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毛泽东甚至连“蒋委员长万岁”都喊了出来。
三年后，中国国民党被赶到台湾。

郭泉在文章中强调指出，“中国新民党有责任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因为，前两次当，你们已经被赶到了台湾；这第三次当，我想你们一定会被赶下大海！”

以下是文章全文：

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上过中国共产党两次大当。这两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大当，最后迫使中国国民党被驱逐出大陆。

今天下午（11月6日）4点半到5点半，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进行赴台最重要的行程之一，即与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会面。目前，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已经敲定，时间是今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预计进行一个小时的对谈，地点在台北宾馆。

有足够多的情报显示，中国国民党将第三次上中国共产党的当。而这个第三次当的结果就是，中国国民党将被驱逐出台湾岛。

下面，中国新民党公布，中国国民党前两次所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当的资料，当然，中国共产党称其为“两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欺骗中国国民党是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中共在文件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由是可知，中共认为联合中国国民党其实是发动共产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的运用。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一思路来自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他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经验”，马林还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挖心”阴谋，而非合作。

1924年中国国民党上当。1924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欺骗中国国民党获得成功。

其实，孙中山先生对此也是有所警觉的。他明确规定：所有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国国民党的本党主义和纪律”。

但是，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次置若罔闻。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目标。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

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一场“挖心战术”而已。

1927年国民党为纯洁队伍，实行“整理党务”案，将中国国民党里的中共党员清理出去。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欺骗中国国民党是1937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动。

后中共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失败，逃至陕北30万红军仅存2万不足之时，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此，中国国民党很清醒地认为是中共之目的根本不是抗日，而是为了不被剿灭，然后在伺机颠覆中华民国。于是，中国国民党断然拒绝，并派张学良部挺进西北，剿灭中共残部。

于是中共一边屡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事变，企图乱中求存。

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把中共的残余部队收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所以，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那么，中共在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后，做了什么呢？我给中国国民党几个中共的资料看看：

1937 年8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1959 年8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写到此，我想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要说的是，中国新民党有责任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因为，前两次当，你们已经被赶到了台湾；这第三次当，我想你们一定会被赶下大海！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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