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许失去了一个最好锲机
 
作者:司马泰
 
2003-11-24
 
【人民报消息】在八十年代后期,钱学森召集中科院和航天部等有关专家,搞了一个“系统学”系列研讨班,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作了方法论上的探讨。笔者也多次参加了旁听。不过,对于有“人”的因素参与的系统,专家们并无良策。

今天的中国,发展与危机并存,更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我们不妨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来看看今天中国的问题。

控制论中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反馈”:一个系统输出的信号又回馈到输入端。如果回馈的信号是进一步放大输出的,称“正反馈”。比如,夫妻吵架,从小声斗嘴,到大声嚷嚷,最后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婚姻破裂,这个过程中,对方的行为反过来强化了自己的愤怒,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系统。“负反馈”正相反,回馈到输入端的信号对输出是起抑制作用的。司机开车就是一个“负反馈”系统,根据汽车偏左偏右不断调整方向盘,从而使车总是沿著既定路线行驶。

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正反馈”效应造成的。比如,腐败问题。看到别人腐败后的低风险低成本,这个信号就会加强自己也去腐败,慢慢放大到全社会,最后变成从基层干部到国家领导都一同参与的全民运动。

讲到反馈,免不了说一说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熵”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一个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越大,状态越混乱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 一切过程都自发地趋向于体系混乱度(“熵”)的增加,而且不可逆转,这就是“熵增加原理”。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可是,愈演愈烈的社会混乱更是触目惊心。

现在打开中国官方媒体,也充满了杀人,抢劫,吸毒,卖淫,中毒,贪污腐败,自杀报复,跳楼讨债,见死不救,集体卧轨抗议,冷漠一条街等等消息。

新华社在2003年11月20日公布,自2000年12月起,全国公安机关摧毁了631个黑社会组织,打掉了14000多个恶霸势力,抓获黑恶分子十万多人,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38万余支,军用枪一万余支,查封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经济实体646个,打掉一大批黑恶势力在党政、司法机关的保护伞,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1万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近9万名……

公布这些不是因为政府开放言论了,而是已经普遍到了不报不行的程度了,实际上没有破获没有报道的那就更多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官方数字反映�“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在中国社会发酵,暗示那种不可逆转的“熵”增加的可怕趋势。

从理论上讲,“熵增加原理”通常是对于一个封闭体系来讲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只搞经济改革,阻碍政治改革,广义上还是一个独立于国际自由民主大环境的封闭控制体系。

所以,有人认为,民主化将会逆转中国“熵”增加的无序混乱状态。

民主化是不是万灵药呢?

从制度体制上讲,南美搞资本主义,印度搞议会民主,俄罗斯和平演变,他们至今都不是成功的例子。中国的国情,人口素质,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接受程度,很难保证中国表面民主化后就能很快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民主化是世界潮流。民主、自由、法制会给中国这个封闭社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中国的问题也许早已超过民主化包容的能力。

鼓吹中国会崛起的人,总是用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掩盖涌动的社会危机,希望问题只是发展中的过渡现象,下赌注似地盼望时间会治愈一切;

鼓吹中国崩溃的人,强调经济繁荣的泡沫性,银行系统足以破产的坏账,资源匮乏的生态危机,特别是俨然火山口下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又常常低估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度过重重危机的能力。

中国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就两个字:“人心”。

当人人都诚实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人们就不会弄虚做假,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坑蒙拐骗;当人人都对婚姻严肃的时候,就不会有性开放的泛滥;当人人都心地善良时,也就不会打家劫舍,见死不救。

人们感到绝望,实际上是对中国人心堕落的绝望。

最近,读了章天亮先生的《绝境中的希望》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认为法轮功“真善忍”的教化客观上能够重新整合国民的道德素质。

文章中,章天亮先生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扼守的几条原则:“真善忍”为本;遇矛盾“向内找”;对理念绝不放弃妥协。

有趣的是,这些原则正好组成了一个“负反馈”自适应控制体系,这个系统蕴涵的机能可以大大缓解中国社会诸多“正反馈”效应诱发的社会弊端,无疑有助于逆转中国“熵”增加的无序混乱状态。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1、“真善忍”原则──控制系统的目标值

