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1953年就擔任中國頂尖樂團的知名指揮家，亦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曾參加過電影《武訓傳》的配音工作。

1957年「反右」時，陸洪恩與樂團另外一個領導黃貽鈞主張樂團「指揮負責制」和「演奏員要忠實於樂譜的每一個音符」，並有意識地常常藉故讓樂團停止一些政治活動，因此避免了該團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陸洪恩的上述觀點，後來都被認爲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1966年，陸洪恩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原因是他在單位討論會上批判江青所提倡的樣板戲，並喊出了「修正主義萬歲！」這一「反黨」的「大不敬口號。

陸洪恩入獄後一直被反銬雙手，還經常被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拉出去戴高帽子批鬥，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但他的傲骨卻從不曾被暴力摧垮。在一次上千人的批鬥會上，造反派逼令他交代攻擊江青革命樣板戲的罪行，可他依舊理直氣壯地說：「樣板戲有什麼好？中華文化藝術星光燦爛，音樂、戲曲的優秀作品比比皆是，爲什麼只許演唱這幾個戲，而要毀滅傳統呢？……」還未等他說完，造反派們對其又是一頓暴打。結果是，他的腦袋被打得腫了起來，嘴脣被撕裂。當難友們勸他少言以免遭皮肉之苦時，耿直的他卻表示只要有一口氣在，就一定要講。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給我的恩寵；我爲『義』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幾個月的如此折磨，讓不到五十歲的陸洪恩頭髮全白並開始脫落，身體也更加纖弱，四十九歲的人看上去比一個七十歲老翁還衰老。然而，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對音樂的熱愛。他敬仰貝多芬，視音樂爲生命。他與難友談莫扎特、談貝多芬，談他在奧地利學術交流期間的美好情景。他每天還都會哼唱《英雄曲》與《莊嚴彌撒》，他說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大師向黑暗挑戰、不屈不撓的英雄鬥爭精神。他稱《莊嚴彌撒》曲是「聖詠」，並表示他一定會哼着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一次，看守讓人把飯菜倒在地上，命陸洪恩趴在地上像狗一樣舔着吃。陸洪恩拒絕了，當難友表示喂他吃飯時，看守卻訓斥稱：誰喂他吃飯就懲罰誰。此時的陸洪恩怒火萬丈，當着看守的面破口大罵：「巫婆！什麼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自然他又遭到了一頓暴打。

不久後的一個晚上，陸洪恩下了以死抗爭到底的決心，遂將遺願託付給同室的難友劉文忠（正是他，讓我們知曉了指揮家獄中的歲月）。他的二個遺願是：一、找到被髮配去新疆的兒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死在監獄中的；二是在維也納貝多芬的陵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他的崇拜者是哼着《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

或許他的預感是對的，在一次毒打後，陸洪恩發起了高燒，說起了胡話，並見到一切有毛的和紅色的織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褲……。大家都爲他捏着把汗。然而，即便在這種情況下，當監房中又一次批判開始時，陸洪恩卻慷慨激揚地發表了長達15分鐘的檄文，句句驚心，震撼了在場的所有人。

「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

「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識份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爲什麼要侮辱大批跟着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識份子？……我們愛國，可是國愛我們嗎？我們聽毛主席話跟着黨走，可是他建國以來，從53年圍剿胡適、 55年反胡風、57年設陽謀反右、66年又開展文革焚書坑儒，都是要對知識份子趕盡殺絕。……『文革』是毛澤東引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地獄之火，是爲中國人民擺上一席『人肉大餐』。」

「我不怕死，也不願死！但如果要我爲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如果說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

……

一個星期後，也就是1968年4月28日，陸洪恩在一無檢察院、二無法官、三無辯護律師的「萬人公判大會」上，被判處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證」是「防擴散」，並隨即被押赴刑場處決。

就這樣，又一個追求民主自由、有着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份子被中共消滅了，雖然「文革」後陸洪恩被「平反」，但曾被侮辱的、被欺凌、被傷害的一切就這樣可以煙消雲散嗎？還有多少類似的血案被掩蓋？還有多少人對既往的傷害選擇了沉默，選擇了繼續做順民？而造成這一切的中共依舊在堂而皇之地迫害着無數個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民衆。

我們真的應該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真的願意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請君三思。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