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訪高智晟(37):除非余傑和王怡的信仰是虛假的
 
——──談“拒郭事件”
 
趙子法採訪
 
2006-5-24
 
【人民報消息】5月11日,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會見了“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余傑、王怡、李柏光,9天後,郭飛雄發出緊急信,公開透露他被排擠出這次會見的過程,該事件在海內外掀起了軒然大波,被稱為“拒郭事件”。海外諸多新聞網站、論壇只低調刊登郭飛雄、余傑、王怡的公開信,大量相關投稿被逼向一些論壇,各種言論紛起。

高智晟律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拒郭事件”不是內鬥,他已在《不得不向余傑說幾句》中模糊的點到了深層原因。

“拒郭事件”經過

今年4月,美國政府要求提供到美國參加“中國自由高峰論壇會議”的中國人權人士的背景資料,包括高智晟、範亞峰、郭飛雄、張星水、李柏光、余傑、王怡等。但因為中共的阻撓,高智晟、範亞峰、張星水不能成行,只有郭飛雄、余傑、王怡、李柏光四人踏上了美國之旅,這四人中只有郭飛雄事先得知可能美國總統布什會在白宮會見他們。

5月8日得到白宮會見的確切消息後,郭飛雄很欣喜。但隨後被傅希秋和王怡告知,因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參加會見。

高智晟說:“當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後,傅希秋感到問題的嚴重,他就迅速的和範亞峰取得聯繫,範亞峰又迅速的和我取得聯繫。範亞峰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凌晨2點到3點之間(美國時間8日下午兩點),傅希秋先生說王怡和余傑是要堅決阻止郭飛雄先生去,他們開始並非說郭飛雄去他們就不去,而是堅決阻止郭飛雄去。傅希秋剛打完電話以後,不到幾分鐘,王怡又來了一個電話,向範亞峰說明不讓郭飛雄去的理由,但是範亞峰認為這樣的說法是非常的荒誕,無法想像的荒誕,堅決反對!王怡說郭飛雄不能去,郭飛雄要去的話,要釋放出很多混亂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電話就沒有達到一致的意見,範亞峰再次表示強烈的反對。

“到第二天,範亞峰兩次給傅希秋打電話,表示我們強烈的反對,因為我們認為不能弄出如此令人痛心的結果來。但是,第一次九點鐘交涉之後,在第二次再次要求傅希秋先生回覆的時候,傅希秋說,余傑和王怡提出以退團來相威脅,就是說如果郭飛雄去,他們就不去了。

“所以這個事就按照王怡和余傑的願望定下來了。因為如果他們兩個退出來的話,那實際上等於把美國政府也尷尬的放在那兒了。

“到9點之後,情急之下,範亞峰直奔北京機場,直接買了去美國的機票,結果10點鐘給我打給電話說中共特務在機場阻撓他不讓他走,就說,他最後協調成功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

“當時我們兩個的調子就是要冷靜,走出對這種問題處理的傳統模式的桎梏,不要用爭吵和對罵來解決問題,而是用民主、法制和公義來解決問題。”

郭飛雄稱,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傑二人退團和其它壓力,被迫如此。

5月9日上午,郭飛雄通知傅希秋,說範亞峰、高智晟、張星水與郭飛雄四票贊成郭飛雄前去會見布什,但是沒有改變局面。最終,布什在白宮只是會見到了余傑、王怡和李柏光。

決不是“內鬥”

高智晟說,他不認為“拒郭事件”是民運的“內鬥”。“余傑他們是不是基於這樣的動機掀起這場風波的咱們不清楚。但是我們決不把它當成一場內鬥去對付。

他說,事件發生後,他和範亞峰就意識到“絕不能用傳統的對罵方式解決這樣的問題,用民主、法制、公義和愛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曾私下提議成立一個雙方都認可的 ‘內部調查委員會’,由雙方寫出經過,委員會調查後協調解決,澄清事實,該哪方賠禮哪方就賠禮道歉,公諸與眾。但是,這樣的努力失敗了,我們最後沒有成功。”

