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主持人葉建榮會長、黃正傑主任。剛才曹長青先生講得很精彩，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再談兩點看法。

一、「六四」的兩點啓示

「六四」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國際社會上受到很大的重視，包括美國前年跟今年在國會中都通過了譴責共產黨大屠殺這樣的決議案。曹先生剛才也講到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達八千萬，

如果拿這八千萬除以中共奪取政權後這五十六年，相當於每天有四千人死於非命，每天有四千人。剛才曹先生講到「六四」事件，現在對死亡人數的最高估計是美國國務院的數據——死亡三千人。所以中共當政的這五十六年，等於「六四」屠殺每天都在發生。

既然如此，爲什麼國際社會對「六四」事件如此重視？這裏面有兩個問題很重要。首先「六四」屠殺發生在全世界的聚焦中，在各國媒體的聚焦下，有文字、有聲音、有圖像、有視頻，這樣有全方位的屬於多媒體性質的信息紀錄，把當時的罪惡鮮活地呈現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後面還有大量「六四」的網站，「六四檔案」，把中共在」六四」當中的主要罪惡詳詳細細紀載下來。儘管我們現在寫的罪惡不是全部的罪惡，但「六四」罪惡的記錄相當詳細，相對來講中共的其它罪行，從建黨開始、到江西、延安的一路逃亡殺戮，到奪取政權後的鎮壓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一打三反等等，記載得都不詳盡。不知道這些罪惡的話，也就更談不上對這些罪行的基本分析，更談不上對造成罪惡的原因分析。

「六四」過去十年之後，很多人認爲，現在共產黨不再是「六四」時的共產黨了，因爲他們覺得中共改良了，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誤認識。今天的共產黨跟過去的共產黨有可能在形式上有區別，但它在對人民非理性的殘暴方面從來不變。唯一的區別把許多迫害都轉到地下，都轉到看不見的地方，但是他們迫害的手段，包括對法輪功的迫害，都是中共歷次運動所積累的酷刑之集大成。

大家看到去年11月底12月初的時候，大陸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律師高智晟，給胡錦濤溫家寶寫了三封公開信，公佈對法輪功的迫害的民間司法調查結果。高智晟曾經講一句話：這樣的迫害可以文字方式流傳下來，但是要用口述方式說迫害，我都覺得說不出口。那是極其殘忍極其非人道的迫害，包括那些令人髮指的對女性法輪功學員的性虐待。只不過這些罪惡還沒被大家知道，所以從這一點來講，「六四」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啓示：如果我們想揭露共產黨罪惡的話，我們需要詳詳細細把罪惡記下來，具體對什麼人做了什麼樣的壞事，把這樣的罪惡公諸於衆，這樣才可能給未來反思留下一個很好的歷史資料。

前兩天在《大紀元時報》發表一篇文章，是趙紫陽給政治局的一封公開信，發表於1997年，趙紫陽可能覺得當時的決策人鄧小平也死了，「六四」的重新評估也就有了希望，所以他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要重新評價」六四」。裏面的一句話我是不大認同，他說我們要「嚴格遵照解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注重總結經驗教訓，不注重追究個人責任」。

這種想法是我認爲是造成很多的罪惡重現的原因，每一個人在中共的這種暴政迫害下，我們不能說自己沒有責任。中共在奪取政權以後，搞鎮反和土改運動。大家經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共產黨宣稱它奪取政權的時候中國一窮二白。實際上，可以說政府很窮，但是老百姓並不窮，中國歷史上歷來是藏富於民，過去改朝換代多少次的戰爭，但是一旦新政府建立，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就會出現盛世，就像唐朝初年鬧饑荒，唐太宗治理幾年就是「貞觀之治」。民間還是很富裕的。

但是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打抗美援朝戰爭，上千億的人民幣往裏投，上百萬的生命往裏投，需要龐大的軍需供給，沒錢怎麼辦？就是 「搶」。土改就是「謀財害命」，中共幹部在上面喊，「這個地主殺不殺」，下面一塊喊「殺！」這個地主就殺掉了。中共領導人陶鑄號召「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土改殺了兩百多萬地主，把農村裏最會種地、懂經營、德高望重的人都殺了，錢都搶了。全國如此，所以誰能說對中共的罪惡是沒有責任？那時候，誰沒跟着中共喊過「殺」？

所以我想「六四」的一個啓示是讓我們一方面要詳詳細細記載中共罪行，另一方面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想一想「當時我在幹什麼？」包括當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時候，我們不煉功的人，也可以問問自己，當罪惡發生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幫法輪功修煉者說一句話？我們是真的不知道那些罪惡，還是不敢說話？

「六四」給我們的第二個啓示是：從這個「六四」以後，民間和共產黨達成一個共識。這種共識不是民間與中共商量出來的共識，而是民間和共產黨都看到了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共產黨在」六四」開槍以前，政治局內部的分化相當嚴重？當時爲什麼要八大佬招開會議？因爲八大佬不出面，這場鎮壓屠殺就很可能搞不起來。政治局裏頭還有趙紫陽、胡啓立、芮杏文、閻明覆這樣的開明人士，主張站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可以說那個時候共產黨裏面有一些領導覺得他們還有妥協餘地，還有改革空間。開槍以後，所有共產黨員高級幹部就達成共識，絕不可能再有政治改革空間、絕不可能再讓步，河北定州、四川漢源、去年廣東汕尾共產黨都在開槍，當有民衆反抗都在開槍。

