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的容和忍與江澤民的戮和狠(上) (多圖)
 
——專題:君子與惡獸的根本區別
 
蕭良量
 
2015-3-4
 



1999年9月30日,江澤民與習仲勛在「國慶50周年」招待會上碰面,江表情尷尬。

【人民報消息】有人說習仲勛和江澤民的區別是君子與惡獸的區別。

習仲勛在中共裡是老資格,中共中央紅軍被國民黨打的逃難到陜北時,22歲的習仲勛是陜甘邊區的政府主席,比劉志丹選票還高,但一路走來十分低調。江澤民貪腐淫亂,二十多年來,一路高調引領中國從官場到民間全面的道德淪喪。習仲勛既不說假話,也沒整過人,江澤民不但被起底是「二奸二假」,而且踩著六四學生的屍骨登上中共國的最高權力之位。習仲勛對子女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江澤民不但把兒子調教成「中國第一貪」,自己還以「反人類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被二十幾個國家的國際法庭所起訴。

江澤民的諸多穢跡劣行已散見《江澤民其人》和《人民報》,並廣為人知。而習仲勛雖然成功建立了深圳經濟特區,一生三起三伏的事跡,卻罕為人知。2014年4月25日《博客天下》第158期所刊載的一篇《「忍者」習仲勛》首次披露了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感人故事。

他是一個好人

習仲勛(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自13歲參加學潮,此後在各種雜牌部隊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中搞兵運。他以一種充滿冒險精神的方式打入各路軍閥營中,和他們結為兄弟,把隊伍拉出來建立陜北紅軍根據地。

陜北紅軍根據地政府主席習仲勛雖然小小年紀,但深受民眾的愛戴。他所制定的紅軍政策深得民心,所以陜北紅軍根據地擴展到非常迅速,而且非常鞏固。他長於辦實事,尤其與有人性懂感恩的人打交道效果顯著。

文章說,兵運時期的習仲勛還不是一個百戰百勝著稱的指揮官,相反,他受傷過、被俘過,曾經潛伏養傷和化裝突圍──韌性和忍耐是他體現出的主要性格。

這種性格使他在三度入獄之後,三度重新崛起。而伴隨他起起伏伏的,便是「容」和「忍」兩個字。

曾和他共事或有過接觸的老部下、老朋友如今幸存無幾,昔日身邊的「小鬼」也大都年過耄耋,他們在費力去回憶習仲勛的人生細節時,第一句往往是:他是一個好人。

習仲勛生前有一句話流傳甚廣,是他對人民日報社原社長秦川說的,大意是: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這應該是與他充滿人性和道德良知的品德密不可分。

晚年的習仲勛在中共高層裡雖然沒有再被打壓,但也沒有委以重任,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容不下不肯整人、不肯誣陷別人、不肯落井下石的正直的人。習仲勛知道不知道,他心知肚明,但卻無力回天。

當他了解到西方的民主體制後非常嚮往,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他要求子女們有機會都「遠走高飛」,「在國外也可以報效祖國」,留在國內「說不定某天就會受政治迫害,更不用說報效祖國了」。但他要求子女「留一個搞政治」,且希望留下的那一個是「最淳樸最沒有心機」的習近平。習仲勛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共體制裡「有心機未必成功,相反可能滅亡的更快。」

現在很多媒體對習近平成為中共國最高領導人的原因這麼分析、那麼分析,說是這個推薦的,那個保送的。其實都不是,是習仲勛讓「最淳樸最沒有心機」的兒子進入中共政界符合天意。

習仲勛選擇長子參政是有歷史原因的:飛來的橫禍

1962年是習仲勛命運的大轉折,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突然莫名其妙的被打成反黨份子。這也是他一生中在政府系統所擔任的最高職務

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不久,因一本叫《劉志丹》的小說,習仲勛曾一度入獄,後來又被下放。習仲勛被認為是在「利用小說反黨」。他必須苦苦忍耐,也只能苦苦忍耐。

