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稍有点文化的人没有谁不知道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一直被收在小学课本里，广播剧、动画片中都有它，可谓家喻户晓。也许是网上东北 “蚁民”的泣血冤书和露宿北京寒街的无助访民刺激了我，在周遭溢满欢乐的节日气氛里，我竟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圣诞前夜，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整天都没卖出一根火柴，她又累又冷又饿地靠在一个墙角下，每划着一根火柴，就看到美好的事物在光亮里出现，于是她微笑着幸福的死去。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能唤起人深深的同情和思考，如果衣食无忧的人们能多为碰到的那些弱小贫穷的人想想，哪怕是不多的零用钱或一个面包，也许就能救了他的命。这应该是人读完后自然生发出的良心善念。而中国是怎样用它来教育学生的呢？下面是至今还在推崇的典型教案的摘要，或能激活你——在中国长大的人——课堂记忆的空间。

A:“教学要求：通过卖火柴的小女孩现实生活和幻想的对比，引导学生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体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幸福。”

B:“这个命运悲惨的小女孩现在来到我们中间，你想对他说些什么？你同情她？你对当时人剥削人、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想法？”

C:“学完课文，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小女孩悲惨的命运令人同情，残酷的社会现实令人痛恨。卖火柴的小女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她的故事还在流传着，引起更多人的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珍惜我们今天拥有的幸福？”

这个教案示现了语文老师的教法，按中国教育部门规定：“教学要求”必须包含“德育目标”（也称“思想教育目标”），不管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为了杜绝可能存在的其它解读方式，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必须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从共产党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等邪理生发出来的。上面的A是教学要求；B和C正是教师根据A的要求，有目的提问、引导培养党文化的思维，把小女孩的不幸全部归罪于“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煽动学生憎恨剥削阶级（富人），同情劳动人民（穷人）。虽然共产党早就不再喊“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实质上“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从来都没变过，教科书当然就一如既往地歪解，安徒生也好，曹雪芹也好，都可以拿来教育人民热爱党和××主义，越是这样越能证明中共才是最先进的、是最好的。

善良单纯的孩子就像白纸一样，共产党用这种教育模子，在这张纸上盖上一个图章——“×××恶，×××好”，于是这就成了判断善恶是非的标签，就产生了下面这样被视为“优秀”的小学生读后感范文：

A:“是的，在贫富不均的资本主义社会，小女孩在微弱的火柴光中看见的暖烘烘的火炉，香喷喷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这一切对小女孩来说都只能是幻想，根本就无法实现。

如果小女孩生长在新中国，她一定也能像我们一样，背著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如果小女孩生长在新中国，在大年夜里，她一定和爸爸妈妈吃团年饭；如果小女孩生长在新中国，她一定会为祖国的迅猛发展感到骄傲；如果……”

B:“不一会儿，我就读完了这篇著作，我觉得很不是滋味，脑海中时时浮现那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身影。想想穷孩子在饥寒交迫中生活，对比之下，现在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是多么幸福啊！我衷心感谢伟大的党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C:“哎！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为什么当时的社会如此不平等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始终遭受迫害，他们为人民劳动，反而得不到任何好处。”

D:“如果这位小女孩是在我们这个新中国的话，她的命运也就不会如此悲惨了。如果她在我们这个世纪，她一定会为现在的经济发展感到骄傲。如果她还活着，就不会再感到寒冷和饥饿了。

这一课学了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似乎长大了许多，从中学懂了许多……”
…………

看到这些熟悉而可笑的党套话从现代孩子的嘴里蹦出来，您恐怕不光是反胃，更感到痛心吧？“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中国的新闻媒体早就羞于启齿了，却不料它摇身一变继续在校园里欺世害人。上不起学的孩子说不出这么“高调”的党话，也没地方说话；衣食无忧的，好像明白了钱不是他爹妈工作赚来的，而是党给的；没有共产党的主义制度，孩子们就得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凄惨。这就是党文化教育要造就的荒谬的逻辑思维。

有人说小孩幼稚，长大自然就明白了。果真如此吗？现在大人都知道中共假大空、腐败专制，知道中国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突出，但听到有谁批评中共，总会有人说“共产党给我钱花，我不反对”、“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也提高了，还不是党的政策好”之类话。这种人不少，跟小孩一样，还是在“党给人民幸福”的怪圈里迷糊，不是西方国家正常人那样的思维——老百姓用钱养活政府，执政党不能占用国家财产作经费。如果他能跳出党文化的扭曲思维，他就会明白：要没有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并胡花烂造，人民生活早就芝麻开花了；要没有共产党暴力独裁胁迫人民搞运动迫害良善，人民早就童叟无欺安享太平了。现在，腐败透顶的共产党照旧能踩在人民的头上，还让被踩的人感激它的施舍之恩，靠的就是从小灌输一整套虚假而扭曲的世界观，从而形成有利于它统治的思维机制。这样，即使它再鱼肉人民、满手血腥，仍可以坐享天下安然入眠。《解体党文化》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