高智晟表示,如果因為他發表文章而得罪了余傑、王怡,他感到遺憾。但他必須對真實負責。

高智晟說:“自中國維權運動名聲鶴起之後,和國內的一些具有一定道德聲名的這些知識份子的摩擦一直是不斷,這樣的衝突對國內的維權運動來講,始終是處於被動和忍辱的地位,但是一次一次這樣的衝突和波折啊,被迫的擺在了維權運動的面前。”

余傑和王怡怕郭飛雄見布什提法輪功問題

高智晟說:“郭飛雄去肯定要提出法輪功問題,這也正是他們所謂的郭飛雄去了之後要釋放出很多混亂信息的思想。所以,你想,他們見到布什總統以後,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是這是一個純粹帶有宗教色彩的會見,而恰恰目前對作為信仰被迫害得最為慘重的問題,他們卻一個字都沒有提。

“一方面布什會見的主題是見大陸的人權活動人士,而另一方面我們整日就是為了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而奔走。那我們肯定要談及當今中國人權領域最糟糕、最為慘烈的事件,那就是法輪功問題,那我們肯定很大一塊的成分要談這個問題。另一個就要談中國的上訪群體所處的災難性問題……,當然我們要談許許多多我們要談的問題,中國的這種司法腐敗、政治腐敗、人民的完全不自由問題,執政集團公然踐踏法律的問題……,我們肯定都要談。我這裏不會有挑肥揀廋的,我這兒肯定都會有機會的。哪個群體所遭受的災難最為慘烈我就去談哪個領域的問題。”

高智晟說,他不認為王怡余傑等人在會見中為基督徒的信仰而呼喊是錯誤的;但是,還有許許多多沒有呼喊到的領域,那是錯誤的。

他說:“這裏面多少體現了一些人性的暗昧,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當我看到他們和布什的談話內容以後,我認為這次會談僅有他們個人炫耀的意義。而恰恰的是美國的總統、白宮的班子,面對中國的維權運動,面對中國的人權運動給的這麼一次機會。這次,實際上等於美國人選錯了對象,但是美國人是被動的,他們不知道這樣的名單當中,郭飛雄去不了,高智晟去不了。

高智晟還說,最近幾天人們給我打電話最多說得一句話就是“余傑和王怡他們很會說話”,這也證明他們很會做事。我很為上帝感到悲哀,甚至可以說是我很為上帝感到難過。我給郭飛雄說過一句聖經裡的話就是“申冤在我,我必報應”,當時我是勸說郭飛雄的,聖經裏面同樣提到的就是“不可做假見證”,“不可貪圖他人的東西”,如果這樣做了,那可能就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他們是基督徒,他們非常清楚這樣的因果關係,除非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仰是虛假的。

高智晟表示,在上帝的眼裏,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和受迫害的基督徒不應當有區別,否則上帝的公義就是有缺陷的。上帝的公義本身是完美的,是沒有缺陷的。是人類認識的缺陷導致了這樣的區別。他在《敬天謝神者叩問天道》裏已經講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都和我們心裡的暗昧去作戰

高智晟說,“在《不得不和余傑說兩句》發表後,很多人給我打電話,他們認為我做的是恰當的,包括範亞峰博士。這樣的電話有來自美國、德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都有。

“我呼籲今天的中國人啊,我們都和我們心裡的暗昧去作戰,都以心裏光明的東西去衡量他人的行為,衡量我們今後所要做的事情。我們要切記住,今天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惡劣,與我們每個人心裡的暗昧都有關係,我們要本著去做事、而不是爭名利的行為的原則,去實施我們諸多的行為。

我們中國人權糟糕的現狀,同時也是一種非常不道德的現狀。那麼未來的民主社會,他不僅應當是一個和諧和公義的社會,她同時更應該是一個極具道德的社會,我們希望人們都有這樣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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