《劉志丹》是一部小說,但又確有其人,他是陜北紅軍根據地的領導人,也是習仲勛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因為劉志丹在陜北的威望太高了,所以不被逃難到陜北的中央紅軍的領導人所容,就把他暗殺了,並舉行非常隆重的葬禮。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一直想把這段真實歷史記錄下來,於是寫了小說《劉志丹》,其實是紀實文學。寫作時李建彤為避免對號入座,對很多主要將領、官員的名字做了虛化。

作為劉志丹的老戰友,時任副總理習仲勛只參加了前兩次座談會,後來因為工作忙就沒有再參加會議,所以並不知道後面寫了什麼,直到這本書出版,也沒看過也不知道書的內容。

突然天上飛來橫禍,江青的入黨介紹人、曾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說這本書以「用小說反黨」,並把此評價提交給毛澤東。康生在陜北延安時為了排除異己,害死了很多好人,所謂整風肅反時,他親自用烙鐵燙別人的胸脯,用酷刑虐待被誣陷的同志,讓他們屈打成招。所以康生看到這部還原歷史真相的書就害怕。

習仲勛被當做「反黨份子」投入監獄,全家人受累。後來他得以「讀書」的方式恢復有限的自由。未來是生是死,沒有人給出回答,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忍」和「等」。

被打成反黨集團案主犯的習仲勛決不連累別人

張志功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曾先後兩次擔任習仲勛的秘書、陪伴習仲勛長達20年。

副總理習仲勛被「一擼到底」、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只有共產黨才能搞出這種熱脹冷縮大發勁的發癲動作。張志功認為這次「是習仲勛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落差」。


張志功撰寫的《難忘的二十年──
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
在新出版的一本名為《難忘的二十年》的書裡,張志功還原了習仲勛從剛得知消息時微妙的心理變化:

「那是一個沒有月光的夜晚,雖然已是深秋,但空氣異常沈悶,公園裡遊人稀少,只聽見陣陣蟬鳴。我默默地陪伴習書記走在沒有路燈的曲折小徑上。」

這是北戴河會議上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稱他利用小說《劉志丹》「為叛徒高崗翻案」的第二天,習仲勛一整天都悶悶不樂,直到晚飯後才決定去公園裡走走。

不久後,習仲勛就被隔離審查。若不算國民黨的監獄,1962年是習仲勛第二度入獄。

上一次入獄是1935年,年僅22歲的習仲勛一年前剛當選為陜甘寧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卻因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發起的一場肅反運動,習仲勛和劉志丹等陜甘邊區數百名幹部遭遇逮捕和殘酷審訊,一些人遇害,習仲勛和劉志丹等也差點兒被活埋。後來劉志丹在戰場上遭自己人從背後開槍謀殺,這一系列的經歷使得習仲勛心灰意冷,他感覺在共產黨裡面沒有說理的地方,也因此變得謹慎和遠離權力。

1950年,習仲勛37歲那年,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一職調任宣傳部部長,而時任老宣傳部長陸定一降職改任副部長,為此習仲勛一度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毛澤東消除他的顧慮。

之後相繼被調入北京的另外四大中央局書記還有鄧小平、高崗、饒漱石和鄧子恢,當時人稱「五馬進京」。進京後的習仲勛在1959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習仲勛和「五馬」中級別最高的高崗(1949年國家副主席)曾是西北的老戰友,在高崗被調往東北之後,習仲勛接手了西北局的工作,有人當著他的面稱呼他為「西北王」。

習仲勛對這個稱呼極其反感,立刻嚴禁有人這麼叫他。雖然只有30多歲,習仲勛已經嘗過了失去自由的味道,肉體上也有那次牢獄之災的烙印,傷疤帶了很多年。

1943年,在陜甘寧邊區負責保衛工作的鄒瑜第一次見到了習仲勛。鄒瑜後來曾經擔任過司法部部長。

「當時他把在自己人監牢裡挨打的後背露出來給我看,還有傷痕。」鄒瑜說,「我跟他相處的時間不是很長,但對他印象非常好,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是群眾裡頭走出來的領袖。他退休後在深圳休養,我還去看過他幾次。」

