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中共的天下 流氓的天堂
 
————記中共政府以黑幫手法圍困我們全家的第124天
 
作者:高智晟
 
2006-3-25
 
【人民報消息】今天是中共綁架歐陽小戎及胡佳的第38天,也是齊志勇被中共以流氓手法綁架的第39天,末日的中共,終於可悲地對其流氓惡棍嘴臉不再進行任何掩飾。

因準備清明節返老家祭母,故,下午我與夫人和孩子一道去探望侄兒。下樓出門不一會兒,來自我家不同角落的一長串的無牌照的跟蹤車輛很快聚齊。在去的路上,跟蹤車輛還能像前兩天一樣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可能是由於我在侄兒的理髮店逗留的時間長了一點(3個小時),那群顯然失去了耐心的秘密警察,又“舊病復發”,開始不停的在理髮店的周圍來回遊蕩。他們人人佩戴墨鏡,個個手拿一張報紙捂臉,絕一色的個個面色嚴峻,可謂與眾不同。在返回的路上,這些秘密警察顯然是發泄對我的不滿,他們的車輛始終前後左右離我的車輛不到一米遠,能看出他們是刻意營造出這種恐怖氛圍。

得悉我的行蹤,去年被中共假司法之名野蠻迫害的蔡卓華牧師的母親尋蹤而至。眼前來回遊蕩的秘密警察成了我和老人一見面談論的話題。老人告訴我說她看到了有關秘密警察跟蹤我的報導,她說儘管跟蹤我的那一群秘密警察的手段很下流,但與跟蹤她和她孫子的像瘋子一樣的那一群秘密警察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老人說:“跟蹤你的秘密警察闖入你的家一次,跟蹤我和我小孫子的秘密警察每天要百分之百的闖入到我的家裏面。他們每天至少有4人,整天就坐在我家客廳裡的沙發上!一大群男人,我們一老一少實在是不方便,每天都是這樣,他們可是鉆到人的內心深處去侮辱人啊,高律師!別看他們個個都很年輕,這方面他們可有經驗了!有一次他們坐著無聊,一名年輕的便衣對我說: ‘你不知道共產黨在做什麼?我可以實話告訴你,共產黨整日就是在琢磨人,整日就琢磨著怎麼整人,怎麼收拾人,你不知道吧?!’面對這群每天都要坐在我家裡的人,我們很無助阿!他們就是政府派來的,你還能去求助誰呢?!”

看到老人無奈的神色我真不知對老人說些什麼才好。秘密警察做到如此逍遙的程度,整個人類社會,也只有中共的特務才能如此的棄絕人類本有的羞恥功能,堂而皇之的把一個最不能適於人類社會的骯髒行當,當作天使的美差來做!

秘密警察對蔡母說“共產黨整日就琢磨著怎麼整人”,這句話可謂一語中地。

自我為法輪功上書胡溫三封公開信後,我個人的遭遇幾乎無人不知。先是電話恐嚇、之後在全國搜集我辦過的所有案例,從太石村郭飛熊事件入手,“依法”找出了兩條“罪證”將我的律師事務所停業;之後,在全國範圍內調查我的全部經歷,到我原來所有工作過的單位,甚至包括已經倒閉了多年的、20多年前打過工的一個廠子,調查高智晟是怎樣變成一個“壞分子”的,甚至連我和夫人的祖宗三代都查了個底翻,令人失望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們沒有找到一條可以置我於死地的罪證。在動用警察圍堵跟蹤我的全家時至今日的同時,又開始調查我事務所的全部財會賬目。

這還不算,今天開始發生在我家的事情更是為這位年輕卻“獨具慧眼”的警察的結論“共產黨整日就是在琢磨人,整日就琢磨著怎麼整人,怎麼收拾人”的理論提供了又一個有力的證據。

在我考上律師的11年前,我曾經在新疆的水泥廠工作,在離開這個水泥廠之前的一年裏,我曾經為這個廠推銷過一年的水泥,在我考上律師資格臨走的時候,也就是十一年前臨走的時候,我將一年中推銷水泥的的賬目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其中有11萬多推銷出去的水泥錢款還沒有收回,按照財務規定的手續,我將原始提貨憑證全部作了交接之後,我才能離開原來的工作單位。

11年過去了,這11年的頭五年我一直住在水泥廠的家屬樓裏,每天和廠機關的幹部們照面,沒有任何人提到我有任何遺留問題;11年的後6年,我來到北京,但每年至少要回到這個水泥廠3次,(夫人的娘家是該廠的職工),每次也都會和那些頭頭腦腦們點頭招呼,同樣沒有任何人有任何問題。

昨天,水泥廠的兩男一女突然來到我們家,令夫人頗感蹊蹺,因為所有來我家裏探望我們的朋友沒有不被帶走盤查的,而這三位舊相識卻安然優哉的來到我們家裏,當時我就對他們說,不管你們為什麼來,我們還是要款待老友,那天我們高高興興的一起在飯店吃了飯。飯桌上,他們提到了此行的目的是為了當年沒有回收但已經交接的11萬的貸款,按他們的話“我們廠在外面的欠款有1.2個億,其中有幾千萬、八、九千萬已經十幾年的帳了,誰都不去要,怎麼會想起來你推銷的這個水泥錢,突然讓我們來去要?”……

今天,這三位昨日飯局上笑語盈盈的老友,一天6次來到我家,不停的敲門,敲過之後便到樓下大喊大叫:“高智晟,我們是債主,要來拿你欠我們的二十萬的貨款!”

按照中國民法四十三條規定:當時我給企業推銷產品,按照企業法人的工作人員以企業法人的名義,對外經營的權利和義務,應當由法人來承受。也就是說,當時我以他的名義推銷水泥,營利可能是他的,那麼風險當然也應當是他的,我只是拿工資,我和企業不是債務關係,這一點法律上是非常清楚的。

其次,退一步講,假使我和銷售企業就是債權債務關係,這些所謂的“債務”也應該在兩年之中起訴,不是十一年之後,否則就失去了法律效力。

而且,11萬的帳款,張口就變成了20萬,當年我是按照規定,將原始提貨憑證都嫁給了廠方,也只有這樣我才可能裏離開廠裏。此種情況下,我怎麼還可能將我的事務所賬目讓那些人拿走呢?在中共的天下,還有那些官員可以有讓我們可以放心的信譽呢?!

如果這件事情是發生在我的當事人身上,我會勸告對方可以通過法律程式訴訟,我會建議我的當事人對騷擾報警,但是,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家的時候,夫人堅決地制止了我要報警的想法,她的理由和蔡媽媽如同一轍:“他們就是政府派來的,你還能去求助誰呢?!”

荒唐的事情每天都在一本正經的發生。我在文章中曾寫過:“只有中共想不到的惡,沒有它不敢做的惡!”

那些明明白白的知道“共產黨整日就是在琢磨人,整日就琢磨著怎麼整人,怎麼收拾人”的秘密警察們、那些明明白白昧著良心和中共大跳艷舞的“老友們”,你們真的以為“中共的天下,流氓的天堂”的局面可以千秋萬代麼?

2006年3月24日在有特務與黑社會打手圍困的日子裏於北京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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