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航拍的外景看着挺美，裏面都是造假的玩意兒。

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是洗腦的謊言簍子！

【人民報消息】2017年10月31日，中共的十九大閉幕僅一週，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李克強、慄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於31日專程從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說是「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宣示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定政治信念」。

習近平強調：「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嘉興南湖紅船是我們黨夢想起航的地方。我們黨從這裏誕生，從這裏出征，從這裏走向全國執政。這裏是我們黨的根脈。」

但是，歷史不是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總會有真相流出。歷史證明，凡惡黨，從建立組織的那一天起，決不會是光彩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2009年1月，《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署名內幕消息，題爲《沒有引起應有重視的中共「一大」》。文章透露，「一大」到底是哪年召開的都有爭議，至於是哪個月哪一天召開的更無法確定。最後在中共非法建政後數年才由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着定爲1921年7月1日爲建黨日。說起來都是世界級笑話。

● 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參加「一大」的原因

據文章透露，這個所謂的「一大」其實只是個會議，不是什麼中共建黨的「一大」，所以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參加。

歷史證明，中共根本沒有「一大」！

據文章說，1921年7月23日晚（這是2009年的說辭），來自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了一次中國共產黨的會議，13名代表加上馬林、尼科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總共15人出席了會議。然而，在建黨過程中做出了最突出貢獻的「南陳北李」卻都沒有參加。

其時，「南陳」陳獨秀在廣州政府擔任教育委員長兼廣東大學預科校長。關於陳獨秀不能參會的原因，「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陳說他不能去，因爲他兼大學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文章說，這樣看來，此時的陳獨秀並不認爲「一大」特別重要，起碼不比籌款更重要，因此，他不必去上海；不僅如此，連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書記譚平山也不必參加，要留在廣州協助他籌款。因爲同樣的原因，儘管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兩名代表，而陳獨秀卻只指派陳公博一人去參加了代表大會。

「北李」李大釗也沒參加「一大」。羅章龍當時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他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 「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 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闢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裏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 原索薪會主席爲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 ，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骨幹成員劉仁靜也在《一大瑣憶》中回憶：「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爲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於是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 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劉仁靜在回憶中還說：「由於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於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並不奇怪的。」結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 曾經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爲謝，這樣最後才確定我當代表。」「總之， 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缺點在於我們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 因而使得這莫大光榮不適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陳獨秀與李大釗沒有出席會議的原因雖然有所不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就是這次13個代表參加的「大會」不是建黨，所以「南陳北李」不重視，當時所有的早期共產黨人都沒有重視。但現在中共要垮臺解體了，就不得不竭力修復驢糞蛋的外表。

●所謂「一大」的各種文件都沒有保存下來

據與會的張國燾的回憶錄，這次會議提到曾起草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

幾十年後，研究者才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圖書館與共產國際歸還的檔案中發現《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這兩個文件的英文稿與俄文稿，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大會通過的那篇成立宣言也至今沒有發現。

那麼，爲什麼「一大」的文獻沒有保存下來呢？到底有沒有這兩個文件，會不會是那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爲了交差自己回去製造的，就不得而知了。

文章透露說：由於「一大」的文獻都沒有保存下來，而人們的記憶力又極其有限，隨着歲月的流逝，人們對黨的「一大」的記憶就更加模糊，於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於中共「一大」的基本情況都不甚了了，比如什麼時候開幕與閉幕，有多少位代表參加，通過了什麼決議等等。以至於十幾年後，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個人回憶的日子各異，最後只得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後，把黨的生日定爲7月1日， 而這與實際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 鮮有領導人論述「一大」意義的原因

文章透露，中共「一大」不僅在當時沒有什麼影響，就是在「一大」以後很長的一段時期，毛澤東等建黨初期的重要領導人也都很少提及「一大」，更極少論述「一大」的意義。革命環境相對比較好，完全有條件紀念「一大」，然而，卻仍沒有舉行過一次。這說明，在「一大」召開之時以及以後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沒有受到重視。

據那篇文章作者透露，這次中國共產黨會議長期不受重視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的共產黨人並不認爲這是中共的成立大會，而普遍認爲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比如：

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發展》演講時指出：「1920年成立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1927年在蘇聯駐北京使館存放的《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載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

瞿秋白1928年在蘇聯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演講時說：「黨孕育在五四運動中，以1920年爲其開端。」

鄧仲夏1930年在莫斯科着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寫道：「19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韋爾斯訪問時也說：「中國共產黨建立於1920年5月。」

李達1954年寫給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小組) 在上海發起。」

總而言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普遍認爲如果非要說中共正式建了黨，那也得從1920年算起，而非1921年7月。

