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王世充割地稱帝，初時厲精圖治，到鬧市也不清道，說要「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百姓上書獻策果然十分踊躍，但王世充只是軍閥，無法應付，「數日後不復更出」（《資治通鑑》卷一八八）。王世充不懂治國，爲後人所笑，但他畢竟明白救恤時危不能不順民情。

董建華所治不過是四百平方英里的小城，卻連一年一度花兩三小時跟士庶談談都視爲畏途，統治才具可想而知。他對民情有多重視也可想而知。

其實，電臺答問可免，施政報告何獨不可免。董建華第一份施政報告「十年內七成百姓居有其屋」的大計，早就給他自己否定了；其後「額外援助孤苦老人」的承諾，也和「香港要成爲亞洲曼克頓」等等宣言一起同歸烏有。說到底，施政報告是西方民主社會的產品。不顧民情的施政報告，就如畫虎類犬、刻鵠類鶩，不如不刻不畫。

董建華施政問題上回避市民質詢，和保安局長劉淑儀最近病避過二十三條法案的質詢，可謂異曲同工。當年秦檜給韓世忠質問岳飛下獄原因，一時無詞以對，只有支支吾吾說岳飛罪狀「莫須有（也許有）」，天下於是更加不服。早知韓世忠發難，秦檜一定避席，或病在家。天下很多事不是憑一張巧嘴就說得過去的。

（蘋果日報）(1/11/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