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年大饑荒:習仲勛「長葛調查」(下)(多圖)
 
2014-5-22
 



時任村幹部的劉水柱當年與習仲勛接觸很多,習仲勛用過的算盤劉水柱在小商店裡使用至今。

【人民報消息】(接上)(人民報記者蕭廂報導)面對習仲勛一行,杜村寺大隊學校教師孫守德出言謹慎:「這些還是不說吧。不知哪句話說錯了,就犯綱犯線了。自己挨批斗不說,還禍及家人呀。」

習仲勛說:你大膽說,一切由我負責。孫守德這才開口:您去看糧倉了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後,到處都搞衛星田。您去看看我們這裏的3塊衛星田:一號衛星田,是公社主要領導的;二號衛星田,是縣裡主要領導的;三號衛星田,是地區主要領導的。他們只以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的『種、密』為依據,以每畝播10斤種能打800斤、播100斤種就能打8000斤為邏輯,強迫這兒的幹部種麥每畝下種100斤甚至200斤,然後按照這個邏輯公式,以每畝麥播種200斤產出15000斤作為成績來上報。結果呢?連種子都顧不住。可是,把產量吹出去了,上邊到下邊來檢查,怎麼辦?只有造假糧囤一條路!

孫守德接著說:坡胡公社孟排大隊馬同義,發現深翻的土地上小麥和玉米增了點產,縣委書記就匯報到黨中央、毛主席那裏了,就受到表揚推廣了。可到了下邊,硬要強迫你用在種紅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層肥一層土去填平。可紅薯不喜高肥地,只顧長秧,就是不長莖塊。但是,領導們只依據紅薯秧長勢好得很,就報喜了,說:一棵紅薯能吃半年。瞎指揮、強迫命令,勞民傷財,咋能不出現大饑荒呢。

習仲勛問:「你五叔跳井尋短見是怎麼回事?」

孫守德眼淚欲落,沉默不語。

雙方談得很晚,孫守德尷尬而內疚地說:「中央大幹部到農家,該吃飯了,我竟管不起幾位一頓飯……」

習仲勛如鯁在喉:我們無顏吃農家的飯。

「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




習仲勛關於河南長葛縣的調查報告。

在共產黨的國家,官員和民眾是分割的,越高的幹部與人民離的越遠,這對於民主體制的國家來說非常匪夷所思。所以大河網的這篇對習仲勛的紀實報導充滿著黨文化,是給受黨文化的中共國人看的。在這個體制下,無論是官還是民,對共產黨的規矩都熟視無睹,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個環境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習仲勛不遵從這個黨規就顯出了他的人性一面。

例如,從安全角度講,作為中共國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黨和國家領導人,依照規定,習仲勛下鄉調查是必須保密的,但是習仲勛告訴隨行人員,無論走到哪兒,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

他還要求工作組人員:「下去搞調查研究,要真的能夠放下架子。只有幾裡的路程,不要坐汽車,也不要騎自行車,步行去最好。」他還提醒兩位國務院副秘書長: 「不要讓保衛人員老是尾隨緊跟。機關放電影,要和同志們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不然,鬧得自己心情也不暢快。」

在中共國,下級對上級都是畢恭畢敬的,出個電視鏡頭,哪一級別露面幾秒鐘都非常嚴格。這些規矩西方民主國家根本看不懂,而且覺得滑稽,習仲勛身為上級卻破除這個規矩,是很不容易的。

習仲勛去宗寨、王莊、杜村寺、樊樓等村調研時,總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農邊走邊聊。走累了,隨手撿塊石塊、磚頭,就坐在了路邊樹下。坐得很隨便,聊得很熱烈。老百姓都拿這個大幹部不當幹部。

冒死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




習仲勛致吳芝圃的信(資料圖)

有一天,習仲勛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著,不但推不動水車,反倒被水車杠子拖著在井臺上轉圈兒。習仲勛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臺,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福興嬸無意中摟起了褲腿,習仲勛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於是,習仲勛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幾分鐘都不能彈回覆原。見此,習仲勛潸然淚下。