爲什麼開槍？共產黨在「六四」時用高速機槍、達姆彈、坦克車、毒氣彈鎮壓學生。難道用催淚瓦斯、高壓水龍頭不能驅散學生嗎？爲什麼非得開槍？去年汕尾農民土地被共產黨搶走後去抗議的時候，共產黨用衝鋒槍去殺人，難道真的不能用防暴警察、催淚瓦斯嗎？所以，中共不僅僅在維護天安門或者汕尾這塊地方，更是在維持中共的一種統治方式——讓你嚇的不敢說話。

前兩天中共給 「六四」一個難屬「困難補助」。15歲一個小孩，叫周國聰，1989年6月6號被警察抓到公安局活活打死。中共四川政府上個月給他媽媽了七萬塊「困難補助」。爲什麼這七萬塊錢叫「困難補助」？它爲什麼不說是賠償呢？因爲如果賠償了一個人，就會有很多人會上來跟着要賠償。那麼「六四」賠償了，下崗工人要不要賠償、失地農民要不要賠償、拆遷戶要不要賠償、法輪功要不要賠償？共產黨發現這樣下去它的政權就完了，因爲賠償的過程一定是罪行曝光的過程。

共產黨自己也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它最大的問題就是沒辦法收拾民心了。你只要對老百姓好一點，老百姓的恐懼少一點，就會要更多的憲法權利，會要信仰的權利、政治的權利、要求社會公平、要求自由經濟、要求選舉、要求開放言論、軍隊國家化等等。所以共產黨它非常清楚——「一步也不能退。」

從江澤民上臺之後，到今天爲止，共產黨一直有一個共識，用江澤民的話講就是「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民間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還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2002年以前我經常聽到「平反六四」、「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訴求，但是從2002年、 2003年開始，大家喊出的口號都是共產黨不配給我們平反，一直到今天由法輪功學員推動的退黨運動，大家喊出的是「解體共產黨」的口號，準備通過退黨的方式徹底結束中共。也就是民間看到了中共的不可改良性。

二、如何結束我們的苦難

但是我想，如果我們想真的從此之後讓「六四」這樣的事不再發生，像迫害法輪功這樣的事不再發生，我們必須在解體中共的同時恢復社會公平。我們不能僅僅侷限在結束某一個「六四」難屬、法輪功學員或者上訪人員的個人苦難。如果我們不能恢復社會公平的話，造成我們個人苦難的機制沒有改變的時候，同樣的事還會再發生。

所以我想從這一點來講，法輪功學員做了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2004年的時候，大家如果要是一直在注意法輪功動向的話，大家會看到這樣一件事：在2004年9月開始，那時候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江澤民徹底下臺，中共再度和法輪功接觸，要求爲法輪功平反，因爲它實在非常害怕法輪功再這樣抗爭下去，所以要給法輪功平反。法輪功最主要的網站｢明慧網｣，保留了當時學員之間的一些討論。當時中共提出的什麼條件呢？就是法輪功死多少人，我們就殺多少警察，殺人償命嘛，我們把這些警察殺掉來平息法輪功的憤怒。從此以後就兩清了。

這件事情的討論愈來愈多，法輪功的態度非常明朗，你願意平反就平反，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即使平反，也不把這個好事算在共產黨頭上，而只歸功於主持平反者個人。2004年11月，有很多法輪功學員參與支持的大紀元時報開始刊登｢九評共產黨｣，徹底揭露共產黨的罪惡。

我們只有通過一個非常公平的審判，把這個苦難和罪行結束。讓所有加害的一方和所有受害的一方都心服口服，這件事情才能真正的過去，我們要把所有的罪惡都曝光在民衆的面前，讓所有的罪過都得到它恰如其分的懲罰，這才是叫恢復社會公平，也是在匡扶正義。否則一個人殺了另一個人，然後兇手給被害者平反說「算了、算了」，這不是很荒謬嗎？

當然解決共產黨的問題，僅僅從制度層面解決是不夠的，我們不僅要清除這個看得見的共產黨，還得清除共產黨造就的黨文化。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能夠穩定，都需要一種文化去支撐它。翻開美國憲法，你看到裏面規定了很多東西，比如參議院要多長時間改選一次，衆議院要多長時間改選一次等等，看上去很複雜，但是仔細看，裏面的指導思想卻很簡單「天賦人權，主權在民」 。就是這麼一種文化，支撐了美國的政治制度。

中共的政權是建立在鬥爭和仇恨的基礎上，因此它需要一個鬥爭和仇恨的文化。任何人性中的美好，對於中共的統治都是威脅，所以，中共的黨文化就是異化人性，消滅人性的文化。中共奪取政權之初，是用階級性消滅人性；現在是用物慾、腐敗去異化人性。這個道理也很簡單，中共覺得：你們都那麼好，不就顯出我的壞了嗎？所以中共的黨文化是絕對以淪喪人的道德爲目的的。現在的中國人許多人都對別人的苦難漠然視之、還有很多諸如檢舉揭發、落井下石、漠視生命、毀壞自然等等思維方式。

所以解體共產黨的同時必須解體共產黨的黨文化。現在出現「九評」和退黨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方面從物質層面上解體有形的中共組織，另一方面從精神層面號召內心的懺悔。就像九評公告寫的：是因爲我們的懦弱和妥協成全中共的暴行。

當然文化只是道德的一種表現方式，也就是說文化是從道德上派生出來的，而道德又從信仰上派生出來。所以真正對神的信仰，可以把基本的善惡判斷鎖定在神所規定的標準上。社會的道德才能重建、文化才能重建。一個良性的社會才會出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退黨大潮讓這麼多人告別中共，它不僅是採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解體中共的制度，也在呼喚人性的復甦和道德的覺醒。這事關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轉折、大轉機。我們看到退黨這件事情給中國開了一條路，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參與其中，讓共產黨儘快的解體，讓中國從苦難中儘快的走出來。

2006年6月3日於亞特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