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编者按:旅法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本刊现将陈军与其的一次长谈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陈军:我想通过这个采访试图勾划在我们这一、两代人中,我们将来会为后人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指的是各个涵意上的,从理念、人生的经验、艺术的创作,甚至包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看法和个人体验。因此,我基本上想问的是这样一类的问题,即在你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哪些事情给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现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谊中的背叛。这些东西作为你人生的转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比如你现在回忆童年的话, 你是怎样渡过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个很梦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产党要想建立一个新中国,一切都要个新的社会,要埋葬旧的社会。可是我是从那个社会来的。1949年我十岁,我是40年生的,我曾经一度是相信我是长在红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经验。现在想起来, 那段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陈:你的家乡在哪里呢?

  高: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正在逃难,正是抗战时期。我生在赣南,我的父亲当时在中国银行工作,算是公职人员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幸福的童年,我幸亏有这么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种大集体呀,祖国呀,红旗下长大的。后来我一直忘掉了这一段。我们整个那一段的教育过程就是让你忘掉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要埋葬那个旧社会,一个大家耳濡目染的旧社会的苦难。可是我却没有看见多少苦难。那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

  陈:你从哪里逃到哪里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难中出生的,那是飞机轰炸下的赣州。这段我在小说里写到过。赣州当时是蒋经国在那里,算是个治理得模范的地方了。蒋经国当时算是国民党内的清官,还算是治理得不错。当时日本人到那里就停住了。后来他们开始袭击,我们又开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记忆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赣南。日本人到哪,我们银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难对我童年残存的记忆来讲是个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并没有感觉战争的那种恐怖。唯一对战争的恐怖记忆就是飞机轰炸。然后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还留在银行里,后来就失业了。后来他当过记者,又到私人的银行里干过,轮船公司也干过。尽避我父亲常常失业,但我们家生活还是满优越的。我父母都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个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还赶上了旧生活的尾巴,但是这个旧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是美好的。

  陈:你在十岁以前,如果有过教育的话, 是个什么样的教育呢?

  高:我们的家庭是非常温暖的。我们家的这种家庭到了新社会以后就消失了,那种人的关系也消失了。那时候,一切都显得温文尔雅。我父亲来的朋友谈吐文雅,西装革履的;我母亲受的也是教会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了。父、母亲家以前也是个大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了,但是他们身上那种遗风尚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唱什么西方歌曲了,什么弹钢琴了,唱歌剧了。太太们留学回来以后拿著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同乐会。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岁,我妈叫我排个节目,让我跟她一起登台。我母亲当时是抗日剧团的演员,后来跟我父亲结婚后,出于政治原因,我父亲不让她搞政治,因为太危险。当时的抗战剧团,国民党也不太喜欢。后来我母亲回忆起来猜测,她们剧团的外围有共产党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会的。

  陈:我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为当时参加了抗战的演出团并写文章,后来在1956年时被抓起来,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

  高:所以他们49年后就根本不怎么谈这些事,但是这个记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于是我有两个社会的经验。我有现代中国的,再有就是西方社会的不同体验。现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会里头。

  陈: 你那时都是读的什么书呢?

  高:应该说主要是童话。我也没上学,因为那时在逃难嘛,加上我身体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亲教我识字的。那时我家里有一大堆书,有很多童话、儿童读物、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可以说是一种很西式的教育,家里那时还彼此讲英文,穿的是西装,唱的是洋歌。

  陈:你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经验是什么?

  高:我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糟糕的经验,但一到大学就开始了。

  陈:你大学以前的书是在哪念的?

  高:我大学以前的书是在南京念的,在一所教会学校。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些课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国式的教育,非常开放,图书馆还随便进,书也不是管得那么严,解放以前的书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学里的时候,已经把西方主要翻译过来的作品都看了。从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雨果的书一本也没找到,以后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这个学校一直都很好,没有什么共青团的活动。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加上我与同学的关系很好,那些同学都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所谓的高级职员,都是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因为当时需要考试,择优录取,所以贫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学,立刻就遇到了反右斗争,这才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终是生活在梦想当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图书馆。我当时就觉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条的和讨厌。还有大学时就开始学毛著。但那时学毛著还有点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著,下面放一本别的书还没有人来揭发你,还没到那个气氛,但逐渐逐渐就开始了。比如我谈恋爱就被告到团支部和党支部那儿,所以我大学就入不了团。不过我从来就没想过还有共青团,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陈:你怎么会想到学法文的?