當時沒糧食,很多人家只能找點兒紅薯渣、紅薯葉、紅薯稈、壞紅薯、玉米芯等,將其粉碎後弄成飯團充饑。就是買這些東西,有的社員還不得不出賣衣物。當時鹽也缺,飯團澀得咽不下去。為體會百姓之苦,習仲勛副總理和群眾一道啃這種飯團。那會兒,都能看到他眼中噙著淚花。

穀糠、薯藤、野菜、樹皮吃光了。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麥收後迎頭碰上了更大的危機:上級下達給長葛縣的糧食徵購基數是3651萬斤,超購289萬斤,這是幹部們吹出來的。如此一來,全縣有29個大隊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糧不足百斤,個別大隊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時任縣糧食局副局長趙壽亭回憶當時情景,說:習仲勛知道這一情況後,立即召開縣委常委會,研究退庫和統銷(返糧)的問題。會上,他還提出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的問題(那個時候,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是個誰都不敢碰的高壓線。著名河南作家張一弓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寫的就是饑荒年代李銅鐘在「違法糧」和「救命糧」之間悲壯抉擇的故事)。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思考再三,說:關於國家的戰略儲備糧,縣裡只有為國家妥善保管的責任;沒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動。

都聽出了這話的意思,都將眼睛盯向了習仲勛,都在心裡相問:習仲勛,你敢不敢擔當這個責任?

習仲勛果敢地說:特殊情況下,要採取特殊措施。我們必須盡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現在動用一部分儲備糧,等於向國家「預借」。下年豐收,再補上。

會議室裡,縣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組成員面面相覷,無人發言。

說得輕巧,能「預借」嗎?

說是「補上」,「補上」就完事了嗎?

看到這場面,習仲勛思考片刻,拍板決定向中央請示給予破例。

《長葛糧食志》記載:縣決定退庫(小麥)60萬斤,統銷341萬斤,又動用儲備糧62萬斤、機動糧135萬斤……共計1156萬斤,有效解決了群眾口糧嚴重不足的問題。」

1156萬斤糧食,挽救了多少長葛人的生命?大河網寫道:「《長葛糧食志》上的這張表格,默默地記載著習仲勛的膽識與擔當。」

不在那個時候生活過的人很難知道這個「膽識與擔當」意味著什麼。

長葛公共食堂餓死不少人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那個時代叫作三面紅旗。那個時候,層層幹部為了得到賞識,睜眼說瞎話。彭德懷的「萬言書」就是經過調查寫出的真話,說三面紅旗就是要老百姓命的政策。

當時有句話是「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這次,習仲勛帶領的中央工作組到了長葛,長葛敢不敢當面哄瞞國務院呢?

有人認為:習仲勛面對他們的造假和騙術,還會像此前眾多檢查團一樣,睜只眼閉只眼,驚呼一聲,讚嘆幾句,打個馬虎,最後還是像先前那樣順利過關。

習仲勛來之前,長葛不少公共食堂實際上已經散了夥。聽說中央工作組要來長葛,縣裡連夜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嚴令:各公社、大隊所屬公共食堂,必須趕在中央工作組到來之前重新開夥。

習仲勛到來後,有的幹部向工作組不斷反映,說:貧農、雇農、下中農擁護食堂;一些中農、上中農不贊成辦食堂。

一上來,就給習仲勛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這是個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你習仲勛好自為之,自己去選立場站隊吧。

廣大群眾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習仲勛走村串戶,了解實情──

時任樊樓村青年隊隊長的馮景堯說:他們村有49戶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戶,習仲勛徵詢了46戶人家對辦食堂的意見。除了個別五保戶和單身漢願意在農忙時辦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對繼續開辦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調查完了宗寨、樊樓、杜村寺3個大隊,發現共有大食堂29個。

