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高於道德將導致政教合一

這次研討會是關於中國未來的研討會。從各國政府、專家學者到普通百姓，大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有人從政治層面思考，比如怎麼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實行憲政、普選；有人從法律層面思考，也就是怎樣保證司法的公平和獨立；有人從經濟層面考慮；有人從生態環境角度考慮，當然這些層面也都是互相牽制、錯綜複雜的。許多人也都看到了，上述層面的改進都不得不觸及或者清除造成這些問題的制度性障礙 ——這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專政」這個詞很準確。什麼叫「專」呢？就是「專一」、「獨有」，就是不許別人染指。換句話說，在中國「搞政治」是共產黨的專利，任何人希望染指的努力，都是共產黨嚴厲打擊和鎮壓的對象。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權力政治應該只佔生活很小的一個部份。我們看一看美國大選就知道，投票率超過60%就了不得了，一般都在50%左右，甚至更低。去年投票率接近60%，創下了30年來的投票記錄。投票率低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人覺得誰上臺對他們來說都不會有太大影響。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面臨重新計票，但是美國人該上班上班、該上學上學、該做生意做生意，生活基本不受影響。在大學開課，政治系也僅僅是衆多學科中的一個而已，用政治來主導經濟、文化、道德、信仰，在正常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中國一切都反過來了。毛時代叫「政治掛帥」，現在也差不多。某地農村屠宰場牆上的大標語赫然寫着「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許多人看着覺得是個笑話，是個過度誇張的個別案例，實則不然。胡錦濤說了個「八榮八恥」，就要大家來學習，編成歌曲讓中小學生唱，感覺和毛時代的「語錄歌」差不多。新華社還登了幅圖片報導：內容是西藏各界人士在布達拉宮舉行「八榮八恥」演唱會。

「八榮八恥」裏面的內容不能說都是錯的，但是這個宣傳的過程卻存在着一個重大的問題：也就是「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這個基本的道德問題，憑什麼由共產黨來規定？

由一個執政黨來規定道德，必然會導致一個結果——政教合一。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

二、正常社會的信仰、道德、文化與政治的關係

一個正常的社會，道德是由正的信仰中派生出來的。也就是人最基本的是非判斷是從信仰中來。信基督教的按照《聖經》來判斷對錯；信佛教的，按照佛經來判斷對錯；信道教的按照道藏來判斷對錯；信儒教的，按照四書五經來判斷對錯。現在修煉法輪功的人很多，這些人是用「真善忍」的原則來判斷對錯。

宗教或者信仰的經典是不可改變的，因爲那是對神或者聖人的話記錄下來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鎖定在信仰上的道德也就穩定不變了。

文化是對道德的通俗化表達。比如儒家以「仁義禮智信」爲道德規範，那麼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都按照這個規範去做。

社會普遍的生活方式都遵循「仁義禮智信」，那麼一切的文藝創作、歌曲、舞蹈、戲劇、文學等等，也都體現「仁義禮智信」的精神。關羽被曹操圍住了，「屯土山約三事」，第一件事是「降漢不降曹」，這是「忠」；第二件事是家法，第三件事則是「義」，「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關羽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爲他明「春秋大義」。也就是，他以「義」爲道德準則，才能做出這樣的事來。這件事再經過小說、戲劇、影視的傳播，「義」便家喻戶曉。這也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反過來維護道德原則，促進民衆的道德提升。

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傳統的皇朝也是建立在儒家的文化上的，簡單的說就是「施仁政」。中國儒家的文化既支撐着歷代王朝，也終結了各個王朝末世的荒淫和暴政。也就是如果皇帝暴虐，違反了「施仁政」的儒家道統，這個王朝也就喪失了合法性。換句話說，政治是低於文化的，是受文化制約的。

所以在傳統社會，是以信仰駕馭道德，以道德駕馭文化，以文化駕馭政治，這種自發生長的信仰、道德、文化、政治的關係是一個正常的關係。而中共則處處相反。幾十年來，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駕馭文化，以文化淪喪傳統道德。所以，中共所建立的黨文化是一種反自然的邪惡文化。

這種文化正因爲它的邪惡，所以它不是自發生長，而是靠暴力和欺騙強行灌輸的。

一個東西一旦成了文化，就成爲了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身在其中而不覺察，所以我們探討中國的未來，就不能不把黨文化剝離出來，清除掉。

三、中華正統文化的精髓與劫難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體現着「真善忍」。

道家修「真」爲主，修成的叫「真人」，但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經》中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就是說天道並無偏私，一直會護佑善良的人。《道德經》中的「少私寡慾」就是一種「忍」的表現。