“真善忍”是法轮功的基石,修炼的准则。“真善忍”的道德观本身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从社会系统的控制论角度讲,这是这个系统的期望目标值。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就按这个标准来衡量。

2、“向内找”原则──自适应性“负反馈”控制机制

按法轮功的教义,“向内找”就是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

以本文开头提到的“夫妻吵架”的例子来讲,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了矛盾,先找自己,同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作想,那么这个架还能吵起来吗?从控制系统的角度讲,对方的反应被用来抑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典型的良性“负反馈”调控系统,这对社会的潜在影响非常巨大。

比如说,腐败现象。普通人看到别人腐败,可能诱发“正反馈”也去腐败,双方互相“正反馈”,于是腐败越演越烈。但是,对于一个拥有“负反馈”系统的法轮功学员来说,看到别人腐败,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是不是也有“腐败”的想法,如有,就要克制消除。这样,对自己的正念是一个加强,对他人也是一个正的参考,对整体腐败就会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这种机制对于调理“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有著非常好的良性控制作用。

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忘记祭出“道德”的旗帜。什么“自我批评”,“学雷锋”,“精神文明”等等,可是,这些行为是一种外在的从上到下的强加于人的政治运动,人心本身没有改变,也就不可能持久。

从民间底层自发自愿起来的对“道德”的追求才是拥有生命力的。

法轮功学员首先是从信仰角度有了人生观的巨大改变,从而发自内心地自己要做好人,认同“真善忍”,主动“向内找”,也没有宗教的“忏悔”“祷告”的形式,而是完全溶入日常生活之中,提供了一个带有自适应性的“负反馈”稳定控制机制,对社会道德的正面影响也就更大,更明显了。

3、面对压力,坚持“真善忍”理念的原则──这是控制系统中保持原定目标值不变的重要环节

一个“负反馈”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其行为趋于目标值,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个目标值本身是稳定不变的。如果这个目标值本身可以修改妥协的话,这个系统也就谈不上原来意义上的稳定了。

对于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来讲,如果别人诽谤法轮功,不敢出来公开炼了,被迫对人撒谎说“不炼了”,或者完全放弃了,甚至只是在家偷偷炼,都是偏离了原定目标值“真善忍”,系统迟早要萎缩崩溃。

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其原则的坚持,正好避免了这种情况。在镇压以前,当有媒体不理解他们,歪曲事实报导他们时,他们就去上访,澄清事实;在镇压以后,他们更是前仆后继地上各级政府,上北京请愿,为法轮功讨公道。在做这一切时,又都是本著“真善忍”去做的。

从这个角度看,法轮功学员上访请愿,发传单,打横幅,电视插播,还法轮功清白,维护“真善忍”等一系列“讲真相”活动的重要意义就非常明显了。

因为他们对理念原则的坚持,就是对最初目标值的维护,这是保证系统真正稳定如原样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这个良性“负反馈”系统才能持续地完好如初地运转起来。

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讲真相”活动的不理解,也正是习惯性地用“妥协”的观念看待他们。而这种偏离原则的“妥协”正是一个控制系统不得不分化瓦解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滑,就是对道德原则的逐步“妥协让步”而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这些原则决定了面对邪恶强暴时,他们不会选择沉默,也不会选择暴力,而是自然地走上了非暴力和平抗争的道路,对于打破中国历史“不是沉默就是暴力”的怪圈,解决社会危机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章天亮先生在《绝境中的希望》中指出,法轮功带给了中国社会从“发展”的乱象中走出来的一个希望,正是如此。

人是万物之灵,没有什么工程能比得上对“人”本身的工程。系统论的专家们在面对社会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也不过一愁莫展。法轮功能够从内心深处去改变一个人,吸引上亿人自觉都回归到“真善忍”上来,带给人类和平美好,综观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这都是人类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一个民主体制的引进,中国人民心里还没有底的话,江泽民把现存的法轮功从中国消灭,简直就是愚蠢之至。中国人民失去的,也许是民族兴旺和睦的一个最好锲机。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江泽民难道不是邪恶之最吗?

 
分享:
 

如果您喜欢本文章,欢迎给予捐助,哪怕3元5元也是鼓励和支持。让我们一起打拼未来!

 
PayPal在线支付

 
文章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