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条」如何出笼

一九八○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农民（原来称公社社员）开始得到「松绑」，有一点耕作种植自主权，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的同时，对党的农业政策依然疑虑重重，收获的粮、棉、油，大多储存在家里，不肯轻易卖给政府。所谓「家有粮，心不慌」，这是中国农民三千年来养成的传统心理。粮食是影响全局的最重要战略物资，为了稳住农村的大势，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穷的安徽两省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万里，分别提出好几项顺应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农民热烈拥护，成为十年文革浩劫后农民所能尝到的「定心丸」。因此，当时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

「以粮为纲」成次要国策

农村局势大致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即将经济改革转向城市商贸，尤以「对外开放」摆在首位，号召「全民经商」，提出「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诱人口号。这一下，穷极无望的中国人，好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钱」看，一发不可收拾。广东沿海地区的乡镇干部，特别是毗邻港、澳地区的党政军警，无不争先恐后，引进「外资」，大做「无本生意」，正财与横财并发。万元户、十万元村、百万元乡、亿元县相继荣登富榜。

既然「对外开放」有大利可图，「以粮为纲」的农业，即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备的粮食收购专用款，管理也逐渐松懈。许多财政偏紧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补「脊背」，试着将购粮款的一小部份，挪作他用。于是，传统的「信用契约」——白条，就在新形势下兴起了。看着农民对白条虽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胆大干。

「计划经济」加党的绝对领导，人力、物力、财力，绝大多数取自农村，农民除交公粮、卖余粮外，还要负担名目繁杂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卫生以至葬丧费等等。

一九八五年以来，农业的所谓「改革」完全停顿，内地农民纷纷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民工潮」，人数超出一亿。这支庞大的「盲流」大军，只要有饭吃，有钱拿，什么脏、苦、累、贱的活都干。据说其中有一位从河南农村来的老太太，五十出头，身板还算硬朗，原是当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党政人财一把抓的第一把手，却在广州街头拾破烂，挣钱吃饭。当地基层领导要她回去，依然当党支部书记，她死也不肯。她对人说：终年催耕催种，粮食登场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不见钞票，只给白条。再给乡亲们唱黑脸，怎么唱得下去？

白条背后的阴影

公社化时期，没有所谓打白条，但阴影早已存在，只不过是隐性，不经深入观察，不容易发现。因为那时的「派购任务」，都由「两级核算为基础」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承担，加上公社一级的「统一调配」（实际上是吃大锅饭），政府所有的农业征收和收购，都不与农民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损害农民利益的这一阴影，被掩盖起来。包产到户以后，「派购任务」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每年收购粮食的支付款，多达数千亿元，成为农业上最大的一笔支付款，也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规定以「官价」收购粮、棉、油及其它农副产品，农民的产品不能「随行就市」，无法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打白条便成为农民的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政策辐射力的影响，乡镇企业（即原来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轻工、手工厂）发展很快。笔者于一九八七年在珠江三角洲访问，发现一家农村小厂，十多名中青年妇女，以一座破旧祠堂作场地，一架简陋人力印纸机，几十把剪刀，专门制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车，小至鞋帽美钞，一箱一箱，经香港销往东南亚，每年赚外汇约达百万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计算报酬，所得无多，绝大部份利润归政府所有。

「打白条」是断绝农民生计的腐败

在这样有利可图的形势下，各地方政府无不争先恐后，制定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项，是提供廉价土地，由外商作商业用地。以广东为例，至一九九七年不完全统计，出卖出租农村土地总金额达万余亿元，其中胡涂账或不明去向的款项，达四千多亿元。打白条是近二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腐败，而今，更出现了断绝农民生存后路的腐败。

因此，农民为最后生存条件被剥夺而奋起抗争。以广州市近郊、远郊为例，一九九四年上半年，相继发生多起村民示威抗议政府无偿征地的严重事件。

从表面看，是乡村中共党支部或基层政府把其管辖区内的农用耕地，转让给国有企业，或卖给香港商人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征用、转卖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有些官员在交易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农民为生存权而奋起的抗争。

抗争的首发地区，恰恰是对外开放、经济改革最早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民主特质。较之内地广大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农民具有特别浓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绝境，包产到户，争得种植自主权，扩大农贸市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增长，这段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艰难路程，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足足走了二十年。终于，珠江三角洲农民觉醒了，要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基本的权益——土地所有权而抗争。

打白条的劣根——统购统销

但是必须指出，与打白条弊端有直接关系的，应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三年十月起，中央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因经济建设而新增加的城镇人口约达一千七百万人，政府每年必须掌握七百亿斤粮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粮食市场，满足城镇人口能吃饱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粮食统购统销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二，一段「统购」试点工作的经历
笔者当年参加过广东地方的「统购」试点工作，现将这段经历，略述如下。

我们选定的试点工作村，叫新东锡，位于潮州城西十余里。

据介绍，新东锡村三百来户，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数姓卢。水田旱地约一千五百亩，实际水稻种植面积不到一千亩。由于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极高。以水稻为主，还复种、间种小麦大麦、蕃薯杂粮、花生芝麻、各色各样的时鲜蔬菜。种植技术均做到深耕细作，绣花一般。产量很高，水稻年亩产近千斤。

接着，工作组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此外还分别召开党支部、团支部、农会、民兵、妇女等各种会议，反反复覆说明来意。但感到村民对收购粮食有抗拒情绪，村干部也有顶牛表现。后来找卢支书谈收购粮食的任务，卢支书只说了一句：我和干部群众再商量。掉头就走，不再照面。其它村干部和群众，见到工作组如同遇上痲疯病人，远远就躲开了，别说宣传党的「购粮」政策，连打声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组束手无策。

这时，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来试点检查工作，他就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安平生。安部长带着秘书、警卫员五人，在区党委王书记陪同下，听取了我们工作组一天半的汇报，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后是王书记指示：按照安部长指示的精神办。

以阶级斗争精神落实政策

安部长的指示精神，照我们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安部长说土改结束才一年，地主富农和其它反动分子，美帝走狗、蒋匪帮特务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脑子里面阶级斗争那根弦，早已松掉了，这是多么危险的和平痲痹思想！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农村工作，必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党的极其重要的农村工作，统统当作一种纯技术性的具体业务，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从「阶级斗争」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气沉沉。我相信同志们必能鼓起勇气，发挥斗志，坚决落实「阶级路线」，打开新局面。

工作组很快就统一思想。组长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把卢支书撂在一边，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和平痲痹思想，甚至指着卢支书的鼻子骂了起来，说有的共产党员，忘恩负义，党解放了他，分土地给他，培养他入党，给他荣誉和地位，现在党要他卖几粒谷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党员如果不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迟早要滚到地主的地狱里去，永世不得超生！卢支书低着头，脸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后流着泪说：我三代贫农，现在有了土地，家里有了几担谷子，高兴得睡不着。半夜起来，摸一摸几箩谷，就像大热天吃了一碗草粿，实在舍不得卖。不是忘记党的恩情，实是一时想不通。

「是否拥护党」的立场问题

斗争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戏，对于农村党支部书记来说，简直是「三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更何况，经过土改斗争，地主、富农的当家人大都已经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大都是一些妇女小孩。他们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当地农会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不要说反抗，连喘气的份儿都没有。

卢支书按照组长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属都集合起来训话，然后逐户当众自报「不法」，连心里想过的什么「不满」、「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农会会员逐户予以批判，认为是严重罪行，实时斗争，免不了拳打脚踢。最后一项是自报「卖余粮」，也是最艰难、最费时、最费口舌的新任务。

地富虽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贫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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