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人的手机号码被公布两天后，《环球时报》连发三篇针对艾未未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莫让粗暴对立主导中国互联网》的文章写道，艾未未的行为是“因政治分歧而采取反道德行为的又一突出例子”，并称艾未未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那么，艾未未公布电话号码的行为，是否真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了吗？

隐私权在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二条中明确定义：“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任何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被加以攻击。 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区分了公共领域和个人隐私，并通过立法将个人隐私置于保护之中。中国法律规定，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成为公众人物的代价就是牺牲隐私，其补偿就是因为名声而获取的利益。

艾未未公布的四个人的电话号码，就像《环球时报》文章中说的“他们和艾未未没有私仇”，那么，艾未未为什么要公布他们的电话号码呢？

艾未未这样说：“在我被拘留期间，《环球时报》不遗余力地抹黑，而且他们抹黑的节奏和公安审讯他的节奏是一样的。可见他们是和公安联手在做这件事。通过我这么一做，让大家真正看到权利是不是平衡的。 我的名字都不能在新浪上出现，所有的报纸都不能出现。他们利用公共平台骂我，他们并不是个人行为，他们作为传媒，以及专家教授，在公共平台上骂我，而我在中国是没有还击机会的，公布电话有什么关系，在国外电话都是被公布的，你看黄页上不都是电话么，连这个他都害怕的话，我现在把我自己的电话也都公布了，对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敢做的，不但是电话，他们迟早是要被审判的。”

胡锡进、司马南等人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还不仅仅是公众人物，他们更多所表现出来的是政治打手的身份，他们可以利用党的所有喉舌媒体和社会公器发表言论，无所顾忌地对艾未未做任何政治上所需要的评判及抹黑。

在私人领域，法律应该尽力保护个体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在公共领域，法律首先应该保护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作为一个公民，艾未未被当局剥夺了任何一个在公共平台发声的机会。

因此，艾未未公布电话号码的行为是一种私力救济。在公法系统相对完善的社会中，这样的私力救济既不合法也没有必要。当公法不举的时候，私力救济就获得了正当性。

如果细究中国现行法律，人们可以发现，公民隐私权被侵害的不是司马南等人，而是艾未未。中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胡锡进主编的《环球时报》的多篇社论文章以及司马南多次的公开演访谈，都是在对艾未未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他们明显地侵犯了艾未未的隐私权。

中国和隐私权相关的法律还有，中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但是，人们遗憾地发现，在劳教所和监狱等地方，被关押人员的通信大都要被拆阅检查。

司马南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被公布后，感到愤怒，认为自己隐私权被侵害。隐私权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词语、概念和产物，而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制度正是司马南深恶痛绝的，“隐私权”是他所极力推崇的“太阳最红年代”文革时代所禁忌的，所以，司马南的手机被网友打爆，无需愤怒，他也只有去天安门广场那个纪念馆中躺着的“毛主席”去喊冤了。

当公众的舞台只为胡锡进司马南这样的人开放，当社会的话语权被《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占据，谈什么“隐私权”被侵犯，实在是荒唐和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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