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立於危墻之下
 
陳明
 
2008-11-3
 
【人民報消息】朋友,古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君子不立於危墻之下”。當然這不是說君子貪生怕死,而是說君子決不應該去做愚蠢的犧牲品;所以古人又說:“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

殷商末年,殷紂王腐敗,人心所背,微子曾多次勸諫,紂王根本不聽,於是微子又勸紂王的大忠臣比幹不要對紂王抱什麼幻想了,唯一的選擇是遠離他,以保自身。比幹不聽勸告,還要為紂王效力,結果被剖心而死。我們想想,比幹這樣死去,值不值得!

春秋時期,當越王勾踐得勢之時,範蠡也象當年的微子勸比幹一樣的勸說為勾踐賣命多年的文種:還是離開的好,鳥盡弓藏啊,(這時範蠡自己已經逃離了)而文種並不相信這個忠告,最終被勾踐逼殺。而明智的範蠡卻做了富翁。

還有後來的韓非子和李斯,他們都趨之若鶩的到了秦國,可結果怎麼樣呢?一心為了秦國的韓非子只落得個被迫自殺的下場;為秦國效勞四十多年的李斯則更慘,被腰斬和滅族。

再舉個現代的例子:胡適是中國現代的文化巨子。他在1949年要離開北京的時候,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執意不走,說我沒幹過什麼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情,我怕什麼?我不走。胡適夫婦沒辦法,就只好任其所選吧。胡思杜受欺騙,當時盲目的愛共產黨,還曾經寫信給胡適,說這邊很好,勸父親回來,說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還在等著您呢。共產黨也在不遺餘力的“統戰”胡適。當然胡適對共產黨的本性的認識是毫不含糊的,他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他當然不會自投羅網。到了1957年,在“反右派鬥爭”中,胡思杜就是理所當然的“右派”了。就因為他是胡適的兒子,表現的再積極也不行。最後,胡思杜只有在絕望中上吊自殺了,只留下一篇淒涼文字作為歷史的見證。

假如比幹、文種聽從了勸告,假如韓非子、李斯不去秦國,假如胡思杜當年也隨父而行的話,事情又將是如何的呢? “君子不立於危墻之下”,這又是一句多麼意味深長的囑咐啊。

前蘇聯的亞戈達是斯大林“大清洗運動”中以處死別人為專業的大紅人,可是誰知他的下場也象被他處死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一樣悲慘;而且他的接班人葉左夫的結局也是一樣;還有貝利亞等,以及在清洗中被殺害的接近兩千萬的蘇共黨員、蘇聯民眾,不都是葬身於“危墻之下”的嗎?

中共的頭頭們遭殃的更多,中共自己也一直吹噓其黨內鬥爭多麼殘酷。比如劉少奇一夜之間從國家主席被批成“叛徒、內奸、工賊”,直到悲慘的死亡。比如李立三、李達、彭德懷、趙紫陽,甚至於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洪文等等,等等,這些人他們的悲劇結局,不管他們給共產黨做了什麼,多麼的“輝煌”一時,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都是悲劇。只要他選擇了共產黨,那麼這種慘劇的發生就是必然的,就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和形式的問題了。

中國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顛倒黑白、製造仇恨與血流成河的慘劇之中,不都是被綁架在共產主義的紅色“危墻之下”的嗎?在水災中,在薩斯瘟疫中,在礦難車禍中、在愛滋病、肝炎、口手足病、禽流感之中,在地震中、在時刻都有被搶劫、打殺、偷盜的危險裏,以及防不勝防的毒奶粉、毒大米、毒面粉、地溝油的重重包圍之中,在瞞和騙、搶與奪、打與殺、恐怖與偽裝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生活的我們,試問誰沒在“危墻之下”呢?

那麼,怎麼辦?很簡單,那就是“君子不立於危墻之下”,那就是趕快離開它,不要當比幹、文種,更不能成了胡思杜。

良禽尚可擇木而棲,良臣可以擇主而事,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擇路而行呢?那麼如何擇路怎樣而行呢?那就請讓我們讀讀《九評共產黨》這本曠世奇書吧,這樣共產黨的真相我們就會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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