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歷史學者揭中共長征和遵義會議真相(多圖)
 
2011-2-16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披露,長征的真相被刻意刪除,中共對長征的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網絡截圖)

【人民報消息】“長征”對中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1949年竊取政權後,中共為維持其統治,更是極力向人民宣傳“長征是北上抗日”,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首次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地位,在共產黨生死存亡關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但是據大陸歷史學者最近披露,長征的真相被刻意刪除,中共對長征的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海外歷史學者則早已經以大量歷史事實說明所謂的紅軍“長征”其實是假抗日,真逃亡。

今年2月12日,美國之音報導了中國大陸歷史學者高華在大陸媒體上揭示出一些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真相,讓人們再度關注77年前這段被中共刻意歪曲篡改的歷史。讓我們抹去歷史深處的塵土與迷霧,去發掘一個真實的“長征”。

高華:長征真相被刪除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大陸著名現代史和黨史研究專家高華去年12月4日在《羊城晚報》發表題為《抹去歷史深處的塵土與迷霧———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長征》的文章,曝光了長征真相被刻意刪除,中共對長征的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




《羊城晚報》發表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的文章 。(網絡截圖)

高華在文章中披露,1936年,中共紅軍到達地瘠民貧的陜北後,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很難養活幾萬人的軍隊和幹部。於是毛澤東號召經歷過長征的人寫回憶,目的是想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以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

然後由左翼文人丁玲、成仿吾編輯,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統稿,從200篇稿件50萬字中篩選整理出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由朱德題寫書名《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當年親中共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所著《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著中國》)一書中的許多素材皆取之於該書中的稿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後,一直未能原汁原味出版發行,直到1942年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給部分中共幹部,由總政治部付印,並要求接到該書的幹部“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高華:被刪除的文章文獻價值高

高華認為,這本《紅軍長征記》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迄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過多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後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

可是這本《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5篇。

按政治需要任意歪曲編造的“長征”

高華說,以後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

中共之所以不斷刪改有關長征的敘述,主要原因是“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也就是說,為了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任意歪曲編造對這段歷史的敘述。

高華說,在“文革”十年,有關長征的敘述完全被納入到中共內部“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框架,並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異己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偽造歷史的毛澤東和林彪並列在遵義會議的油畫。

文革之後,中共官方對遵義會議的介紹又做了新改變,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和人民網報導稱“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

但是,據美國之音報導,海內外一些相關書籍和人士,例如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的回憶錄、博古的侄子秦福銓、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國學者何方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都沒有提到鄧小平曾經參加過遵義會議。

遵義日記:紅軍在遵義下飯館做皮衣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高華說,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

可是高華說,被刪掉的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裏,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對遵義會議,反而沒一字的描寫。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還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沒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高華認為此日記處處真實可信。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的最高領導地位?

中共一直宣傳說,遵義會議在中共歷史上至關重要,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首次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地位。為此,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在60年代作詞,創作了大型音樂舞蹈節目《長征組歌》,歌頌“遵義會議放光輝”。

但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張戎女士在書中披露,毛在遵義會議上只是加入書記處。蘇共莫斯科1934年1月認可的中共書記處有7名成員,四名在長征途上: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另三名是留在蘇區的項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長王明、以及紅四方面軍首領張國濤。

高華也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期改組中央機構階段,進入了“中央常委會”。何方在其書中說,毛澤東雖然是政治局委員,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書記(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沒有什麼“實權”。

美國之音的有關報導說,各種資料都顯示,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只是同周恩來、朱德一道,組成了紅軍最高領導機構“三人團”,成為最高軍事指揮部中的一員,主要任務是幫助周恩來。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負責組織工作,張聞天負責宣傳,周恩來管軍事,毛澤東幫助周恩來管軍事。

王明:毛篡改偽造歷史

關於遵義會議,據美國之音報導,王明在其回憶錄中說,毛澤東“力圖篡奪紅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和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但沒有成功。秦福銓在其書中說,遵義會議前一年(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12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王明、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濤、毛澤東、顧作霖;並成了書記處(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項英四人組成,中共總書記由博古擔任。

王明說,斯諾(Edgar Snow)多次同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博古、彭德懷及遵義會議的其他參加者談過話,這些談話記錄也都經過他們本人的審查,並發表在《西行漫記》中。

王明說:“然而,在斯諾的書中,逐字逐句、從頭到尾、無論讀多少遍,都無法找到毛澤東後來所捏造、那種對遵義會議歷史的論述的任何痕跡。”

在政治上,毛澤東並沒有因為遵義會議就當上了中共最高領導人。按照何方的書中所說,一直到了 1938年,中共最高層對外宣傳排名時,毛澤東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來。

辛灝年: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著名歷史學家、《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曾經發表系列演講,用大量歷史事實說明紅軍“長征”實際上是假抗日、真逃亡。(新唐人電視臺視頻截圖)

著名歷史學家、《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曾經發表系列演講,用大量歷史事實說明國民黨堅持14年抗戰是血寫的事實,共產黨所宣稱的“抗戰”是墨寫的謊言,紅軍“長征”實際上是假抗日、真逃亡。

1934年10月,在江西進行蘇維埃紅色武裝暴亂的中共中央紅軍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失敗,倉惶“逃跑”。中央紅軍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州東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山逃亡5千里而來的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後,紅軍繼續向西逃亡。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做出決定說:我們現在只能夠走一條路,那就是通過甘肅河西走廊,打通進入蘇聯的道路。後因無意中發現陜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紅軍,再向西逃亡太危險,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陜北領導全中國的革命。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稱“要在陜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辛灝年先生請大家注意毛的這個講話,不是“要在陜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反對毛澤東假抗日 王明被下毒

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下卷中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蘇俄斯大林命令中共從“反蔣抗日”走向了“聯蔣抗日”。但是毛澤東和中共卻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對內制定、並推行了一條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路線。顯然,這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強烈不安。蘇共斯大林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蘇聯的威脅,斯大林擔心毛澤東的陰謀擴張路線會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內戰爆發和中國抗戰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為了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並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斯大林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

王明認為“抗戰高於一切”,王明在“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中指出:“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 而 “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案,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稱,“要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必須鞏固與擴大我國兩大政黨 ——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合作”。

王明認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兩黨合作的障礙,在於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的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忘記了以抗日與 否來劃分友敵的最主要標準……忽略了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言行準則……”。

王明甚至在該文中真誠地指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 的總匯……國民黨中也沒有什麼法西斯蒂派……國共兩黨應該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王明反對毛澤東的假抗日、真擴張的策略,自然遭到毛澤東的嚴酷報復打擊。

張戎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24章中披露,1941年10月,王明在延安看到蘇共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裏面問了15個嚴厲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什麼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與德國夾攻蘇聯?手上有了莫斯科對毛不滿的證據,王明膽子壯了,抓住這個機會打算東山再起。在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拒絕表態說毛一貫正確,反而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王明要求跟毛在黨的“七大”上辯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毛澤東怕自己輸給王明,決定除掉這個莫斯科信任的異己,一位姓金的大夫替毛給王明下毒。王明服了金大夫的藥,出現一系列“汞中毒現象”。後來王明病重,莫斯科堅持要王明到蘇聯治病,王明才得以逃脫毛澤東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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