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如何灼痛自己——評陳凱歌《少年凱歌》
 
餘傑
 
2003年11月22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藉藉無名。他不參與官方的作家協會,也不在媒體上露面。作爲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作爲蘇軍佔領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從來不曾想過離開自己的祖國,但他也不曾以「愛國者」自居,他說:「我目睹、我親歷這個國家的瘋狂墮落,在妄想中自毀。每天,那些充滿仇恨的國家捍衛者以及我真切的記憶,都驅使我疏遠。我對她(祖國)的冷漠與日俱增。我也慢慢嘗試着離去。然而語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這是多麼奇怪。這種陌生的語言,卻是我的母語。」他以寫作對抗黑暗,以寫作捍衛記憶。在表達自己的創作觀念時,凱爾泰斯說過:「每當我要構思一部新的小說,我總是要想起奧斯維辛集中營;我無論講什麼話,我想到的也是奧斯維辛,我是奧斯維辛的發言人。」他的作品強烈反映着這個信息。正是因爲這樣的信念,他用他的筆,畢生反抗那些讓人成爲非人的力量。

如果說對猶太人來說存在着一個永遠的「奧斯威辛」,那麼對中國人來說則存在着一個永遠的「文革」。這是一個真實的噩夢,而記載這個噩夢,依然是文化人的職責所在。可惜,在當代中國的文字材料中,這樣的記錄實在是鳳毛麟角。這無疑是當代漢語的恥辱以及使用漢語寫作的人們的恥辱。陳凱歌意識到了這種恥辱,應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請,他寫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凱歌》。數年之後,《少年凱歌》才被輾轉傳回中國,才有中文版的問世。這一過程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也表明了在當下的語境下,言說和記載噩夢的困難。在《少年凱歌》中,陳凱歌邁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時代,勇於審視「不堪回首」的歷史,承認青春時代曾經犯過的錯誤,併爲旁觀甚至參與那個時代的罪孽而懺悔。仍有批評者指出,在對自己家庭和父輩的敘述中,陳凱歌還是有某些保留和迴護。但我認爲,對於陳凱歌來說,寫下這些有「思痛錄」意義的文字已是難能可貴了。畢竟陳凱歌已經是一個「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說幾句真話尤其困難。與某些一聽「懺悔」就蒙起臉來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與某些依然振振有詞地宣稱「青春無悔」的文人相比,與某些企圖在「文革」的廢墟中尋找「民主」種子的學者相比,陳凱歌的這種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應當給予鼓勵和讚賞——說一點真話總比完全說假話好。

《少年凱歌》中的那個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饑荒中餓斃街頭的「眼睛裏泛着白光」的屍體,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階段北京紅衛兵的血腥暴行。顯然,陳凱歌的少年時代並沒有享受到「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樣的日子僅僅屬於作爲高幹子弟的「聯動」分子們,屬於作爲軍隊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們。那種「燦爛的陽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鏡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騙眼睛,而不能保存記憶。《聖經》中,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夠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學評論家在關於凱爾泰斯的採訪中寫道:「他的微笑,是一種雋永的姿態,對這個對他不公的世界的調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來是對他所感知的兇殘和苦難的最慷慨的復仇。……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在別人只感覺到淒涼和精神錯亂的地方,他創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無所有中創造,這是凱爾泰斯的偉大之處,這也是當代中國文化人最缺乏的質素。陳凱歌是一名有創痛感的文化人,從《孩子王》、《邊走邊唱》到《霸王別姬》,他一直試圖用電影完成記憶,完成對光與黑暗的定義。「光亮有時不過是黑暗安裝的一道門,推開門就又走了進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斷地在退讓、妥協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凱歌》中憂傷地寫道:「我聽見自己兒時的歌聲,嗅到那個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氣,我竟能回味此時第一次吸菸的滋味,隔着煙霧,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臉。」他還是沒有洞穿光的意義,而在歷史的迷宮中陷入了困惑:「當他們再次站在起點上時,鬢邊已有了華髮……他們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們並肩站在也是終點的起點上,卻隔着時間的界限。」

那個「文革」中成長的少年,似乎還在奔跑,還在呼喊。那時,曾經「當衆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那時,眼看着母親那麼久那麼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雞站在一旁;那時,眼見過那麼多同學、戰友、插友們瘋的瘋、死的死,四散飄零。於是,他只能這樣寫作:「在審判臺空着的時候自己走上去,承擔起自己應承擔的那部分責任。」也正因此,陳凱歌把這本書,稱爲「我的自供書」。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師,從看到死屍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從被欺騙中脫穎而出。「在我漸漸懂得,艱難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後,觸動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鏡頭般細膩沉靜的描述中,混雜着作者幾多的依戀、自責和迷惑。我聽到「中年凱歌」不斷向「少年凱歌」發問,但總是得不到確定性的回答。

《少年凱歌》既富於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和歷史鮮活性。比如,經過幾十年的宣傳和灌輸,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已然定格成一個「歷史名詞」。在官修的歷史教科書中,老師把這個虛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們宣講。然而,有學者在詳細研究了那三年的氣象、水文等資料後指出,那三年不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大災害的三年,反倒是「風調雨順」的三年。所以,那場「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災荒,與其說緣於天災,不如說真正是緣於人禍。於是,又有人說,是蘇聯逼迫我們還債,災難是蘇修造成的。而陳凱歌則認爲,一九五九年中蘇關係惡化,中國開始以農產品償還朝鮮戰爭借款,這固然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是,早在蘇聯逼迫還債之前。饑荒就已經在許多地方蔓延了。蘇聯的「背叛」並不是產生饑荒的根本原因,而僅僅是加劇了饑荒的程度。他用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這個觀點:「同蘇聯的衝突,彷彿一個舉着雨傘在陽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樣,偶然遇到一場暴雨,不僅可以避開晴日帶傘的猜疑,而且還可以爲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據,這是一場及時雨。一九五八年全國性的『大躍進』才是六十年代大饑荒的起因。」

《少年凱歌》摒棄了名人寫自傳時常有的自戀心態,而以普通人的視角娓娓道來,平實而真誠。陳凱歌看透了所謂勝利者的「歷史」——這種歷史是一大堆論證「勝利者」何以「勝利」的文字垃圾,那裏沒有失敗者的位置。陳凱歌認識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擺在書架上的「歷史」,也許比他本人虛構的電影世界還要不可信——在當代中國,電影(或者小說)與歷史,究竟哪個是虛構的、哪個是真實的呢?《霸王別姬》這部傾注了陳凱歌最多心血的電影,穿越了不同的歷史時空,展示出了生命鮮活的質地與文明衰朽的歷程。在華麗和頹廢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別姬》所凸顯出來的「歷史」,更迫近一種「真實」的生存狀態。哪個中國人能擺脫「優孟」的命運呢?我們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戲劇化了,因而我們的戲劇比我們的人生更爲真實。我們都是程蝶衣的觀衆,我們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們在觀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運,其實我們的命運何嘗不是時時處於被凌辱的位置?我們與程蝶衣一樣,夢想自己成爲光,卻又被自己所灼傷了。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觀察》


 
分享:
 
人氣:15,138
 

如果您喜歡本文章,歡迎給予打賞。讓我們一起打拼未來!
 
       

 
 
 
 
人民報網站服務條款
 
反饋信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