人间不是天堂，生活总有苦难。安徒生同情不幸的穷人，揭露现实社会的丑陋，批评恶习和恶行，目的在于呼唤人性善念。他信仰上帝，相信善良的人死后会去天国，他的作品高扬基督的博爱思想，提倡容忍与和解的精神。《卖火柴的小女孩》充满浪漫而忧伤的美，作者同情小女孩的不幸，相信她死后去了天国就远离了痛苦；同时也通过强烈的艺术反差，令活着的人思考，怎样关爱那些贫苦弱小。而共产党违背社会常理，反对人性，硬是把国民分为两大对立阶级，富人是剥削阶级，穷人是劳动人民；胡说劳动人民是受到富人的剥削压迫才穷，所以带着不满和仇恨、鼓吹斗争和暴力夺权夺财。用这种偏狭扭曲的眼光看世界，就以为所有正常人都这么思考问题，就认为安徒生同情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 “同情劳动人民，痛恨贫富悬殊的社会，表达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强烈不满”。引句里共产党特色的斗争性暴力语言，跟安徒生的博爱思想、容忍与和解的精神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引人向恶，后者导人向善。

安徒生1805年4月2日出生在丹麦富恩岛欧登塞市的贫民区，穷鞋匠父亲在他11岁那年病死，当洗衣工的母亲不久即改嫁，小安徒生先后在几家店铺里做学徒。14岁时，他去哥本哈根孤身奋斗。在流浪街头，茫然无措时，他看到意大利歌唱家西博尼教授在哥本哈根演出和开办歌唱学校的消息，便不顾一切地闯进了教授正高朋满座的家。好奇的宾客们被他的经历和歌声打动，纷纷解囊相助，安徒生终于如愿以偿进入西博尼的歌唱学校。在学校里，他阅读了莎翁、歌德等人的名著以及丹麦的古典作品，深深体验到写作的魅力。1822年，17岁的他得到剧院导演的资助，被送进一所文法学校学习，国家顾问为他申请了一笔皇家公费以支付用度。六年中，他阅读了拜伦、海涅等不少诗人和名家的作品，成为他人生的瑰宝。1829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写出长篇幻想游记《阿马格岛漫游记》出版，第一版销售一空。出版商立刻以优厚条件买下第二版，安徒生因此从饥饿的压迫中解脱。此后，他的戏剧，诗集、小说和童话不断出版，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师。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在200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穷孩子安徒生完全是在善良的富人，也就是在“剥削阶级”的无私资助下，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才从丑小鸭成为一飞冲天的白天鹅。他终生未成家，最后在他长期居住的商人朋友家去世。按照共产党的说法，那个商人就是资本家。共产党一贯渲染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冷酷无情，可是安徒生的经历足以揭穿它的谎言。善恶是不以人的身份地位或穷富来区分的，每个人身上都善恶同存，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就要看他经常是善念主断自己还是相反。道德的败坏，即人性恶的表现，哪个社会都有，不是资本主义才产生。安徒生揭露社会丑恶，谴责的是人性恶，高扬的是人性的真善美。而中共不承认人类有普遍的人性，它是发挥利用任何社会问题，矛头指向社会制度、政权或所谓阶级群体，目的是批判打倒异己，标榜和歌颂自己正确伟大。所以，安徒生如果活在“新中国”，那同样的作品就会被中共视为“抹黑社会主义，对党表示不满”，即使不被批倒批臭，也是不受欢迎的异己。好在他生在了资本主义，生在一个正常的信神的国家，他才能够自由地在文学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

今日中国，在中共的暴政和党文化戕害荼毒下，官商勾结侵夺民财，不择手段唯利是图，都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的程度。多少家庭被抛到贫困线下，无数孩子因无钱而失学、辍学，比卖火柴的小女孩还要惨的社会悲剧每天都在上演，单单中国大陆的报纸报导就叫人触目惊心。这一切，比中共污蔑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恶劣几倍、十几倍。可笑又可恨的是，中共就是要“一条道跑到黑”，继续绑架安徒生做“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同盟，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青少年学生可贵的同情心导向反人性的阶级仇恨，制造愚昧狭隘偏执的新一代，继续对中华民族犯罪，对人类犯罪。

仁慈的安徒生，在天之灵一定早就愤怒。如果上帝能让他再活一次，他也一定会汇入解体中共的大军，灭尽共产邪灵，还儿童少年一个纯净美好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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