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1994年12月8日，是中国西部戈壁城市克拉玛依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一场大火吞噬了320多个生命，288个是中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大火还留下了130多个重残者和300多个破碎的家庭。这场悲剧留下了一个代名词——“让领导先走”！（网络图片）
【人民报消息】17年前的1994年12月8日，是中国西部戈壁城市克拉玛依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那一天，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的大火吞噬了320多个生命，其中有288个是中小学生，剩下的就是他们的老师。大火还留下了130多个重残者和300多个破碎的家庭。还有这场悲剧的代名词——“让领导先走”！然而，近300个孩子的生命，并没有换来中国儿童处境的改善，悲剧一直在上演，毒奶粉、毒疫苗、豆腐渣校舍、校车事件，一次次让民众为孩子们悲叹：“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大火夺走325个生命：288个孩子 37个老师 0个官员 1994年12月8日，为欢迎上级派来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由于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由于官员们坐在最前排，而唯一开放能逃生的安全门却在剧院后部，所以学生们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官员都从最前排撤退到最后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才由教师开始组织撤离，但此时电灯已经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出口已被火焰堵住。 为了“让领导先走”！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被错过了！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325人死亡，136人烧伤致残（注：另一说，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其中288人是天真可爱的孩子，余者皆为老师，他们绝大部份是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坐在剧院前排的中共领导们，为了让他们离开火灾现场，学生们错过了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被错过了！（网络图片）
官员们衣冠楚楚走出剧场 没有人组织救人 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走出剧场门口时个个衣冠楚楚！根据法院的判决书，他们后来受到了以下“处分”： 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录是在场的最高长官，火灾发生时没有组织救人，只顾自己逃命。因烧焦些许头发，走出剧院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找医生“检查身体”；途中经过消防队大门口都没有下车报案。后以玩忽职守罪仅判处有期徒刑5年。 唐舰，原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法院判决书语），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况丽，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她凭借着对友谊馆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在厕所门外地上发现一百多具学生尸体。她还骄傲地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朱明龙，市教委普教科科长。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判处有期徒刑4年。 赵征，市教委普教科副科长。仅组织舞台北侧的部份学生演员撤离，“忽略了”舞台南侧的学生演员，也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分。 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没人出面指挥学生逃生，没人向被大火包围的孩子们伸出援手。 谁喊出的“让领导先走”？ 当时的报导均承认：有克拉玛依市教委的官员在火灾现场命令“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也有报导文章指出：本来可以避免这么多的学生伤亡，只因“让领导先走”而耽误了！所以“让领导先走”大大扩大了学生的伤亡人数！ 究竟是谁在大火之前宣布：“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17年了，这还是个谜，他只是“市教委的—个领导”，哪个领导，不知道。 克拉玛依市当时在全国媒体上宣布：将在火灾现场友谊馆建立火灾纪念馆，以纪念那些死去的孩子，并警示后人。可是，至今也没有纪念馆的影子。
民众悼念在火灾中丧生的学生和老师。（网络图片）
怀念那些掩护孩子的教师 在此次火灾中，唯一让人怀念与尊敬的是那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孩子的教师。据报导： 克市第八小学三年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一位己经办了退休又返聘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他还活着！” “第八小学校长张莉和市一中副校长倪振兴，都是几次把学生推出火海，自己最后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然而他们的遗体都是张开双臂，还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墙边围护着几位死去的学生。” “市第七中学的周健老师，在大火袭来时，正用力撑着往下落的卷帘门。”他只要向前跨一步，就可以脱离火海，可是他—直坚持着站在原地用肩膀撑起铁门，“活着的学生看见他最后三次用一只手往外推出三位学生，最后倒了下去。” 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李平老师，“戴着眼镜，瘦弱的身影好几次冲进火场救出十几名学生，直到再也无法靠近猛烈的火焰时，这位老师才一下子身体一软靠到墙上，她大喊了一声：‘我的孩子还没出来!’接着就昏倒在地。” 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老师的遗体，不是张开双手拉学生，就是扑在学生的身上—–老师们在危难时刻，分明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最后掩护孩子！ 这次火灾中有40多位老师在场，就有37位（一说36位）遇难殉职！ 记录片《克拉玛依》在中国禁播 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他退休后的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透露当时中共当局如何限制媒体报道克拉玛依火灾的。 他表示，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非常感人的节目。但他自己认为播出去后会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播出这个节目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更加愤怒，从而向中共领导施加压力。因此，就把这个节目枪毙了。 他还称，那个制作节目的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而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江苏泰州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徐辛，为了寻求克拉玛依大火的真相和披露遇难者家庭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拍下了著名的纪录片——《克拉玛依》。 该片长达6小时，详尽记录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大火、导致200多名学童葬身火海后，学童家长们10多年来痛苦不堪的生活与回忆。家长们一直领不到死亡证，而中共官方一直不再管他们，连祭悼活动都没有进行。 由于题材敏感，该片在大陆自然成为了禁片。但该片在2010年3月28日作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纪录片竞赛单元入选的八部影片之一，在香港科学馆首映。之后又在瑞士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映。 据介绍，2007年12月8日是克拉玛依大火十三周年纪念日，当天凌晨五点，徐辛来到位于克拉玛依城西五公里处的小西湖墓地，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对大火中丧生者家属的访问与拍摄，随后又在乌鲁木齐、北京、上海等地继续寻访遇难者家属。徐辛从60多位受访家长中选取了13个遇难学生家庭作为样本，家长们在镜头面前，背靠沙发讲述，几乎没有提问。大量录像资料，如火灾现场、演出情况、电视台的相关报道等也穿插其中。 《克拉玛依》在国外的报道、影评非常多：美国、法国、意大利……都是差不多的态度：不可想象。 徐辛表示，在《克拉玛依》拍摄之前，自己对它的认识就仅是“一个火灾”，但拍完这个片子以后，大吃一惊——它不仅仅是一场火灾了。 “我开始时觉得政府的处理非常愚蠢，再想想才发现这是他们的惯用做法。这场大火事件把中国这些弊病全部展现了一下，但是你一个一个看，发现其实到处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只不过它们聚在一起，就发生了这么惨的悲剧。”徐辛说。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克拉玛依的惨剧并没有改善后来的中国孩子们的境遇，近年来中国各种伤害儿童的事件频发，“毒奶粉、毒疫苗事件”、“弑童案”、“5.12地震豆腐渣工程致学生死亡”、“校车事件”等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儿童。 中国音乐人周云蓬曾写下歌曲《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爱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告诉德国之声说，当时写下这首歌曲后，很多人攻击他情绪过激，但他认为只是用音乐在记录事件：“我那时候写这首歌就是一个白描式的歌曲，因为这些是新闻事件，我并没有很过激的表达情绪，事件本身就已经很让人愤怒了，那些家长的愤怒比我们还要多一百倍，我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批评政府，用音乐来记录事件，用很理智的态度来唱出这些事情。” 不能保护孩子的国家 未来何在？ 被称为中国“结石宝宝之父”的赵连海，因为参与“毒奶粉”受害儿童的维权而被中国官方入狱，目前获得“保外就医”的他因为官方迟迟未对“结石宝宝”有完善的救助而发起了民间自救活动。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我们的孩子在现今中国现状下受漠视，在半年前我曾自嘲，我们的孩子连蟑螂都不如，身为孩子的父母心里是很悲痛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事情，中国还有太多的孩子身在这些困境里，而我们没有太多的能力解开这些困境，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如果不去重视孩子，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未来。” （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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