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自满思逸，身边群小自然逢迎，魏征连上四疏，谏他要“居安思危”、勿“亲小人而疏君子”等等。他虽然纳了谏，还是纳了十四岁的武则天为才人。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死，言路止，盛世也随之而衰。贞观十九年，太宗御驾亲征高丽受挫，叹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觉悟已经太迟了。

以古鉴今，毛泽东挽救红军于溃败之际，继而开辟敌后解放区；打败蒋介石，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视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旦功成志满，只喜逢迎拍马“拥护伟大英明领袖”，听不进逆耳之言。一个人说了算，实际施行专制独裁，以至晚年屡犯错误，结局比李世民更悲惨。

人治促成绝对腐化

英武如唐太宗、毛泽东，当他们创业之初，或能“以人为镜”，纳谏止苛，或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均可千古作鉴。唯其基础同为人治，一旦国势强权位固，失去自我控制，国家又没有人民及其同僚、下属监督的规范可以约束他们，他们的绝对权力，促成了他们的绝对腐化。古今“英雄”，几无例外，教训极为深刻。

藉人治制度巩固权力

江泽民兴起于“六四”，荫庇于邓小平，人为地成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核心”，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邓小平去世后，又幸逢香港顺利回归；十五大巩固统治；江、克会谈取得成果，他今后是否会自我膨胀，志得意满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专制独裁之途？他获人治制度上来，借人治制度巩固统治，今后凭人治制度实行专制独裁，是极为便当的。

拒改革难逃历史规律

与人治制度俱来的是权力的绝对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已为古今历史证实，是历史的必然。

江泽民无李世民、毛泽东不世之功，但其权位建立在人治制度基础之上，是一样的。中共和江泽民不以历史教训为鉴，不进行党和政权体制上的民主改革，将难逃历史规律的制约，得不到善终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