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叶建荣会长、黄正杰主任。刚才曹长青先生讲得很精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谈两点看法。

一、“六四”的两点启示

“六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国际社会上受到很大的重视，包括美国前年跟今年在国会中都通过了谴责共产党大屠杀这样的决议案。曹先生刚才也讲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八千万，

如果拿这八千万除以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五十六年，相当于每天有四千人死于非命，每天有四千人。刚才曹先生讲到“六四”事件，现在对死亡人数的最高估计是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死亡三千人。所以中共当政的这五十六年，等于“六四”屠杀每天都在发生。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如此重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六四”屠杀发生在全世界的聚焦中，在各国媒体的聚焦下，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有视频，这样有全方位的属于多媒体性质的信息纪录，把当时的罪恶鲜活地呈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后面还有大量“六四”的网站，“六四档案”，把中共在”六四”当中的主要罪恶详详细细纪载下来。尽管我们现在写的罪恶不是全部的罪恶，但“六四”罪恶的记录相当详细，相对来讲中共的其它罪行，从建党开始、到江西、延安的一路逃亡杀戮，到夺取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一打三反等等，记载得都不详尽。不知道这些罪恶的话，也就更谈不上对这些罪行的基本分析，更谈不上对造成罪恶的原因分析。

“六四”过去十年之后，很多人认为，现在共产党不再是“六四”时的共产党了，因为他们觉得中共改良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今天的共产党跟过去的共产党有可能在形式上有区别，但它在对人民非理性的残暴方面从来不变。唯一的区别把许多迫害都转到地下，都转到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他们迫害的手段，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中共历次运动所积累的酷刑之集大成。

大家看到去年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大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律师高智晟，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了三封公开信，公布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民间司法调查结果。高智晟曾经讲一句话：这样的迫害可以文字方式流传下来，但是要用口述方式说迫害，我都觉得说不出口。那是极其残忍极其非人道的迫害，包括那些令人发指的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性虐待。只不过这些罪恶还没被大家知道，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六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想揭露共产党罪恶的话，我们需要详详细细把罪恶记下来，具体对什么人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把这样的罪恶公诸于众，这样才可能给未来反思留下一个很好的历史资料。

前两天在《大纪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是赵紫阳给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97年，赵紫阳可能觉得当时的决策人邓小平也死了，“六四”的重新评估也就有了希望，所以他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重新评价”六四”。里面的一句话我是不大认同，他说我们要“严格遵照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注重追究个人责任”。

这种想法是我认为是造成很多的罪恶重现的原因，每一个人在中共的这种暴政迫害下，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后，搞镇反和土改运动。大家经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共产党宣称它夺取政权的时候中国一穷二白。实际上，可以说政府很穷，但是老百姓并不穷，中国历史上历来是藏富于民，过去改朝换代多少次的战争，但是一旦新政府建立，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就会出现盛世，就像唐朝初年闹饥荒，唐太宗治理几年就是“贞观之治”。民间还是很富裕的。

但是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打抗美援朝战争，上千亿的人民币往里投，上百万的生命往里投，需要庞大的军需供给，没钱怎么办？就是 “抢”。土改就是“谋财害命”，中共干部在上面喊，“这个地主杀不杀”，下面一块喊“杀！”这个地主就杀掉了。中共领导人陶铸号召“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土改杀了两百多万地主，把农村里最会种地、懂经营、德高望重的人都杀了，钱都抢了。全国如此，所以谁能说对中共的罪恶是没有责任？那时候，谁没跟着中共喊过“杀”？

所以我想“六四”的一个启示是让我们一方面要详详细细记载中共罪行，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当时我在干什么？”包括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们不炼功的人，也可以问问自己，当罪恶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帮法轮功修炼者说一句话？我们是真的不知道那些罪恶，还是不敢说话？

“六四”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从这个“六四”以后，民间和共产党达成一个共识。这种共识不是民间与中共商量出来的共识，而是民间和共产党都看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共产党在”六四”开枪以前，政治局内部的分化相当严重？当时为什么要八大佬招开会议？因为八大佬不出面，这场镇压屠杀就很可能搞不起来。政治局里头还有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士，主张站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可以说那个时候共产党里面有一些领导觉得他们还有妥协余地，还有改革空间。开枪以后，所有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就达成共识，绝不可能再有政治改革空间、绝不可能再让步，河北定州、四川汉源、去年广东汕尾共产党都在开枪，当有民众反抗都在开枪。

为什么开枪？共产党在“六四”时用高速机枪、达姆弹、坦克车、毒气弹镇压学生。难道用催泪瓦斯、高压水龙头不能驱散学生吗？为什么非得开枪？去年汕尾农民土地被共产党抢走后去抗议的时候，共产党用冲锋枪去杀人，难道真的不能用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吗？所以，中共不仅仅在维护天安门或者汕尾这块地方，更是在维持中共的一种统治方式——让你吓的不敢说话。

