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由作家王力雄，一九九一年曾以筆名「保密」寫預言小說《黃禍》引起海內外關注。他在書中描述了人口流動遷徙引發的人口、生態平均資源、慾望和約束慾望的道德，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失衡引起讀者很大興趣。三月四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談時首先指出，要求給予民工國民待遇，會涉及許多具體措施，關鍵是制度保證。

王認爲，現在不是農民工沒有國民待遇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底層，無論農民工還是普通百姓，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不是因爲農民工進了城得不到國民待遇，而是在農村本鄉本土沒有進城，一樣沒有國民待遇，一樣受欺負，所以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這不是當權者一兩個行政措施所能解決，而是「整個社會要革命，當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會改革。甚麼時候這些農民工在本鄉本土不受欺壓享有人權，他們到城裏打工，也就不會受欺壓而享有人權了」。

民工進城應享有人權和國民待遇，自然毫無疑問。但王說，一個社會不只是「應怎麼樣」的問題，還有個「能怎麼樣」的問題。「應怎麼樣」往往是學者討論的，而政治家考慮的是「能怎麼樣」。他認爲，合理解決這一問題不是輕而易舉的，中國大陸將來很多問題可能就出在此，會受到莫大沖擊。

王力雄說﹕「中國人口最多，平均資源最少，慾望最強，道德最差。從極窮到全世界的富有都展現在你面前，於是求富心理特別強。」現在最底層的幾億農民覺醒了，對財富的追求、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和城裏人一樣。這種潛意識是天經地義的，但問題是，如果九億農民都向城裏生活水準看齊，社會承受得了嗎﹖擴而言之，如果所有中國人把自己的生活水準都向美國人看齊，那麼世界是否承受得了﹖

當然，不能說這不應該，這涉及到人權。不能說美國人能這樣，中國人不能這樣﹔不能說城裏人能這樣，鄉下人就不能這樣。王認爲，問題是這樣的人權能不能滿足，即使能滿足，又能不能承受得了。現在中國人再也沒有那種天命意識，以爲「我窮是命不好」，而都會把責任歸咎於社會，歸咎於不平等制度，這就醞釀了十分強烈的不滿情緒，造成可能爆發的火山。

農村知青的歷史輪迴

進城的農民大都是農村知識青年，王說這是歷史輪迴。當年，知識青年在城裏找不到工作，於是下鄉搶農民飯碗，現在人家回來要回報。進城的知識青年許多是農村精英，自尊的意識、對各方的訴求比最底層的農民強烈得多。他們目睹這種不平等和巨大差距，心理更不平衡，自覺每天辛辛苦苦，風裏來雨裏去，幹最髒最累的活，卻得到很少的錢﹔可是城裏一些人腦滿腸肥，四體不勤，卻開汽車，住豪華酒店。酒店大門雖沒有貼「民工不許進」的字樣，但這些民工能進去嗎﹖他們只可透過外牆大玻璃窗看裏面的風景，「這和我們小時候那些窮孩子趴在窗戶往裏看資本家大吃大喝不是一樣嗎﹖」

千萬流動大軍不能回頭

王力雄說，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時沒處申張，於是釀成仇恨情緒，壓在心裏，找到工作時是穩定的，掙不到錢了，一部分人會去偷去搶，或者說一旦受欺負，就暴力反抗﹔「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現在慢不下來了，一旦慢下來，是最危險的時候，一億幾千萬流動大軍首先會被淘汰，但他們回不了農村，農村也已沒有他們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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