農民岳永平反映說:食堂吃一次飯,光排隊就得1個多小時。早晨吃飯到半晌,中午吃飯到日西,一天還能幹多少活呢?辦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幹部與勞力。下地幹活的,都是婆婆媽媽和娃娃。照這弄法,再過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張金鐸向工作組反映說:辦食堂,口頭上說的是加強農業第一線,實際上第一線全在食堂。幹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產就放鬆了。 我一下地,群眾就吵「吃不飽,幹活沒勁」。於是,我只好親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員算計下鍋的麵。搞了半個月,飯吃得稠了些。群眾說:像這樣吃,還差不多。可我一離開,飯又稀了。現在糧食少,食堂是辦不好的。顧了生活顧不了生產,顧了生產顧不了生活。吃力不討好。」

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向習仲勛反映說:辦公共食堂,沒燃料,就燒樹木;樹砍完了,就燒木板、農具、飼草,甚至扒房屋。僅宗寨大隊,就扒房21間,燒椽梁85根,燒農具24件,燒飼草5萬多斤。再辦下去,要出大問題。」

了解到真實情況,習仲勛有了發言權。

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勛擲地有聲地說:公共食堂,只要群眾不願辦,就不辦!」

這廂辦大食堂,那廂大煉鋼鐵。群眾的鍋,都被收走煉鐵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眾連做飯的鍋都沒有了。習仲勛想得很細,說:過去辦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後,不等於不管群眾生活了。相反,應該更好地關心群眾生活,幫助群眾解決生活困難。」他要求幹部們:食堂解散後,要幫助群眾解決鐵鍋、砂鍋等緊缺炊具,想辦法為群眾找豆腐渣、蘿卜纓等。

一天,習仲勛找到時任和尚橋公社黨委副書記楚西酉,說:「楚西酉書記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盡辦法拯救人民群眾,再不能讓老百姓患上浮腫病或者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了。不然的話,咱們當幹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當時在縣委辦負責新聞工作、現已83歲的李喜木對大河報記者說,有件事,他至今記得還特別清楚。有一天,習仲勛在樊樓調研得很晚。摸黑返回縣城的路上,習仲勛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循聲過去一打聽,群眾在偷偷開荒種地。他說:群眾開荒自救,應該支持。受此啟發,習仲勛號召全縣幹部群眾開墾路邊、河邊等「十邊荒地」,種糧種菜;要求幹部帶頭養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當時,個人開荒種地、養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習仲勛頂著極大的政治風險,號召大家做這些事。」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說,「他這套『組合拳』出招不長時間,我們大隊145個浮腫病人的病情就好轉了。全大隊28個黨員幹部帶頭養大牲口31頭。每戶養3至5頭豬,雞鴨每人兩三隻,隊隊發展副業。很快,宗寨恢復了生產元氣。」

探索「戶包總產」

在中共非法統治中華大地之前,中國的農民生活有序,共產黨來了之後,不是為了人民能生活好,而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長葛調研期間,習仲勛指導的「戶包總產」的探索與實踐就是與中共早期的政策相違背的,但卻是讓農民可以生存下去的政策。

包工到戶、定田到戶、包產單位越小越好等「包產到戶」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躍進的夾縫中生存著,它是中國農民自發尋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影響下,包產到戶成為被批判、被打擊的對象。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習仲勛指示「戶包總產」、「不要向外宣傳擴散」。這段鮮活的歷史,時至今日還鮮為人知。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習仲勛發現:平均主義搞出了大問題。社員一個工分折合8厘錢,一天做10個工分才8分錢。一個強壯男勞力幹一天活,還不如一隻母雞下一個蛋值的錢多。大家對種地不感興趣,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往城裡跑,這從根本上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習仲勛提出,要成立一個「經營管理調研小組」,由時任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任組長,時任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宋德明與和尚橋公社黨委書記孔憲瑞為副組長。同時,抽調董欣亭、蘇林堂、朱保安、蘇明瑞、周洪信等8人組成調研小組,進行聯產承包試驗。