習仲勛從來不是一個長於反擊的人,也沒有主動進攻的天賦,他幾乎什麼都沒說、沒做,卻被扣上了一頂「反黨」的帽子;被扣上了一頂「反黨」的帽子之後,他卻除了說明情況之外,幾乎什麼都沒說、沒做。

1962年,習仲勛被辦成了小說《劉志丹》「為叛徒高崗翻案」反黨集團案主犯之後,和所有被辦成集團案的案子一樣,主犯要交代同夥。

「習書記(中央西北局書記,儘管後來職務變化,張志功一直這麼稱呼自己的老首長)在蒙冤受屈的日子裡,對所謂『反黨』問題抱著盡量少牽扯別人的態度,能攬的就自己攬過來,寧可自己一個人承擔責任,盡可能不連累別人。」張志功說。



1997年5月26日,習仲勛和夫人齊心在深圳。站立者為張志功。

張志功一直記得習仲勛的一句話:「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儘管身處逆境,習仲勛仍自己扛下了許多事。

作為習仲勛的秘書,張志功也被審了很久,同樣他沒有做出對習書記不利的證詞。

堂堂正正 vs 「二奸二假」

習仲勛在陜北紅軍中以娃娃主席受到愛戴,憑藉的是以心換心、不搞陰謀詭計、不害人坑人,1959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也不是踩著別人爬上去的。對比之下,冒充烈士遺孤騙得高層提拔的江澤民,從小到老,都是一個騙字,一個淫字,一個惡字,既是漢奸又是賣國賊,所以當呂加平撰文質疑「江澤民的歷史和入黨問題」以及江與宋祖英淫亂問題後,很快就被江秘密逮捕下獄,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江澤民用見不得光的行動證實自己確實是呂加平所指的「二奸二假」。

第一奸,江澤民本人和親生父親都是日偽漢奸。其父親江世俊(漢奸名江冠千)是汪精衛偽政權的宣傳部副部長、社論委員會主任。江澤民本人是日偽政權培養的未來接班人。

第二奸,江留蘇期間加入蘇聯克格勃遠東情報局成為間諜,手握黨政軍大權時出賣至少40個臺灣面積的中國領土給俄國。

第一假,他冒充是1949年前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假黨員。

第二假,他又是一個隱瞞漢奸出身、冒充中共所謂「烈士」江上青養子的假「烈士」子弟。

呂加平還指出,江澤民是日偽政府重點培養的漢奸學生,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大批漢奸和有漢奸嫌疑或背景的人因害怕清算賣國罪責,紛紛逃亡藏匿。江的父親逃回老家隱姓埋名,江也逃到江西永新一個叫棉花坪的地方躲藏起來,半年後風頭過去,江被家裡人接走,在走之前,江在那位農民家的一本舊醫書上寫下了如果今後他發達了,一定回來報答這家人之類的話,並且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後來江當上中共總書記後,去過井岡山,途中就在永新呆了一天,而且特意去看了一下棉花坪。但是江並沒有去那位農民家,更沒有報答這家人在其逃亡之時的救命之恩。

習仲勛為人正直,不搞歪的邪的,而江澤民是奸詐小人,不幹好事善事。什麼都怕對比,人更是這樣,習仲勛退下後在深圳安度晚年,而江澤民居無定所,不是沒房子住,而是在哪裏都疑神疑鬼,走到哪裏都燒香磕頭,最後在2015年1月初癩蛤蟆石雕還是從成都被挖出來了。

習仲勛被殘忍批斗後選擇寬容

1962年被「一擼到底」的習仲勛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被進一步批斗。

如果搜索關於「文革」的老照片,有一張黑白照片是無法繞過的,一位低著頭掛著黑板的中年男子被紅衛兵扭住,黑板上寫著「反黨份子習仲勛」。

造反派把他從洛陽揪到西安批斗。但他多年後還為他們開脫:「他們年輕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單憑一股熱情,容易受蒙蔽上當,不能怪罪他們。」

