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惜的是，这是1936和37年手交手的冬天，日本兵早已侵占了东三省，再过半年就是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的卢沟桥大战，国难当头。正是这国难当头，张国涛带领的红四方面军男女老少，极其艰难的过来过去，过去又过来，叫做三过草地，终于来到了黄河边。张国涛和一部分兵马刚过了黄河，要去延安会见毛主席，还没过黄河的李先念，徐向前等头头们，接到了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要这将近三万人不要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和大沙漠，向西去苏联边境，打通国际路线。
我们的同志非常的天真，以为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从那里和苏联联系太不易了，所以要打通向西的路线。从南方来，官兵们还没有休整，这是北方的冬天了，还没有棉被棉衣，不管再艰难，也要听从毛主席的命令，完成这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没有人会想到，这是最可怕，最无耻的，最恶毒，比天大的阴谋。我们的毛主席最怕张国涛利用他所带领的这强大的力量夺他的权，打碎他的皇帝梦，所以他要借刀杀人。前面把守河西走廊的，是异常凶猛的马家军，又是枪又是大刀，这正是蒋委员长堵在这里的铜墙铁壁。这一些单衣草鞋，在草地上饿瘦了的 红军战斗员们，怎么可能从这里穿过去呢？果然是一场古今中外少有的大悲剧。
更可悲可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本就不承认给他们下过命令，要他们去打通国际路线。说他们国难当头不抗战，向西逃跑，战死的和没战死残废了的，以及张秋琴领导的妇女团活下来的女战士，统统是叛徒。所以被俘蹲了人家监狱的妇女团长张秋琴，为了抗战，国共合作，从监狱放出来的张秋琴，49年后担了纺织工业部长，文革中还是过不了关，还是被红卫兵打成叛徒，不可能不从高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正如她无论如何也逃不出马家军(西北大军阀马洪魁、马步芳的马家军)那大刀阵一样呀。
传说徐向前骑著小毛驴，驼著西路军的银元，单独一人逃去了延安。李先念在祁连山下苦战到最后，身边还有十几人，还是拔腿向西走，去完成任务，过沙漠去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多亏了这时候兰州有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派出了一部大汽车，把他们追回来了，才免于困死在沙漠中。可见西路军的头头们是多么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半点也不怀疑这是上当受骗。一直到被毛主席给他们扣上一头帽子，说他们在张国涛的指挥下国难当头不抗日，向西逃跑，这才明白那些冤死的战士，和被敌人砍下头挂在城楼上展览了许多天的各军负责人蒙受的是什么样的冤屈和耻辱。这其中只有带领全军起义投诚了红军的原国民党董振堂军长在石家庄建了烈士纪念碑，这是解放后的事，编造了一套于事实不附的悼文。其他被敌人砍下脑袋挂在城头向众人展览了许多天的各军首长们，只有敌人拍的照片留了下来，挂在武威的烈士纪念堂的墙壁上向后人展览，叶剑英出面的题词就是这一场最大冤案的结论，叫做“英雄死在错路上”，这就是盖棺论定，谁还敢于说明真相？憋死你也不可以了。活下来的头头们多么想为那么多的冤死者说明真相，到死也不可能，这就叫做为了毛主席，为了全党。
从延安逃跑了的张国涛，关于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在国外写出了回忆录，在国内只有对他的反驳，见不到他的回忆。过草地后他去了延安，不知道所谓西路军是怎样的上当受骗，全军覆没的，是否他知道点大概？回忆录中说没说？国内无人知道。
那许多没有在战场上拼杀战死，弹尽粮绝做了俘虏的战斗员们，在张掖和武威两个县城内，敌人用枪口和刺刀指挥，要他们挖掘了两个又深又大的万人坑，逼他们跳下去，统统活埋了。为了爬上来活命，他们把深埋他们的泥土拱裂了缝，没有一个人能够爬上来。当他们被林立的枪口和大刀逼向万人坑的时刻，有一个敌军营长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小红军战士说：“你还往前走啊？前面那是什么？你不知道吗？快逃跑，进胡同吧，我不向你开枪。”就这样，在张掖城内活下来一个小战士，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是怎么样的。
同样可怜的是妇女团的女同志们，在拼杀中她们被敌人赶到祁连山头下，她们一步也动不了啦，又饿又累，被敌人活活砍死，她们也只能忍受了，只有一口气，算是还活著。就是这样，团长张秋琴被俘进了监牢狱，全体女战士统统是马家军的战利品，谁官大谁先挑选，没人要的归有权有势的社会人士。她们反抗，逃跑，不但逃脱不了，种种的惨状真叫做万言难尽了。一直到49年彭老总带领著第一野战军打到酒泉的时候，听到了两位女同志的悲壮，他为她们大哭了一场，让同志转告她们，说咱们的人来了，很快就好了。他没有想到，凡是活下来的男女，不管他们残废的惨状有多么可怜，将近十年的日子有多么悲苦，统统被说成是不抗战，向西逃跑的叛徒。经过了多少人的唇舌，放下政治结论，每人每月发给20元人民币的活命费。女同志们和团长张秋琴在文革中不得不跳楼自杀比，又幸运多了。这和娃娃般张开大口为他们放声痛哭过的彭老总，那受尽了侮辱、毒打，那死无葬身之地相比，是不是又幸运的多了？祁连山知道吗？
对于谎言制造的这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悲剧，大惨案，知道的人太多了，对于当事者负责人到死也不能向世界说明真相，更加是惨中的惨，悲中的悲。徐向前临终前，老难友，老战友李先念来看望，来向他告别，他留下的话是：“一，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他到死也不会忘记，在河西走廊那些拼死拼活冤死的战士。
河西走廊从祁连山流下来的不只是清水，更有这清水冲刷的善良。82年笔者来到了祁连山下的草滩上，坐在了牧牛人一位八十岁的老妈妈身边，要听她说她所见过的战败后的西路军战士是怎样的情形？她和丈夫给那八位可怜的战士杀了一头牛，煮熟让他们吃饱后，还要他们每人尽量的带走一些肉，还把多年存放的牛皮披在他们身上当做棉衣服。当这位藏族老人要向我诉说这些事时，她的女儿当翻译，对我说，在告诉我那些情形之前，老妈妈要首先唱一首歌可以吗？我双手合十，点头又点头。没有想到八十岁的老人还有如此嘹亮激愤的歌声，她唱道：
雪山你好好的在，白云我要走了；青松你好好的在，布谷鸟我要走了；草滩你好好的在，野牛我要走了。
这一首古老的歌，祁连山、树木老人、草滩，只有这一种声音，善良，永远善良的牵挂，怀念，永远想不到会有如此般血写的谎言。鸟会飞，牛会走，云会散，没有人知道谎言到底要的是什么？是永远、永恒呢？还是最残酷的梦幻？祁连山会回答，所以她是永远的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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