習仲勛在縣委前的大桐樹下,對這些參與試驗的幹部說:你們不要怕這怕那,我們知道,搞公社經營也好,搞小隊經營也罷,都不可能照著現有的那一套辦法去描去畫了。老百姓生活現在那麼困苦,解放10多年了,農村還是破破爛爛。眼下缺糧又缺菜,照老辦法去描,能解決問題嗎?只要對生產有利,什麼辦法都可以試。老百姓多打糧食了,對國家對集體都有好處,何怕之有?搞對了,是大家的;搞錯了,我們和縣委負責。

在習仲勛的安排下,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定點在橋北、胥莊村搞試點。記工評分,是當時通行全國的分配形式。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對5種記工評分辦法進行試驗,看群眾對它的反應與生命力。

結果,5種辦法,都以失敗而告終。

譬如,試用「勞動定額管理辦法」,即把所有工種活,以一個中等勞動技能、誠實勞動態度、適度的勞動工具,按規定的勞動時間、一般農活質量標準,制定出不同工種項目的勞動定額,各個勞動者幹什麼活,記什麼工種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樣對號入座記分。試驗發現,這個方法聽起來一勞永逸,簡便易行,可做起來,就出現了幹活不講質量,地頭路邊做得好,中間草上飛,「張冠李戴」,定額高的爭著幹,尤其是雨天、難活、髒活沒人幹。加上勞動計時無憑證,難以準確地判斷出各個勞動者所報定額的對和錯、高或低。

這個法不行,再試用「基本勞動日制度」,解決勞動均衡的問題。試用後發現還是不行。

如此不厭其煩地在過程上下工夫,不在終極產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5種試驗相繼失敗。

那時候,國家實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隊為基礎」基本國策,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再往下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而當時的管理者,大多數都是「連社員名字都寫不全的人」,管理著成百上千的勞動者。如此這般,只得沿用打鐘集合、站隊等活、一窩蜂,背工窩工現象非常普遍。

這樣,建立作業組、劃分耕作區一時成為群眾的呼聲。習仲勛順應民意,鼓勵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大膽探索。

建立作業區、劃分耕作區後,農、工、商、牧、副、雜各業,由誰經營、誰管護耕作,清清楚楚擺在那裏,誰勤快、誰懶散,誰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體現在各種作物上。這樣的話,實行聯產承包,就成了廣大社員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戶如何聯?幹部們提出了多種辦法。最後,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員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聯產承包到戶包總產。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繳夠國家的,留了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這樣,幹得好了吃蒸饃,幹不好了吃窩窩,誰也怨不得誰。勞動積極性不用幹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調動起來了。

習仲勛敲定:可以試驗。

來自群眾的辦法一經公布實施,想不到的優越性立馬就體現出來了。社員們積極攢肥,主動學習農業技術,沒日沒夜地幹活。

習仲勛在向鄧小平和中央寫的第二份《關於長葛農村的調查報告》中說:「幹部群眾對包總產的辦法特別擁護,就是因為一包總產,生產隊就真正當家做主了,生產隊才真正有權因地制宜,合理地種植各種作物,從根本上杜絕生產上的瞎指揮。」

儘管習仲勛離開了長葛,但是,他指導下的聯產承包「戶包總產」經過一年實踐,有了結果:試驗的兩個村當年公餘糧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體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夠了。116戶社員,戶戶增產增收,家家有餘糧。




習仲勛的題詞

是習仲勛比別人有更大本事嗎?不是,是他的人性發揮了作用,他希望中國人都能過上好日子,他的這個願望看起來沒有錯,但卻實現不了,原因是他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可以左右國家的政策。

現在,他的兒子習近平掌握了黨政軍的最高職位,但形勢卻更加嚴峻。我們相信習近平與父親有同樣的夢想,看勢頭他不會讓父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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