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钧:关于我的公开信的说明
 
汪兆钧
 
2007-11-23
 
【人民报消息】最近我接通了被我自己掐断了近一个月的电话机,手机也经常打开,还是不断有信息进来,特别是记者:“你现在安全吗?受到外界的骚扰吗?”

我说:“我很安全。既没有受到骚扰,更没有受到强暴。”

“噢?外界传说你的计算机网络被封杀了……”

我说:“那只是有点病毒。我现在工作、生活一切都很正常!”

记者们是非常聪明的:“你发表的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按照过去的情况……,那么能不能说:现在,十七大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环境变好了?”

我说:“可以这样说吧!”

记者:“外界很关心你的安全。有人说:你的安全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答: “是的,其实国内民众更关心我的安全。我这样假定:如果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们就成了黑社会;如果我被抓捕,像林昭、张志新那样,那么我们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年代;如果把我送上法庭?应当说我们是一个有缺点,但还是不错的社会,然而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我很安全,照说话,批评我的人照批评,那么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

记者:“你能不能说一下:胡、温两位领导人对你这封公开信……?”

最近,我已拒绝了路透社、美国之音、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还有众多中文媒体的采访,我的回答是一致的:“对不起,我不想接受对政治问题的采访。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宣传家。我那封公开信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向最高领导和社会陈述自己的观点,说完了就完了,不必要重复。我作为企业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对记者很不礼貌,使他们很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我无法应对。因此,在众多记者的追问下,我又关掉了电话机和手机,今天,在我发出公开信的一个月之际,我就拣几个重要问题作一个统一的回答吧!——

问:“您的公开信目前胡、温两位领导人有什么表示吗?”

答: “不会那么快。我提的都是重大问题,领导人和领导层应当有考虑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胡、温两位领袖都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他们很亲民,能体察民情民意。政治局常委里的两位新秀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是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洗礼的政治精英,他们懂得只有为中华民族建立功勋,他们才能获得中国老百姓的拥护,获得他们同时代的政治伙伴们的认可。”

问:“那么你怎么解释当前你的公开信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被全部封杀?”

答:“这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基层的共产党干部和互联网上的网警只要看到对共产党不利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习惯性地封杀。我的公开信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较大,作为高层考虑这封公开信不能马上进入全社会,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保持沉默也是应当的。”

问:“当前不少左派学者已经在互联网上公开批判你了!这是不是在制造舆论?外界评论这是抓捕你的前兆!”

答: “没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人。从我发表公开信的一个月来,我所收到的几千个信息,也可能是上万个信息,因为我把电话掐断了,手机也经常关机,反对我的只有六、七个,最多不超过七、八个,其中两个是威胁信息,一个通过邮箱,一个通过手机短信,我都能记住。那么在互联网上,我看了:反对我的文章和帖子不超过5%,最多不超过8%!而且很多是重复,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络特务所为!

所以,从已经被封杀的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40年前,更不是50年前的中国了!50年前,《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就可以掀起一个全社会的反右派运动;40年前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可以把个中国搞得稀里哗啦,一切都被批倒批臭;30年前“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尽管还能掀起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但天安门广场上同样一个群众运动,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20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如果不使用坦克和邓小平的威信,可以想像是什么结果!

所以,当前左派知识份子对我的批判,并不代表‘党妈妈’的意志。我想最多是‘党妈妈’测试一下民意而已。而且我想,‘党妈妈’应当拍拍这些人的头:‘少说一些!’因为他们把‘党妈妈’孤立起来,把‘党妈妈’放到人民的对立面!”

问:“海外媒体看了左派对您的批判,没有新意,你难道不给以回答吗?”

答:“从民主的角度,用民主的习惯和方法:我们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不涂鸦,不进行人身攻击。我的观点已经在公开信中阐明,没有必要重复,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实践来验证结果,来为我们作结论吧!

但是,有人将我公开信中呼喊中国出现叶利钦和号召进行蓝色革命,说成是‘动乱动员令’!这我就不能不作必要的反驳了!

叶利钦,就那么可怕吗?我提叶利钦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可我们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把叶利钦拥抱得那么紧,亲得那么热,这些人的神经却不动!—— 呜呼!

