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刊《記憶》第76期中記錄了這段經歷。知情者說，我和這位朋友關係極熟極好，兩人知根知底，可謂無話不說。1990年代我們還一起搞了個編輯部，在省城折騰幾年。不過他這段經歷連我也是第一次聽說。可見一個人心裏總存有一些不想言、不願言或暫時不想示人的心事。

他說，朋友生於1965年，文革爆發，他才一歲。又過了兩三年，他上幼兒園了。有天，他和幾個小朋友在外面玩，閒得無聊，幾個幼兒就用粉筆在牆上亂畫。畫來畫去，結果不知怎麼回事，就畫出了一幅「反標」（「反動標語」或「反革命標語」的簡稱）。

當即驚動有關部門，派員立案偵查。時年幾歲的朋友單獨被帶進一間屋子。幾個大人開始很和氣，還拿出糖果讓他吃（顯然有備而來，那時的糖果不是想買就能買到 的，均要票證）。在確認了哪些字是他寫的以後，那幾個大人就開始往朋友的父親身上引，很和氣問他，是不是家裏大人（主要是其父）讓他或教他寫的？

朋友很小，百事懵懂，自然不會懂得這些事情的利害以及嚴重後果之類。不過，吃着糖果的他，還是有些本能感到，事情牽扯到家中大人恐怕不妥（也確實不是父親 讓他寫那些他也弄不清真正含意、尚有些筆劃不全的字的），就如實堅持說不是。那些「很和氣」的叔叔伯伯漸漸變了臉，威嚇、恐嚇、怒罵、引誘，什麼都使出來 了。還威脅要將他「關黑屋子」。朋友也哭，也鬧，也害怕，但始終沒鬆口，沒有照那些大人說的話承認下來。

最後，因年歲實在太小，事情不了了之。發生這一切時，家中大人正「等他回家吃飯」，對此一無所知。再以後，知情了，才驚出一身冷汗，後怕不已。

朋友給我講這些事時，心緒複雜中，還有點慶幸，自己在當時無知懵懂狀態下，只憑本能堅持下來，咬牙保住了父親。沒弄出一番可能父子相揭相殘的家庭慘劇出來。他才在以後幾十年人生經歷中，沒揹負那沉重的心靈十字架。

前些年，筆者在省城地攤上購到一本西北某省城內部版的「公安大事記」。其中記載，1960年代初期，連續兩年時間，當地「反標」案，「作案者」的多數，竟是幾歲到十幾歲的「未成年犯」。連當地公安機關頭頭腦腦，都覺得如此弄下去，是個問題。

當年北京市公法軍管會一份1970年2月11日 《通知》。該《通知》公佈的「五十五名罪犯」材料中，其序列號第五的所謂「現行反革命犯」朱章濤。其年48歲，出身「右派」，被「勞教」或「勞改」。《通知》上，其「罪狀材料」如下：朱犯爲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 命幹部，經常向鄰居兒童灌輸反動思想，於一九六八年三月，採取金錢利誘和威脅等手段，多次唆使兩名兒童書寫反革命標語，惡毒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革命氣焰極爲囂張。

1970年3月5日，這位被指認「教唆兒童寫反標」的朱章濤，與遇羅克一起被當局處決。

仔細看過這份《通知》，才爲那位詩人朋友及其父親真正捏了一把汗。都是文革中的「兒童反標案」，都是在追查所謂的「幕後教唆者」。我那位朋友及其父親，其時沒因之家破人亡，真是萬幸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