中共的「紅太陽」、1921年與會的毛澤東認爲，那次根本不是什麼「一大」！毛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曾作過如此評價：「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 爲了擴大影響，定「七一」作爲黨的生日

1937年，中央紅軍逃到陝北，中共黨中央進入延安，終於迎來相對穩定的環境。1938年春天，爲進一步擴大中共的影響並凝聚全黨，毛澤東經過與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商討，決定組織建黨紀念日活動。由於無法確定具體日子，黨中央決定取7月1日爲建黨紀念日。

在1938年5月召開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毛澤東在一篇講稿中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週年的紀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週年」。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的把「七一」作爲黨的生日進行紀念的第一個文件。從此，「七一」就作爲黨的生日固定下來。

● 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數尷尬

據中共黨網《人民網》資料文章《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提到，1921年7月23日晚8點，這次沒人重視的會議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後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裏召開。

出席會議的共15人，其中包括兩個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他們兩個是來主持和召開會議的。當時全中國只有57名中共黨員。

開會的有13箇中國人，但把包惠僧抹掉了。

來開會的有13人：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燼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據說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

那次會議毛澤東去參加了，但他還是個小蘿蔔頭，選誰當領導也選不到毛頭上，但現在展覽館裏擺設的所謂「一大」是按照現在黨內定位的位置排列：「參加大會的有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燼美、鄧恩銘、李漢俊、李達、劉仁靜、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等12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可洛夫(尼克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

習近平尋找「初心」的所謂「一大」，到底參加者有幾人，至今中共官網上也沒確定下來。有的說12人，有的說13人。

回憶這次會議「沒人重視」的作者，如實把參加會議的包惠僧的名字寫上去，還寫上他參加的原因。但爲了把這次會議說成是「一大」，官媒就把他的名字抹掉了，說參加者「12人」。

● 一個找不到任何資料的與會共產國際代表

至於那兩個共產國際代表，在有的資料中一字不提；在有的資料中只提荷蘭人馬林，把俄國人尼克爾斯基的名字抹掉。

2010年3月22日，中華網以《尼科爾斯基：一位鮮爲人知的中共一大參加者》爲題轉載了中新網的署名文章。

文章說：我國政界和學界當在介紹參加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的時候，要麼乾脆隻字不提尼科爾斯基這個人，要麼只是寥寥數字提及一下尼科爾斯基人名及其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而以大段的文字將馬林非常翔實地介紹一通。根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我國最早提及尼科爾斯基身份的可能是中共一大參加者之一包惠僧，包惠僧在《新觀察》雜誌1957年第13期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中這樣描述了尼科爾斯基：「加上馬林和李克諾斯基，到會的共十五個人」，「接着李克諾斯基報告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其任務。他好像是一個工人出身，說話很慢，聲音很低。」這裏，他對「李克諾斯基」這個人的身份未作直接說明，而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憶材料中他明確提及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份：「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斯基，共15個人」，這裏明確指出了「尼科斯基」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包惠僧在上述文章以及回憶材料中所提及的「李克諾斯基」和「尼科斯基」，實際上都是指的中共一大參加者尼科爾斯基，只不過是中文譯名有差異而已。

開會的共有15人，這張圖片是14人，尼科爾斯基被抹掉。

文章還說：另一位比較早也稍稍詳細地提及尼科爾斯基的是中共一大的另一位參加者張國燾，1980年出版了他的《我的回憶》以「供內部參考」，在該書第一冊張國燾提及爲了籌備中共一大而最先抵達上海的他通過李達的介紹了解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張國燾因爲對俄國人的姓名記得不夠準確，所以總是將尼科爾斯基誤稱作「尼科羅夫斯基」。除此之外關於尼科爾斯基的其它情況則一無所知。

文章說：事實上，不僅我國政界和學界對參加了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之一尼科爾斯基的情況知之不詳，而且即便在蘇聯時期以及蘇聯解體之後的很長時期裏蘇聯和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們對尼科爾斯基的情況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檔案材料。

這讓中共沒法交代自己的「一大」歷史啊！

文章說，1987年，應中共中央邀請，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一位書記來華訪問，這位書記在訪問結束回到莫斯科之後，給當時的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下達了一個任務：找出中共一大參加者尼科爾斯基的生平履歷資料和照片。於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卡爾圖諾娃博士的頭上。接受任務之後，她在1987年秋天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又搜尋了很長時間，然後將其研究成果以「被遺忘的中共一大參加者」爲題發表在《遠東問題》雜誌1989年第2期上。