叶利钦,在当前的俄罗斯,官方的极高评价,我们不说。在民间,他已经是:口头赞成民主并行动实践民主的政治工作者的代名词!我们的左派学者就如此害怕这样一位政治工作者!

尽管我国宪法明示: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没有资格和权力禁止人们游行和示威,但是我倡导不要游行和示威,甚至我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如果有政治改革的诉求用嘴巴讲出来,都有可能因此被诬成反革命,我就干脆提倡打哑语,拍拍手做个手势,集体的诉求就穿件蓝色衣服,扯块蓝布,这就是‘暴动’啦?

那么怎样才不是‘暴动’啊?是只猪也要叫啊!我都不主张人们叫了,只是鼓鼓掌都不行啊?

天啊,我们的左派知识份子,您的知识哪里去了?您要把自己的同胞压制到何种境地?难道您要把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再一棍子打回到奴隶社会吗!

把我们左派知识份子的逻辑和言论拿到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作为同胞,我都脸红!”

问:“那您就驳斥他们的言论吧!”

答:“没有必要。但我要对某些年轻人作点引导,他们认为:我们中国民主还不成熟,只有在专制政权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中华民族才能崛起!—— 他们错了!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十几名同学忙里偷闲去游长城。脚踏长城,背靠箭墙,我突发奇想,发表了一番宏论:‘喂,你们听着!我们脚下的长城很伟大,你们想过没有?要是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要是没有那几十万白骨堆筑的牺牲,哪能留下这伟大的长城?伟大就意味着要有牺牲!斯大林牺牲了上百万布尔甚维克,才能使伟大的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存在下去。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要使全球一片红,怎么会没有牺牲?让我们为伟大领袖的伟大成就去自觉勇敢地牺牲吧!在成就伟大的历史使命中成就和实现我们自己吧!’——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我这番激情投入的演说,下面是一片喝采和掌声。今天想来,这番演说是多么的荒诞无稽!

当时,我幻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伟大领袖会派遣或授意我去东南亚或非洲,我会成为那里的格瓦拉!为了锻练和考验自己的革命意志,我三天三夜绝食,不喝水,以后染上了胃病,直到今天。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世界革命是神话,我们只是参与了一场祸国殃民的权力斗争而已!

很多年轻人迷信:只有权力,集权,才能实现伟大,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业绩、价值,甚至伟大!

在现代社会,除了保卫祖国,需要某种集权。而作为集权的社会制度,只会对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造成灾难!

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尽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它哪里能与现代的德国和日本相比美!现代的德国和日本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发挥全体人民的才智,并造福于后代的经济。但这两个国家在二战前,经济是失衡的,倾斜的,两个集权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十九世纪中叶,激进的工人运动的思想,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发生了改变。只是列宁以一次偶然的成功政变,把这一激进的思想推入高潮。这种以武力夺取的政权,必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这种集权主义国家处于权力中枢的人,夺取最高权力是无序的,取得最高权力后,行为是无度的。例如斯大林,他对俄罗斯人民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毫无贡献,只凭着十月政变,进入高层权力圈,列宁死后,他大伐同党。当夺得最高权力后,他的错误和失误给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带来和造成重大的损失!—— 这读一读当代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即知。

那么当代中国呢?当代中国的和平转变因为世界的环境和中国的历史过程 —— 辛亥革命的历史基础和之后颠簸反复的经验教训—— 决定了中国进入和平,必然是民主宪政!台湾就是明证!

毛泽东对中国的灾难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他出于政治权斗的需要,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他为自己标榜最革命,把赫鲁晓夫指斥为背叛革命的修正主义,把刘邓定性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通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中国人牢牢地记住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要 ‘永不变色’!

——这样,毛泽东出于自己眼前的政治权斗的需要,用意识形态的色彩,制造了一条紧箍咒,箍住了他后面的中共历代领导人,使他们无法完成从马上到马下,从革命的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的转变。使中国社会无法前进,无法进入民主宪政社会!

从邓小平开始就没有这个勇气,他只能在紧箍咒里提出‘摸’的理论。他摸的结果是摸出了‘六四’,出动坦克,给自己泼了污水;邓小平后面的接班人江泽民也继续‘摸’,‘摸’的结果,出了个法轮功!给自己带来了政治灾难!

难道胡锦涛主席您还要继续‘摸’下去吗?您又会‘摸’出个什么结果呢?!

(大纪元首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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