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话是权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迷信专家的国度里。因为专家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宣告：我们已经是"准现代化"的国家了。十三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心里依然疑惑：我们真的离现代化这么近吗？

某些的统计数据向来是当不得真的，因为那是专家们设计出来给某几个领导人看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最高决策者的失误，造成乡村中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而官方的各种报表和报导上，依然是一派形势大好、莺歌燕舞的景象。我不知道那时专家们使用的数据都是怎么得来的。今天社科院的统计数据与之相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成人识字率83%，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在我的故乡、四川成都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农民当中文盲的数量都接近半数之多。这里还是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天府之国"，更不用说广大的贫困落后地区了。这些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假数据，居然被学者们当作确凿的论据来使用，可见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们是多么的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他们要么就是太愚昧，要么就是睁著眼睛说瞎话，用"学术"来向领导献媚。我猜想，这些宣布中国还有十三年就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学者们大概一辈子都呆在首都方圆十里之内。因此，我只想对这些专家说一句话；与其在书斋里空想，不如到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退一万步说，即使以上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但仅仅靠几组数据就能够说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吗？"现代化"是物质的，它更是精神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让国家的公民都能够过上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有尊严的、享有充分人权的生活。而在中国大陆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农村，一个婴儿一生下来就成为户籍制度的牺牲品。农民的身份定位让他失去了迁徙的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除了考大学和参军并转志愿兵，他们只能一辈子呆在出生地，受尽屈辱和剥削。卢跃刚在《大国寡民》一书中所凸现的乡村中可怕的景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一个村庄。像武芳那样被地方恶霸毁容而无处伸冤的农民，遍布在中国苦难的大地上。有几个学者会注意他们的悲惨命运呢？

农民来到城市以后，无论在市民的眼里还是在政府执法部门的眼里，他们都是"次等公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数千万的"流动人口"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离开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城市打工挣钱，他们一般被统称为"外来人口"，以区别于本地居民。湖北大学人口学教授杨云彦说："我认为'外来人口'这个称呼是不科学的，但大家都在用，我也得用，不过我都加上一个引号。"人们还发明了"打工仔"、"外来妹"这些称呼。

一位新浪网友在文章中描写了一名怀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来到广州、却被莫名的力量吓死的外来妹的悲惨命运--

某日，她跟所有辛勤的劳动者一样，下班回来冲了凉，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砰、砰、砰……"好梦刚开始，朦胧中听到一阵霸道的擂门或踢门发出的巨响，接著传来吆喝："开门！开门！查房了。"

接著又是"砰砰砰"的声音，此起彼伏，刺破陌生的夜空。

一阵惊悸。除了在初中课本中读到过杜诗"有吏夜捉人"的描绘，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谓查房，主要是检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无暂住证，有无违法犯罪行为。请问本地人，没有证据，谁敢无缘无故半夜敲门查你的房吗？你被查过房吗？一般没有。外来人口才是怀疑对象。

新刑法实施后，我国法律程序中的有罪推定原则，改成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次尊重人权的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外来人口"却还在被"有罪推定"。他们总是怀疑对象，有义务自己证明自己的无辜。

初来时，也曾听说过是要查房的，但她初来，还来不及办暂住证，再说，为找工作，带来的钱早花光了，工资还没到手，凑不齐办暂住证的几百块钱。可是，没办证，是要被抓去罚款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她担心的是，他们是真查还是假查？姐妹们曾叮嘱过要小心，不久前一个姐妹被冒充查房的强奸了。

"砰砰砰"，敲门声一阵紧比一阵，显然是不耐烦了。想逃，想躲起来，可是她又后怕起来，她听说，前不久，一个没办暂住证的外来工翻墙逃跑，被查房的治安员开枪打死了。

在异地它乡，半夜三更，倍感无助，她的肌肉一阵紧缩，她的心脏起了痉挛。她捂著心口，晕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她的脸上写满惊恐。

一朵鲜花就这样枯萎了。

她跟所有女孩子一样向往著美好生活，可她却被半夜里擂门的声音吓死了。

当然，她的遭遇，并不是所有外来工的遭遇，可她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在半夜查房中死亡的，她不是第一个，她也将不是最后一个。

我想追问社科院的那几位学者：对于这名被活活吓死的女孩来说，现代化还有多远呢？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现代化"根本就与这类"外来人口"无关。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张传玖写的一篇题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户籍制度的世纪心问》的文章，文章写道："一件事发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似乎对外来人有什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时正在一建筑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属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几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了。四月十一日晚十点左右，朦胧中被警察的一阵呵斥声惊醒。他们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必办的证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还被撕了)，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哀求，都毫无例外地被送到远郊的县里关了起来。后几经交涉，让每人家里寄三百元不许问的什么费才让回家。当然还不能自由地回家，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著运回原籍。一路上，几个打工仔劳顿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时他们抱头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遭此厄运！有人甚至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城市来了！表兄因为舍不得几个月的工资，'五一'的风头过后，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问我是否认识公安局的什么人--他担心'十一'又被清理。"节日只是少数人的节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噩梦。他们在劳动，却没有因为劳动而获得基本的尊严。这里虽然没有种族的分野，他们却像生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无依无靠，恐惧而孤独。现代文明之于他们，似乎触手可及，其实却远在天边。对此，作者高声呼吁说："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必将是意义更加深远的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没有理由再让计划经济条件下那套僵死的户籍制度成为跨世纪的制度了，中国人早就应该真正平等起来--平等地分享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发展机会和全民所创造的财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流动和迁徙。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张传玖的呼吁依然仅仅是"呼吁"而已。专家学者们是听不见的，他们只对抽象的、复杂的数据有兴趣，这是深不可测的"学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用这样的"学术"来证明。然而，对我来说，这些同胞的命运显然比那些学者的数据更加真实。面对这些被侮辱的生命和灵魂，我得出了与学者们迥然不同的结论：中国离"现代化"的距离，还很远很远；中国人要过上真正"人"的生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那些故意说假话的专家学者们，比政客还要让我厌恶。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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