因爲不掌握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所以，卡爾圖諾娃博士引述了包惠僧和張國燾對尼科爾斯基的形象的文字描述來彌補缺少尼科爾斯基照片的遺憾。她還斷言「在檔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準確的有關尼科爾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爲據我們所知在遠東和西伯利亞的檔案館裏也沒有尼科爾斯基的個人檔案卷宗。」她在《被遺忘的中共一大參加者》一文的最後，希望尼科爾斯基健在的親戚以及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發現有關尼科爾斯基資料的歷史學家們能夠將有關他的信息和資料提供給她。

從包惠僧的參加不算數兒，到尼科爾斯基的無影無蹤，說明這不是什麼「一大」。

● 中共並沒有正式成立

據與會的張國燾的回憶錄中，這次會議提到曾起草過 《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

據報道，幾十年後，研究者才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圖書館與共產國際歸還的檔案中發現《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這兩個文件的英文稿與俄文稿，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不是成立「中國」共產黨嗎？怎麼中共第一個綱領和決議沒有中文稿，而只有英文稿與俄文稿呢？

更奇怪的是，中共怎麼會對自己黨的綱領和決議完全不知道在哪裏，也不關心上面寫的什麼，竟然是黨成立了幾十年之後，被研究者發現的。最重要的是，發現的地方很值得玩味，一個地點是在美國，在哥倫比亞圖書館，當作資料保存；另一個地點更奇怪，是在共產國際解散後歸還的檔案中。

共產國際也叫第三國際，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於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決定解散。解散後歸還的中共黨的綱領和決議資料沒有人去看，收到就一直封存起來了，直到研究者去研究中共黨史時才被打開。

打開後才發現，最重要的那篇中共「成立宣言」，無論是英文稿、俄文稿還是中文稿，至今均沒有發現。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起草過」，起草並不等於成文，況且連草稿也沒有發現。所以，中共並沒有正式成立。

2017年10月31日，新華社刊登文章《習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時強調 銘記黨的奮鬥歷程時刻不忘初心 擔當黨的崇高使命矢志永遠奮鬥》；11月3日，新華網刊登「學『習』進行時」專欄文章《從夢想起航的地方再出發──習近平的初心追尋》。

既然，連參加會議的代表都不承認這是「中共一大」，那麼習近平如此大動靜去「瞻仰會址」，就不能不令人疑惑：難道習近平身邊都是飯桶，還是有人知道不敢說？

● 篡改歷史是中共的本性

篡改歷史、裝扮歷史的這種事情，在中共的歷史上隨處可見。

舉個小例子，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委會需要一幅油畫《開國大典》，當時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的董希文先生主動承擔了創作這幅作品的重任。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創作，從構思到作品完成，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巨幅油畫《開國大典》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後來，毛澤東等一同觀看了這幅作品，並接見了董希文。毛誇獎這幅畫說：「是大國、是中國。我們的畫拿到國際上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爲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

歷史油畫《開國大典》根據領導人的被打倒和平反，來回修改。

高崗、饒漱石被毛定性爲「高饒反黨聯盟」後，上級要求董希文修改《開國大典》。他明白問題的嚴重性，沒有多說，就去革命博物館把自己的那幅油畫上的高崗抹去了。因爲高崗站在前排最邊上，抹去後構圖差異不大，整體上的藝術效果損失也不大。

1972年，根據黨內鬥爭的需要，又強令董希文再次修改《開國大典》，這次是要求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抹掉。面對這種情況，董先生疑慮重重：這不是有違歷史真實嗎？這不是有悖藝術家的良知嗎？他感到內心非常痛苦。此時癌症晚期的董希文只得又去革命博物館，把《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抹掉。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1978年，革命博物館決定再次修改《開國大典》，恢復被平反的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形象，但董先生已去世多年，董先生家人不同意再改董先生的原作，於是修改便在臨摹圖上完成。現在，未再修改的原畫收藏在博物館的畫庫裏。這些新聞看起來不但可笑，而且已經成爲中共非法建政史上的醜聞了。

2017年10月31日上午，習近平帶着十九屆全體中央政治局常委去上海蔘觀所謂的中共「一大」會議室原址。連桌子都鋥光瓦亮，這還是歷史文物嗎？！

2017年，爲了給中共獨裁找回合法性，習近平帶領全體常委興師動衆的去上海的所謂中共「一大」地址，說是去找回「初心」。連參加那次會議的人都不承認那是「一大」，習近平的「初心」又從何而來呢？

再說，歷史文物的價值就在年代上，這張照片上的桌子鋥光瓦亮，一看便知，不是96年前開會時用的。連個桌子都能造假，那「初心」也決不可能是真貨。(文/林立)△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