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由作家王力雄，一九九一年曾以笔名“保密”写预言小说《黄祸》引起海内外关注。他在书中描述了人口流动迁徙引发的人口、生态平均资源、欲望和约束欲望的道德，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失衡引起读者很大兴趣。三月四日，他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谈时首先指出，要求给予民工国民待遇，会涉及许多具体措施，关键是制度保证。

王认为，现在不是农民工没有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底层，无论农民工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农民工进了城得不到国民待遇，而是在农村本乡本土没有进城，一样没有国民待遇，一样受欺负，所以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不是当权者一两个行政措施所能解决，而是“整个社会要革命，当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会改革。甚么时候这些农民工在本乡本土不受欺压享有人权，他们到城里打工，也就不会受欺压而享有人权了”。

民工进城应享有人权和国民待遇，自然毫无疑问。但王说，一个社会不只是“应怎么样”的问题，还有个“能怎么样”的问题。“应怎么样”往往是学者讨论的，而政治家考虑的是“能怎么样”。他认为，合理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大陆将来很多问题可能就出在此，会受到莫大冲击。

王力雄说﹕“中国人口最多，平均资源最少，欲望最强，道德最差。从极穷到全世界的富有都展现在你面前，于是求富心理特别强。”现在最底层的几亿农民觉醒了，对财富的追求、提高生活水准的要求和城里人一样。这种潜意识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如果九亿农民都向城里生活水准看齐，社会承受得了吗﹖扩而言之，如果所有中国人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都向美国人看齐，那么世界是否承受得了﹖

当然，不能说这不应该，这涉及到人权。不能说美国人能这样，中国人不能这样﹔不能说城里人能这样，乡下人就不能这样。王认为，问题是这样的人权能不能满足，即使能满足，又能不能承受得了。现在中国人再也没有那种天命意识，以为“我穷是命不好”，而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归咎于不平等制度，这就酝酿了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造成可能爆发的火山。

农村知青的历史轮回

进城的农民大都是农村知识青年，王说这是历史轮回。当年，知识青年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于是下乡抢农民饭碗，现在人家回来要回报。进城的知识青年许多是农村精英，自尊的意识、对各方的诉求比最底层的农民强烈得多。他们目睹这种不平等和巨大差距，心理更不平衡，自觉每天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干最脏最累的活，却得到很少的钱﹔可是城里一些人脑满肠肥，四体不勤，却开汽车，住豪华酒店。酒店大门虽没有贴“民工不许进”的字样，但这些民工能进去吗﹖他们只可透过外墙大玻璃窗看里面的风景，“这和我们小时候那些穷孩子趴在窗户往里看资本家大吃大喝不是一样吗﹖”

千万流动大军不能回头

王力雄说，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没处申张，于是酿成仇恨情绪，压在心里，找到工作时是稳定的，挣不到钱了，一部分人会去偷去抢，或者说一旦受欺负，就暴力反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慢不下来了，一旦慢下来，是最危险的时候，一亿几千万流动大军首先会被淘汰，但他们回不了农村，农村也已没有他们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