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星期前長達十個小時的法庭「公開審理」中，徐偉的父親徐連勝、徐偉的女友王麗、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靳海科的父親等家屬早上八點半就來到法院傳達室領旁聽證。傳達室聲稱：法院未通知他們今天的開庭，沒有旁聽證。隨後，莫少平、高峽二律師先進法庭與審判人員交涉，但他們發現已有六名「旁聽人員」佔滿了第二排旁聽席。審判人員稱，旁聽證已發完，旁聽席已滿，家屬等旁聽人員已無法入內。這六名「旁聽人員」雖然從開庭起便佔著旁聽席，但下午快到下班時間都走了，而審理一直持續到晚上八點。這六名所謂「旁聽人員」根本沒好好聽審理過程，他們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在翻閱不知是甚麼宣傳材料……而同一時刻，家屬們在法院外、在寒風中等候了將近十二個小時。
在最後的辯護中，徐偉指出：「新青年學會無罪，其成員無罪。」他進而痛斥司法機關誘欺騙證人、非法取證、刑訊逼供等執法犯法的行徑。楊子立堅定地宣稱：「如果我被判刑，是因爲我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那我很榮幸！」靳海科這樣說：「我們無罪！如果我爲國家法制的完善而被判刑，我覺得很光榮。真正對國家有威脅的不是這些關心國家的愛國青年，而是那些踐踏法律和公正的人。」張宏海驕傲地宣佈：「我們無罪。我們所說、所想的無非都是沒失去良心的中國人都會說的。我們所做的是無愧於國家和人民的。我以加入新青年學會爲榮。希望我們也能如彭德懷那樣被平反。」
事後，律師告訴我，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此擲地有聲、斬釘截鐵的自我辯護，他被這四位熱血青年的勇氣和獻身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也爲這四位兄弟的勇敢和剛毅而感到驕傲與欣慰。他們是七十年代人中的傑出代表，在專制肆虐、道德淪喪、良知泯滅、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今天，他們以自己的受難凸現了中華民族百年來屢遭摧殘而生機猶存的現實。他們是中國未來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所在。
這一次，某些善良的人們的願望還是落空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訴，依然維持一審時荒謬絕倫的判決。這一判決也顯示了一個號稱「三個代表」的政權，已然淪落到只能依靠東廠西廠和錦衣衛來維持其統治的地步了。他們甚麼都害怕：害怕手無寸鐵的法輪功修煉者，害怕只有二十歲的大學女學生劉荻，害怕爲鄉親說了幾句真話的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害怕由四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組織的讀書沙龍……他們比當年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還要膽怯和卑劣，他們一邊利用中宣部及其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成批量地製造謊言、僞造歷史；一邊色厲內荏地展示軍警憲特的力量，企圖以恐怖氣氛來征服人心、維護「穩定」。
我個人認爲，在當代中國艱難的民主化進程中，「新青年」案件應當佔有光榮的一席之地。四名青年知識份子的覺醒，既是對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的直接回應，也是對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多災多難的民衆的深切共鳴。讓我們記住爲此案而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四位青年的家屬，讓我們記住爲四位青年提供過種種幫助的、他們勇敢的同學、朋友和師長們，也讓我們記住在艱險的環境中挺身而出爲四位青年辯護的律師們，他們的名字是：徐偉的辯護人——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莫少平、高峽律師；楊子立的辯護人——北京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李和平律師；靳海科的辯護人——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劉東濱律師；張宏海的辯護人——北京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張思之、閻如玉律師。同時，也讓我們記住這些專制權力的幫兇和幫忙、罪惡的主動或被動的參與者們，他們的名字是：審判長金星、審判員張永忠和仁民賓、檢察員張曉霞，以及安全的線人李宇宙，負責逮捕、關押並折磨四位青年的安全部特務，當然還包括法庭上那六名奉命佔據旁聽席的「旁聽者」。更多的名字終有一天將大白於天下，而最終被送上審判席的應當是他們。
人皆有父母、妻子和兒女。我相信，上面我所提及的這些罪惡的參與者們，在家庭中也許是稱職的兒女、丈夫、妻子或者父母，但他們卻可恥地參與了剝奪他人無辜的兒女、丈夫和兄弟的醜惡行徑。他們辯解說，自己不過是工具而已，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在一個司法不獨立的、一黨專制的國家中，他們在法庭上扮演丑角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我看來，人之所以爲人，是因爲人相信康德所說的「天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令」。人做了壞事，也許可以逃脫現實中律法的懲罰，但卻無法躲避歷史永恆的審判。德國作家霍斯特布爾格寫過一本名爲《父親，請你回答》的書。這本書撕開了歷史的帷幕，作者寫道：「五六百萬猶太人在希特勒的集中營裏慘遭殺害。這簡直讓人難以想像。而且，這一切就發生在六千萬民衆的眼皮底下，而他們卻甚麼也沒看見，甚麼也不知道，甚麼也沒料到。或者是不想知道？乾脆把眼睛閉上了？人們依然生活、工作、相愛、歡笑——就像在一個自由、和平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個巨大的屠宰場上。」於是，作者向曾經爲希特勒浴血奮戰的父親提出了如此嚴峻的質問：「屠殺猶太人是怎麼回事？你們怎麼能容許這種事發生呢？還是你們真的對此一無所知？」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青年」一案中的法官、檢察官和安全部特務們與「希特勒的自願行刑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我相信，在未來的歲月裏，即使良心早已被狗吃掉、不會受良心的譴責，這些穿著道貌岸然的制服的法官、檢察官和特務們，也將面對他們的子女乃至孫子孫女的嚴厲追問。那時，他們將無言以對。他們不能說自己僅僅是傀儡、是螺絲釘，不能說自己只是在「執行命令」。因爲，沒有人能放棄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所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你所有的作爲都是你自己的選擇。你一旦參與了罪惡，手上的血跡就一輩子都洗不乾淨。在這個世界上，誰爭取過自由，誰扼殺過自由；誰與真理接近，誰與罪惡共舞，上帝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不能諒解和寬恕這些罪惡的參與者們，正如我不能不向「新青年」四君子致以尊重和敬意。在這一點上，我不認同混淆是非的「相對主義」，也不接受一個黑白顛倒的社會秩序。分辨善惡是我生存的前提。我拒絕參與劊子手們人肉的宴席，我情願分享楊子立們光榮的刑期。這不是在彰顯膽量，而是在承擔最基本的義務。霍斯特布爾格在《父親，請你回答》的結束語中指出：「當人們對富裕生活比對言論自由更重視時，法西斯霸權很快就會出現。此後，其他自由也就會迅速消失。因此，人人都要承擔義務。」他認爲：「光談一點法治國家和一點民主是不夠的，這兩者如果還值得人捍衛，就必須不受任何限制地發揮作用。人人都要承擔義務！如果哪裏有人在耍花招，就把他指出來。如果他們口口聲聲說民主，卻聽任警棍揮舞的話，通常都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其實，這段話也是說給今天的中國人聽的。在「新青年」案件塵埃落定的時刻，我願意把這段話轉送給所有對中國未來抱有良好願望的同胞。
有的人生來就是爲了飛翔，再高的圍牆和再黑的牢獄，也關不住他們想飛的翅膀。我相信，我監獄中的四位兄弟都是這樣的人。他們永遠也不會屈服，永遠也不會失敗。在憤怒和淚水中，我寫下這篇文字，寫下對罪惡的鄙夷，寫下對兄弟的敬意，寫下對自由的執著，也寫下對一個終將屬於我們的「少年中國」的信念。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轉載(大紀元)〔原題目：讓我們記住那些參與罪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