佛家修「善」爲主，口中常念「善哉善哉」，然而也非常重視「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萬行」，「佈施、齋戒、忍辱、精進」等等，其中第三條就是「忍辱」。當然佛教中也重視「真」，「出家人不打誑語」，不能說假話。

儒家文化也同樣體現着「真善忍」的不同層次的內涵。孔子主張的「仁」與「信」體現出「善」與「真」。孔子還主張「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指貪得無厭）」。這三戒需要涵養人的「忍」。

所以我們看到，以「儒釋道」信仰爲本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正的文化。這個文化的存在本身，就讓共產黨非常的痛恨。

當然，共產黨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東西和傳統文化較量，所以一開始就直接用暴力去消滅傳統文化。中共自己承認的是，毛澤東奪取政權之初在文化領域上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社會發展史的教育在全國展開，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社會發展史實際上就是用進化論否定有神論，直接挑戰宗教的存在，而宗教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當宗教被消滅的時候，傳統文化的精神就死了。接着中共「對舊有文化教育事業進行了改革」，包括從1950年開始即編寫全國統一教材，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來教育下一代。第三個就是「知識份子的學習和思想改造。」因爲知識份子是承傳傳統文化的人。

除了這三件事之外，中共在建政之初的鎮反運動，有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鎮壓「會道門」，實際上就是殺有信仰的人，特別是有名望的道士、法師。反右是對知識份子的整肅。到文革的時候「破四舊」，則是最徹底的一次用暴力燒燬傳統文化的載體——書籍、文物。

這種破壞是一場文化的大浩劫，它的直接後果，就是讓我們與傳統文化之間斷裂出不可復歸的鴻溝。

文革以後，共產黨破壞文化的做法更加隱晦。《九評之六》中說：「再以寺院爲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爲，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所以大家看到，無論中共在海外辦多少文化節、食品節、廟會，沒有了信仰和道德作爲基礎，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復興。

四、法輪功的出現與文化重建和復興

法輪功並非爲了重建或者復興中華文化而出現的，他的深遠意義也不是我們在這裏討論的問題。

然而從剛才談到的信仰、道德、文化和政治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以「真善忍」爲信仰的法輪功已經通過他的迅速傳播爲中國重建了道德體系。這個團體經歷的迄今爲止七年的殘酷迫害仍然堅持不倒，而且仍然秉持着和平的精神，這本身彰顯的就是信仰的力量，而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支持法輪功的抗暴行動，也展現了法輪功在道德上的感召力。

這種信仰因爲其傳播的深度與廣度，必然給人帶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並孕育出新的文化。一個很小的例子就是新唐人電視臺從2004年開始主辦「全球華人新年晚會」，裏面法輪功學員的節目中透露出的敬天、頌神的精神讓我們看到新文化的曙光。

這種新文化的出現，就是對黨文化的消解，而文化的消解，也會消解建立在黨文化上面的制度。

五、退黨大潮

當然回到開頭的問題，有人在考慮中國未來的時候，從政治、經濟、生態、軍事等等層面去考慮。但是從文化和政治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還是黨文化佔主流的文化，不可能孕育出良性的政治。

舉例來說，今年3月的時候，巴勒斯坦大選，選出了一個恐怖組織哈馬斯上臺。那一段時間，很多新聞都在談論這個問題。我上班開車的路上聽廣播，美國對這件事情也很頭疼。儘管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如果老百姓喊打喊殺的文化不改變，對於世界和平仍然是個威脅。

也就是說，僅僅從制度上改變中共還不夠。我們還要站在文化的層面去改變，站在道德的層面去改變，而這些方面也是以信仰的重建爲基礎的。在現在，大陸除了法輪功之外，也有其它正教團體日漸興起和擴大影響，這無疑爲未來中國產生重大的正面影響。

當然共產黨也不會閒着，它會傾全力去迫害那些信仰團體，阻止中華道德和文化重建的步伐，殺戮、監禁和折磨有信仰的人。它覺得誰的威脅最大，迫害誰就最殘酷。

面對這樣的迫害，現在的退黨大潮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到今天退黨、團、隊的人數就達到1100萬了。我們有信心會和平解體中共，和平結束迫害，讓中國和平轉型。

同時在退黨大潮中，信仰團體受到了艱苦的磨鍊，他們的理念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正義人士的支持；另一方面，民衆對中共的拋棄，也是一個道德覺醒的過程。這種和平轉型，就是對中共以「仇恨和鬥爭」爲核心的黨文化的消解。參與「三退」的人數越多，中國道德重建和文化重建的意義也就越加明顯。

未來的政府架構和社會管理模式，我們也許還不完全清楚，但是我們有信心的是，道德覺醒和文化的重建爲未來社會建立良性的政治制度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2006年6月9日下午完稿於華盛頓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