  高: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以前基本都是在梦里头,现在回忆呀,我小时候就更是在梦里了。然而我遇到现实,哇,我才知道现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防卫的态度。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和写作。我在大学里学法文也是极偶然的,是因为家里和周围的环境,觉得最崇高的是科学,最应该上的三所大学是清华、北大和交大。当年我们中学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建的。凡是学生考上这三所大学的,名字都会刻在体育馆里的一圈大理石上。这个学校有一百年的历史,所以历届学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当然地,我也想学理工,因为那是最有出息的。当时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我当时的数学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在大学的升学指南上,我想考戏剧学院作导演,但是报考条件是三十岁,且要在三个团体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所以我就没戏了。我从小就跟我妈演戏,门关起来,我妈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个观众。我妈会编戏或编个小节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报考条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两公分,连报考资格都没有。那我想就当作家罢,但是大学的中文系是培养师资、编辑和记者的,没有一来就当作家的。你看我当时多天真呀。再加上我当时参观了南京大学,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们展示的四库经典,那与我想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是不同的,我想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学外国文学,这是唯一接近我的东西,还有就是画画。

  我从小就画画,曾经想去考美院。我的画画老师当时是全国美协最早的会员,在全国油画展上还拿了油画创作奖。当时这些老师都是当用高薪聘请留下的。我们画画老师在学校里还有自己的画室。我画油画是在初中开始的,开始我连油画怎么画都不知道。他在画的时候,我也不告诉他,就在边上看,看他怎么调颜色,然后自己就到图书馆去找怎样画油画的书。我一直偷偷地画油画,他始终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后就没有绘画课了。毕业的时候,老师要带著升学建议与家长见面。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一进屋子,看到满屋子挂著我画的油画,他就发了个感慨,说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当时受宠若惊,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学院派的训练,但我画的颜色非常鲜明,大胆地把颜色往上抹。我当时也没看过什么印象派的画作。我的这个美术老师有很多同学在中央美院当老师,他们原来都是从中大出去的。“我推荐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没问题。”他说。

  我非常兴奋,可我妈反对。我妈说:“画画,画什么画?在街上画什么大跃进、什么支援社会主义的宣传画?”当时还不像后来只是画毛主席像了。我说那有什么,画还有西方的和苏联的。我妈说:“画家各个都穷,穷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间里。你各科成绩都很好,你做什么我都不反对,只有画画这一件事,你得听我这一次。”在我们家一直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对我后来的成长很重要,就是LIBERAL,极端的自由化。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讨论我们这个月的钱怎么花,按照每个人的需要一起花。我们每件事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没有一般中国家庭的家长制的那种压力。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的父母从来不担心我,因为我不是那种闯祸捣乱的那种小调皮,吃吃喝喝地把别人的窗户打烂。因为做什么,包括学音乐、拉琴,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的功课。但是我妈说:“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我从来没反对过你做任何事。你别学那美术,我看不到画家的前途。其他,你干什么都行。”后来,我就听了母亲的话放弃了画画。如此一来,我该学什么呢?

  我学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时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我跟几个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复习高考。那时都比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属;如果要考理工科,清华以外一概不去。我们那时自信心都很强,苏联的那种数学竞赛题,我们都掐著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题目,把我卡住了,连做了两节课都没出来。那时,我们学校还很自由,大家都在准备高考,因为是好学生,在语文课上做数学,只要你不说话,老师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见我在做数学题也不管我,所以我连做了两节课也没做出来。那时是五月份,校园里的扬花都开了,花滚成了球,滚到教室里,这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突然觉得,我如果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