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23条等于是最终的一个证据，说明“一国两制”彻底破产了。23条引起那么多香港市民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因为一个决策充份暴露了中共的本来面目。它影响的不仅仅是香港，而且已经影响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了，更重要的，他涉及到两岸关系问题。

“一国两制”制定出来的目的虽然是为了香港回归，其实它的长远目的是解决两岸问题。香港是给台湾做样板的。23条彻底破坏了中共原来的想法。看来中共实在忍不住不去实施专政统治。一方面它想用一国两制来统一两岸，一方面又要制定23条，可见两者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23条的影响

在学术上，香港将没有学术自由了。根据23条立法，有些东西就不能做研究了，像台独问题、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等问题。

从经济上看，香港将不再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经济和政治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份，是相互关联的。让外商愿意在香港投资，也要他们要对投资环境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假如香港出现政治上的压制引起社会上的对抗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而且23条还涉及到资讯自由的事情，这影响到商业能否便利的开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都对23条表示很大的疑虑。因为23条影响到了他们在香港的商业利益。

在宗教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23条是针对法轮功的。法轮功以后在香港的处境也会越来越困难。在法轮功事件爆发出来以后，全世界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关心度大为提升。如果中共能被国际压力逼到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话，它在别的方面也会改善。

在法制问题上，中共是不讲法制的。就像江泽民跟俄国签订领土条约，作为国家主席，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代表政府去跟别国签这种条约。他做这种事本身已是违宪了，他已经是犯罪分子了，可是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这个责任。这说明我们国家根本不存在法制。虽然中共一直强调“以法制国”，但是连这样大的违法行为居然都不被认为是违法，所以法制在中国是很可笑的。而香港政府也已到了以中央政府的喜好为标准的可怜程度了。

23条是中共掌控香港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不会放弃的。这些所谓的几个月的资讯期都是表面的东西，连“六·四”镇压政府都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这次它更不会在乎。中央政府其实是躲在背后操控董建华，让他出去做这个坏事，所以这件事情不会有真正顺应民意的可能。

*“公民抗命” 瘫痪“恶法”

王丹说，香港市民已不能指望中央政府来维持香港原有的自由和法制了，这要靠他们自己争取了。一旦这样的“恶法”建立，人民就应该起来把它瘫痪掉。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对待这么恶劣的法律，香港应该有一批有识之士，团结起来用自身行动去违抗这种法律，然后你看它用什么方法来对付。

就象当年“六·四”，北京发布戒严令，但最后并没有真正贯彻下来，是因为全体北京市民起来抵制。如果香港市民抵制的话，23条即使立法也等于零。比如23条不允许收藏禁书，所有市民都公开宣布家里有禁书。在西方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学术上叫“公民抗命”。比如当初美国不允许黑人上大学，那就有一些黑人一定要背着书包走进学校，打破这个关卡。如果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活动形成，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地处理这些所谓的“违法行为”的话，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王丹说，他不认为这些行为是真的违法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违反正义。法律制定是应该以正义为基础的。当一个法律违背正义，违背老百姓的意愿，是一个“恶法”时，公民有权不承认它，不守这个法。

*海外华人能做什么

海外华人能做的最基本就是说话，在华人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发出这种声音，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美国的公众舆论对它的决策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毕竟是民主体系。现在已有31个海外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宪政协进会”的发起下签署联盟信，公开声援香港市民的大游行。在我们与美国社会和其他国际社会的接触中，我们也要把23条作为一个例子提出来，作为劝说国际社会推动中国人权改善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