秘書張志功也多次以陪斗的身份出現,親眼目睹習仲勛被推搡,進而拳腳相加。他回憶,一位曾在習仲勛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參與了揭發,並爆出所謂的「猛料」,讓他深感震撼和遺憾。但習仲勛並沒有因此記仇,「多年以後,這位同志因生活困難寫信向習書記求援。習書記沒有計較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這段表現,仍然伸出援助之手幫他解決了困難」。

在看似沒有盡頭的、無休止的受迫害中,懦弱者往往會胡亂攀誣朋友,剛烈者則容易陷入絕望,最終做一個了斷。習仲勛卻展現了自己能持久作戰、善於忍耐、等待和樂觀的一面。

搞兵運的歲月裡,他曾經無數次的和敵軍老兵們結拜金蘭,化敵為友。文革被打倒後,在西安時又和負責看管他的西北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紅衛兵孟德強成了忘年交。孟德強提到有一次習仲勛跟他開玩笑,趁他下樓買東西時藏了起來,正當他不知所措以為習仲勛被搶走了時,習仲勛卻扮著鬼臉從門後閃出:「我被紅衛兵搶走了,看你給學校怎樣交代。」

孟德強幫習仲勛寄過兩封信給毛澤東,一封是希望制止武斗,(習仲勛的一隻耳朵被斗聾了);一封是建議中央發文件保護春耕生產,他說:「紅衛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種莊稼」。這兩封信最後都杳無音訊,讓習仲勛很沮喪。

1975到1978年,習仲勛在洛陽耐火材料廠下放勞動,這已經是他即將走出人生最低谷的年頭。人們最常看到的一個場景是:習仲勛捧著剛買來的茶葉蛋或是烤紅薯,坐在菜市場攤亭的馬紮上,邊吃邊和老太太們聊天。

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習仲勛正在虛心請教關於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規律:雞蛋為什麼貴了?

老太太們的解釋是,天旱,農民不願意賣,按照原價,雞蛋收不上來。習仲勛點頭稱是。

當時的習仲勛沒有想到,自己即將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第一大省的負責人。習仲勛並不是想要權力,而是想做些實事。

六四血洗天安門廣場的最大受益者




六四血洗天安門廣場,最大受益者江澤民在警衛大樓四樓上,
從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門的動態。



天安門廣場上被坦克輾死和達姆彈打死的學生。

習仲勛即使被下放,都在為將來有朝一日能復出、能為國效力,而隱忍的等待。而沒有真材實料的漢奸間諜江澤民,沒有機會也要製造機會往權力高位攀爬。在六四之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夥同有夫之婦的通姦者陳至立迫害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陳雲、李先念們所看中,向鄧小平推薦其代替趙紫陽任總書記。這一段歷史被有寫日記習慣的李鵬記錄下來。

在海外發表的《李鵬六四日記真相》和《江澤民其人》中,分別記錄了當年江澤民為謀官位的齷齪狠毒和居心不良。

1989年4月28日的李鵬日記披露:「鄧小平3月下旬會見外賓,就不點名的對趙紫陽處理經濟工作表示不滿。」

4月30日的李鵬日記披露:「聽到一些傳聞,……鄧小平和李先念單獨談話,議論到趙是否應下臺的問題。鄧小平說,苦於無人替代,下不了決心。」

5月21日的李鵬日記披露:鄧小平傳達他的意思,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

等20萬大軍進入北京後,鄧小平才有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兩件事:一個是宣布趙紫陽下臺,同時上任的新任總書記是八大老指定的江澤民;另一個是決定六四屠城。

1989年6月3日的李鵬日記披露:「小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場方案。江澤民同志在警衛大樓四樓上,從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門的動態。」

江澤民是六四流血鎮壓的最大受益者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江澤民堅決不許平反六四的原因。也是江系把傳媒火藥筒時不時的對向李鵬的兒女轟一轟、臭一臭,更盼著把李鵬及其子女都送進監獄的主要原因。(未完待續)△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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