前两天中共给 “六四”一个难属“困难补助”。15岁一个小孩，叫周国聪，1989年6月6号被警察抓到公安局活活打死。中共四川政府上个月给他妈妈了七万块“困难补助”。为什么这七万块钱叫“困难补助”？它为什么不说是赔偿呢？因为如果赔偿了一个人，就会有很多人会上来跟着要赔偿。那么“六四”赔偿了，下岗工人要不要赔偿、失地农民要不要赔偿、拆迁户要不要赔偿、法轮功要不要赔偿？共产党发现这样下去它的政权就完了，因为赔偿的过程一定是罪行曝光的过程。

共产党自己也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收拾民心了。你只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老百姓的恐惧少一点，就会要更多的宪法权利，会要信仰的权利、政治的权利、要求社会公平、要求自由经济、要求选举、要求开放言论、军队国家化等等。所以共产党它非常清楚——“一步也不能退。”

从江泽民上台之后，到今天为止，共产党一直有一个共识，用江泽民的话讲就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民间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2002年以前我经常听到“平反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诉求，但是从2002年、 2003年开始，大家喊出的口号都是共产党不配给我们平反，一直到今天由法轮功学员推动的退党运动，大家喊出的是“解体共产党”的口号，准备通过退党的方式彻底结束中共。也就是民间看到了中共的不可改良性。

二、如何结束我们的苦难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想真的从此之后让“六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像迫害法轮功这样的事不再发生，我们必须在解体中共的同时恢复社会公平。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结束某一个“六四”难属、法轮功学员或者上访人员的个人苦难。如果我们不能恢复社会公平的话，造成我们个人苦难的机制没有改变的时候，同样的事还会再发生。

所以我想从这一点来讲，法轮功学员做了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2004年的时候，大家如果要是一直在注意法轮功动向的话，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件事：在2004年9月开始，那时候胡锦涛接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彻底下台，中共再度和法轮功接触，要求为法轮功平反，因为它实在非常害怕法轮功再这样抗争下去，所以要给法轮功平反。法轮功最主要的网站｢明慧网｣，保留了当时学员之间的一些讨论。当时中共提出的什么条件呢？就是法轮功死多少人，我们就杀多少警察，杀人偿命嘛，我们把这些警察杀掉来平息法轮功的愤怒。从此以后就两清了。

这件事情的讨论愈来愈多，法轮功的态度非常明朗，你愿意平反就平反，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即使平反，也不把这个好事算在共产党头上，而只归功于主持平反者个人。2004年11月，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参与支持的大纪元时报开始刊登｢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共产党的罪恶。

我们只有通过一个非常公平的审判，把这个苦难和罪行结束。让所有加害的一方和所有受害的一方都心服口服，这件事情才能真正的过去，我们要把所有的罪恶都曝光在民众的面前，让所有的罪过都得到它恰如其分的惩罚，这才是叫恢复社会公平，也是在匡扶正义。否则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然后凶手给被害者平反说“算了、算了”，这不是很荒谬吗？

当然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仅仅从制度层面解决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清除这个看得见的共产党，还得清除共产党造就的党文化。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稳定，都需要一种文化去支撑它。翻开美国宪法，你看到里面规定了很多东西，比如参议院要多长时间改选一次，众议院要多长时间改选一次等等，看上去很复杂，但是仔细看，里面的指导思想却很简单“天赋人权，主权在民” 。就是这么一种文化，支撑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中共的政权是建立在斗争和仇恨的基础上，因此它需要一个斗争和仇恨的文化。任何人性中的美好，对于中共的统治都是威胁，所以，中共的党文化就是异化人性，消灭人性的文化。中共夺取政权之初，是用阶级性消灭人性；现在是用物欲、腐败去异化人性。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中共觉得：你们都那么好，不就显出我的坏了吗？所以中共的党文化是绝对以沦丧人的道德为目的的。现在的中国人许多人都对别人的苦难漠然视之、还有很多诸如检举揭发、落井下石、漠视生命、毁坏自然等等思维方式。

所以解体共产党的同时必须解体共产党的党文化。现在出现“九评”和退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方面从物质层面上解体有形的中共组织，另一方面从精神层面号召内心的忏悔。就像九评公告写的：是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成全中共的暴行。

当然文化只是道德的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文化是从道德上派生出来的，而道德又从信仰上派生出来。所以真正对神的信仰，可以把基本的善恶判断锁定在神所规定的标准上。社会的道德才能重建、文化才能重建。一个良性的社会才会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党大潮让这么多人告别中共，它不仅是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解体中共的制度，也在呼唤人性的复苏和道德的觉醒。这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大转机。我们看到退党这件事情给中国开了一条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让共产党尽快的解体，让中国从苦难中尽快的走出来。

2006年6月3日于亚特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