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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忍不拔 心忧天下
 
2006年12月29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唐代诗人、著名作家刘禹锡,洛阳人,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曾参与了改革运动,但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但是,他没有屈服于权贵,而是以文明志,表现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和豁达的胸襟,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永贞元年,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一度奉诏还京后,他又因赋诗《游玄都观》触怒当朝靠阿谀逢迎上来的权贵而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历夔州、和州刺史。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世事的变迁和宦海的沉浮。

在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策知县是个见利而为的小人,目光势利,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策知县,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他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陋室铭》流芳千古,让人在世俗的喧嚣中感受到心灵的那份宁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与和白居易是同年,在贬居的日子里二人因为机缘而成了好友。后来刘禹锡被罢去和州刺史,北归京师,途经扬州,遇到白居易。白居易为他的长期遭受贬谪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在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的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因刘禹锡的两度被贬一共是23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针对白居易赠诗中“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两句,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答,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的领悟也深深影响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

后来,刘禹锡回朝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随后任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他关心百姓疾苦,以大济天下苍生为己任。

在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然而他并没有为着这23年的坎坷际遇而消沉颓废,而是表现出一种更高境界的人生态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何等的达观和洒脱,这又何尝不是刘禹锡人格精神的升华?人间沧桑,那些曾经拥有的高宅华堂、金车宝马何在?曾经拥有的富贵功名何在?只有纯正美好的品质是历史上最亮丽的风景,只有无私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与天地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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