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王世充割地称帝，初时厉精图治，到闹市也不清道，说要“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百姓上书献策果然十分踊跃，但王世充只是军阀，无法应付，“数日后不复更出”（《资治通鉴》卷一八八）。王世充不懂治国，为后人所笑，但他毕竟明白救恤时危不能不顺民情。

董建华所治不过是四百平方英里的小城，却连一年一度花两三小时跟士庶谈谈都视为畏途，统治才具可想而知。他对民情有多重视也可想而知。

其实，电台答问可免，施政报告何独不可免。董建华第一份施政报告“十年内七成百姓居有其屋”的大计，早就给他自己否定了；其后“额外援助孤苦老人”的承诺，也和“香港要成为亚洲曼克顿”等等宣言一起同归乌有。说到底，施政报告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产品。不顾民情的施政报告，就如画虎类犬、刻鹄类鹜，不如不刻不画。

董建华施政问题上回避市民质询，和保安局长刘淑仪最近病避过二十三条法案的质询，可谓异曲同工。当年秦桧给韩世忠质问岳飞下狱原因，一时无词以对，只有支支吾吾说岳飞罪状“莫须有（也许有）”，天下于是更加不服。早知韩世忠发难，秦桧一定避席，或病在家。天下很多事不是凭一张巧嘴就说得过去的。

（苹果日报）(1/11/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