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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十年來，中共的本能沒有改變。面對危機，它仍舊採取舊的方式，鎮壓、整肅、外加「扯大謊」。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基於北京及其他諸多爆發抗議活動城市的市民的經歷與記憶，通過戒嚴令頒佈之前的五月中旬中國報紙和電視上曾曇花一現的新聞自由，通過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中文廣播以及其他國際媒體的鏡頭，無數中國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們看到、聽到了過去數週發生的事件。清洗掉鐫刻在如此衆多心靈的圖像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厚顏無恥的造假工程，它顯然是這個政府的傑作。

所傳達的資訊是公然無忌的：沒有發生什麼大屠殺。人民解放軍以最大限度的剋制剿滅了一場暴徒和流氓針對國家的「反革命」叛亂。它是一小撮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祕密勾結的人所煽動的。這次重寫歷史的第一步是以改換特定術語來控制相關的討論和爭辯：「民主運動」被官方稱之爲「反革命暴亂」（原著印刷爲斜體，下同---譯者）或「反革命動亂」，它被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士兵「制止」了。「屠殺」這個詞根本沒有出現。

軍隊，而不是北京市民，才是暴力的犧牲者。爲了迎合黨的這一宣稱，中國電視開始演播6月3至4號那個週末的剪輯鏡頭，這些鏡頭經過了精心編輯，逼真地演示著市井誣賴狂奔亂跑、攻擊無辜的士兵。那些從主要交通路口的監視器上和軍隊攝影師鏡頭上剪下的圖像一般來說相當厲害，這些圖像顯示示威者點燃的軍車，還有被抗議者燒成焦炭狀的、殘缺不全的士兵屍體。但是這些夜以繼日重複播放、並迅速置入整個紀錄片的剪接鏡頭，是完全徹底編輯、改寫的結果。在許多場景中，事件發生的順序是被顛倒的。伴隨著某些抗議者的激烈行爲，在軍隊發起最後攻擊的前幾個小時，儘管街上的氣氛確實險惡，但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只是在軍隊行動升級或者開槍之後，示威者才開始用石頭，瓶子，磚塊或者汽油瓶攻擊軍隊。軍用車輛所以被點燃，是因爲它駛入人羣，而且通常是高速衝入人羣，造成人員死傷。聲音也經過了改編：羣衆的喧嚷聲清晰可辨，而軍隊的槍聲完全銷聲匿跡。某些後繼情況確實顯示6月4號軍隊進入廣場的最初時刻是安靜的，全然無聲的，然而回憶中，我仍然能夠聽到恰好在那個時間裏，從幾百碼之遙傳來的槍聲、哭聲和尖叫聲。

最後是有關傷亡的疑問。官方發言人決意顯示軍隊對流血事件沒有責任，堅持說部隊在天安門沒有打死任何人，那一夜傷亡總人數不超過三百，而且其中大部分是軍隊士兵。只有少數學生被確認死亡。

這個宣傳工事本身顯然是一個新聞題材。報道這個題材沒有休止的變奏成了六四後數週之內我持續工作的主題。我必須承認，政府自導自演，技術高超。藉助殘酷地重複謊言和一遍遍地重播篡改了的錄影帶，宣傳工事開始顯示效果。在這個黨的魔咒之下，很多人害怕談論自己的真實見聞，而且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和認知。高度緊張，壓抑成風，人們用來形容那個週末事端的用語成了對那個事件採取什麼立場的標誌。說「大屠殺」，就表明支援學生的立場；使用「動亂」這個詞則成爲認可政府說法的標誌。甚至在外國社區，人們也開始退出現實：我越來越多地聽到外交官、商人、一些記者更頻繁地使用相對中性的詞語「意外事故」（incident）或者乾脆使用「六四事件」(the event of June 4) 這個詞。我發現我自己也開始困惑：我是否誇大了那個週末的事件？是否刻意忽略了學生的不妥協和激進？無論其方式如何令人髮指，在數週的分崩離析之後，政府試圖清理街道是否全然無理？事情是否真象我記憶中的那樣發生過？

爲了保持清醒的頭腦，也爲了公開見證，我決定集中做一次全面分析，反對謊言。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筆記和錄影帶，不僅僅是六月三號至四號的筆記和錄影帶，而是整個春季的筆記和錄影帶。由於沒有中國人願意開口，我求助於大批新聞界同行，他們都是過去一兩個月發生事件的見證人，對於那個血腥的夜晚，他們有不同的觀察優勢和角度。

在仔細考察所有資料之後我清楚地意識到，儘管六月三至四號那個週末之前發生了小規模的暴力行爲，但政府所謂一小撮「黑手」精心策劃和導演整個動亂的說法不能成立。運動的整個規模和多樣性使這種情況實際上沒有可能。來自學生的繁雜的政治信號、不斷變化的通知、內部的矛盾、無人有足夠的權威告訴任何人應該如何做的感受，上述我個人對這次抗議活動的觀察表明，運動缺乏一個組織完好的指揮中心。這次運動爆發的如此迅疾，以至於沒有個人或組織有能力全面控制或指揮軍隊給北京的街道鬆綁。當戈巴契夫到達北京前幾個月，有可能妥協時，與趙紫陽的支持者達成妥協、挽回面子的努力所以歸於失敗是有原因的。它導致學生5月27日關於宣佈勝利、撤出廣場的決定被推翻，而這個決定本來可以避免繼後一週裏發生的衝突。各種不確定因素開始失控並恰恰在軍隊即將到來之前增加了危險氣氛，也是有原因的。進一步地說，北京市民和工人的壓倒性的支援與捲入，以及在戒嚴頒佈之時和鎮壓當夜自發抵抗軍隊的行動，決定性地消解了關於這場運動是精心組織策劃之陰謀的爭論。

關於學生及其支持者陰謀製造動、亂顛覆政府的說法，看起來也是一個不著邊際的誇張。如果學生最初有任何溫和的要求使我震動，那就是他們要求新聞自由、制止腐敗、政府更加開放。學生們渴望這個黨認識到抗議者們行爲的正當性與愛國情懷，他們希望改革這個體制而不是顛覆這個體制，因爲他們所接受的一貫訓導就是繼承這個體制。只是在事態發展清楚表明政府沒有誠意做有意義的妥協和對話時，學生們才開始強化他們的要求。在戈巴契夫訪華期間，運動在規模與程度上的急劇對立引起了岌岌可危的緊張，而雙方的不妥協導致了這一緊張局勢的加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