就挖了許多土坑，一個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屍體。刑車到了磨盤山一字兒排開停下，衆多的解放軍在四周早早地佈下警界線，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槍筒，在山坡高處還架有機關槍，在警界線外是農村武裝（又稱民兵）。囚犯從刑車上一個個甩下來，由兩個解放軍提着胳膊飛快地跑向指定地點。20人爲一批，齊嶄嶄地跪在地上，站在他們身後不足五尺遠的解放軍，端着步槍瞄準着射擊的腦袋。監刑官一聲哨音：預備；二聲哨音：瞄準；三聲哨音：扣動扳機，崩的一聲，被殺者腦袋開花。殺人的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裁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樁樁。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指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我算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148人時，我執內勤距刑場最近，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腦花，紅紅的血水，流成一條條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泥土變了一個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令人目昏頭眩。

批量性的大屠殺後，變爲小批量的屠殺。這種小批量的屠殺在於「打擊敵人，教育羣衆」起到殺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處是，每殺次人就要召開上千上萬人的公審大會，地點多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被公審的人均是五花大綁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繩索快勒進肉裏，每人胸前掛着塊寫有本人名字、畫上紅×××的大紙牌。他們一個個低頭彎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審臺前，受害的苦主站在臺上一聲聲一字字，揭發控訴他們有過的罪行。被激怒的參會羣衆不斷地呼喊口號：「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捍衛革命勝利果實，支援抗美援朝！」、「堅持要求政府鎮壓反革命xxx！」，然後是「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記得最清楚的是公審前國民黨某地區專員冷寅冬，因他發動暴亂，不歸順共產黨，俘後不認罪。公審人問他：「你爲什麼要反對共產黨，組織發動暴亂？」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頭說：「共產黨是亂黨，用暴力顛覆了合法的國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對他。」又問：「你當僞專員貪污了人民多少財產？」他十分泰然說：「我不是僞專員，我是中央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貪不貪污你們管不着，今後你們共產黨比國民黨會更貪污。」 他侃侃而談, 顯得很從容。還有西門同興社總舵把徐子昌，東門青龍公會總舵子黃亞光，兩人是上通官府下擁槍炮的黑勢力老大，解放後拒不與共產黨合作，支持兄弟夥打解放軍。公審他們時都不倒威，挺胸直項一副好漢樣子。再就是何本初與夏鬥樞。何是茂縣專員，解放初宣佈起義1950年4月爲首成立「反共救國軍指揮部」，率衆舉事叛亂被捕，公審殺時也是威風不倒，還說「爲黨國就義死得光榮。」夏鬥樞當過楊森部隊的副軍長，是川西地區組織指揮暴亂的主要頭頭，和共產黨周旋了幾個月，先後打死上千個解放軍，公審槍斃他時表情從容,沒叫喊一聲，顯得極爲鎮靜，說：「兩軍交戰各爲其主，人生天地死而無怨」。

在這些被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個是我認識的人。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張貴武與四人合股在安樂寺對面（今成都人民商場）開了一家很大的茶館，叫「大北茶廳」，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帶。胡先生一生好色，爲保護生意不受人騷擾，臨解放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的頭銜（簡稱調統，解放後共產黨將它列爲特務組織）。解放後共產黨爲瓦解國民黨殘餘勢力，採取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政策：硬，公開抓捕；軟，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向人民政府登記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響應號召，第一個跑到派出所登記，時稱「自新人員」，屬於管制對象。可是胡先生並不知道此身份的嚴重危險性。仍我行我素過他逍遙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沒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調戲勾引不認識的女人）。在鎮反階段，一個晚上他在祠堂街閒逛，看見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訕調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爲找到了便宜貨，喜出望外地尾追於後，結果進了公安局。原來這位漂亮女人是軍管會的特勤人員，認爲他不是 「吊膀子」，是在搞暗殺，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黃泥巴掉在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後即五花大綁地拉出去斃在昭覺寺後面的樹林裏。他家人不敢去收屍，託我去看一看。在一叢楠木樹下，我看見他老兄長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還穿着毛料長衫，腕上還戴着手表，只半邊腦袋不見了，那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按說這是錯殺，誰又敢去爲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環境，殺個人像殺只雞。在農村，工作組長就有批准的權力，後來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時殺人權力控制在縣上，但工作組仍可抓捕人，只需動過嘴，武裝（即民兵）就去執行。我聽得這麼個近似笑話的故事。那時寧夏街關的人太多，每天來來去去像趕場一樣。走的去了殺場，來的新抓的反革命。當時監獄不準看報紙（每殺次人或開公審會，報紙上都要登載），封鎖了大鎮壓的消息。監舍裏每走一個人，大家都拱手恭賀，以爲得到寬大。那天也是這樣，一個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賀一番，託這託那忙得不可開交。可沒兩個小時他又押了回來，一臉煞白，渾身軟得像塊滋粑，四肢不停哆嗦顫抖，褲襠全尿溼了。他無聲無語地躺了三天，後才告訴同監舍人，他一出去即被兩個解放軍五花大綁捆上，背上插上死標。他嚇昏了，屎尿流了出來。約莫過了一個多小時，有個當官的（可能是監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對，原不是一個人，才把他放回來。自此大家才知道，關在這裏是一羣送宰的豬，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覺寺。

有人作過統計，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殺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時成都市總人口爲六十萬，被殺比例爲千分之二點五，完成和超額完成千分之一點七的任務，所以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中共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書記某某都連跳三級。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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