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惩治和打击力度不够。在一些地方，疯狂鲸食千万的巨贪，却只判了有期徒刑，这如何能够震慑犯罪？至于贪污几十万上百万的犯罪分子，对其量刑就可想而知了。前几年，贪污几十万元便让人触目惊心，如今贪污数目却成百万成千万，人们却见怪不怪了。

其二，特权的拥有和私欲的膨胀。现在有的单位或企业，无论赚钱或赔钱，甚至工人开不出工资，可领导们买个小车就十几万数十万，出国也不能少出，这些排场和体面是少不了的。有些人动用扶贫款和福利资金为自己买车或建筑豪宅，甚至吃喝、娱乐等消费，都可以用公款报销。各种官本位思想支配下的特权的拥有，给各种各样巧立名目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和环境。此外，私欲的极端膨胀，使得腐败者对公有资产变本加厉，欲壑难填。他们刚开始贪污几万，后来几十万，还不满足，以至于贪污了成百万成千万。中国古代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如果能够以人民和国家的“天理”为重，灭除超越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恶欲”，我想这句话对惩治腐败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其三，审计、财务管理不严，存在弊端。现在对单位或企业的审计，大多是几年一次或领导换届时才进行这项工作，如果能够随机进行审计，就可以把贪污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在侵吞第一笔公款时就被发现，就不会出现作案多次甚至几年后才被追查。每次动用公款，都必须和财务部门打交道，为什么这些钱就可以从财务部门“轻易”地提出来？这些钱到哪儿去了？干什么用了？为什么长期无人过问？这涉及到单位和企业的管理问题。

其四，监督不力甚至有名无实。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如果监督权仅仅是少数人或部门拥有，同样会出现监督不力的情况。有些部门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对于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又捂又盖，把反映问题的群众称作“刁民”。普通群众的监督权力一旦受到削弱，腐败分子便会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了。此外，有些单位或部门，对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好像新闻舆论的监督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其实，破坏安定团结的恰恰是贪污腐败和对贪污腐败的掩盖与纵容。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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