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了解海外中文媒体的人都知道，现在的海外中文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一大部分都被中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控制和收买了。这些媒体有各种政治光谱，绝大多数并非单纯的红色媒体，有的以中立的面目示人，有的甚至看上去就是反共媒体，但在关键的时刻会跳出来为中共洗地站台。总之，它们都成了中共在海外的统战和大外宣的工具。
● 宣传、统战、特务“三结合”
利用媒体作为统战工具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共起家时玩的烂熟政治伎俩。以抗战时期为例，西安事变后不久，中共和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上，中共表示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但背地里，却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挖国民党的墙角，拆国民党的台。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中共当时非常重视发挥统战报纸的作用。
什么是统战报纸？
统战报纸虽然也是中共办的，但它不同于中共的正式党报。正式的党报比如《新华日报》，是赤裸裸的中共的宣传工具，而统战报纸表面上则是中立的，它采用曲线的方法宣传中共的政策，所以比正式的党报往往更能迷惑人。
那么中共在抗战期间是怎么办统战报纸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过，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为我们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司马璐先生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办党报比较容易，根据党的决议，宣传党的政策，老老实实做党的工具，只要没有路线错误，大体就过得去。但是“党报”往往属于指示、教条、八股性质，摆着铁青的脸，不易为读者欢迎，发行量有限，影响也就不大。统战报纸就不同了，它不仅要懂得宣传，而且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周密的策划，台上有拉的、有唱的、有表演动作的、有五光十色的灯光布景，令人眼花撩乱，台下的观众在轻歌妙舞的陶醉中受到感染。这叫做“潜移默化”的政治宣传。
“周恩来是统战报纸的高手，我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包括新闻工作，他总是对我说，写文章表面上不要过左，才能有读者。他长期领导地下工作，他的原则是，利用报纸可以联系读者群众。地下工作必须与党的公开宣传活动绝对分开，而在办统战报纸方面，周恩来另有一套策略，即宣传、统战、特务工作的‘三结合’。以宣传扩大党的影响，以统战、以略带灰色的言论和处理新闻为党‘交朋友’，以统战报纸的‘中立’形象，掩护中共的特务活动。” 司马璐说。
● 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抗战期间中共办统战报纸有不同的模式，其中一种是以《救亡日报》为代表的模式，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用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据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介绍，抗战开始，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的谈话中，谈到国共合作从事抗日宣传的问题。不久，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决定用郭沫若这块知名度很高的左翼文化人作招牌与国民党的上海市负责人潘公展合作办报，当时商定这张报纸由双方共同出钱。人事方面，起初双方各提出一组名单，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决定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由潘公展提名的人任经理，其余的人由社长全权决定。当时代表中共直接领导的是潘汉年。
报纸出版了，这就是抗战期间有名的《救亡日报》。这份报纸名为国共合办，但关键的职位全由中共控制。后来上海沦陷，他们逃亡到了广州，“由于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夏衍语），因此就在时任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大力支持下恢复出版。关于余汉谋捐款的数字，夏衍说是开办费二千元，郭沫若说是每月一千元。
廖承志曾经向《救亡日报》转达周恩来的两点指示：一、争取公开合法，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避免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发生摩擦），二、外地经过广州的党员和共党同路人则由《救亡日报》的负责人联系，中共广东省委派饶彰风以记者身分，借《救亡日报》掩护党的统战和特务情报工作。
《救亡日报》因为销路不佳，余汉谋的捐款不够花，因此又利用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的关系，当时白报纸要靠进口，关税很重，因此市面上白报纸官价与黑市相距很大，《救亡日报》由吴铁城批示免税进口白报纸，数量很大，不仅《救亡日报》自己够用，而且通过黑市出售获利，《救亡日报》的经费就解决了。
《救亡日报》也一度出过桂林版，是由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
● 拿资本家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恶化，左翼文化人纷纷集中香港，在廖承志的具体领导下，创办了另一份中共统战报《华商报》。
为什么叫《华商报》呢？
据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介绍，因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份报纸的面目必须是灰色的，不然要吓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支持。
根据香港法律，当时在香港办报或者要缴巨额保证金，或者要由香港著名的绅士担保。由于这份报纸的招牌是“华商”，于是就找出香港华比银行华人买办邓文田出面注册，一切都很顺利，邹韬奋的“大众生活”也是由另一港绅之子曹克安登记的，当时的廖承志在香港的公开身分是粤华公司的老板，出头露面的全是“商人”，所以报纸称为《华商报》似很自然。
“《华商报》出版的第一天，统战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排在最显著版面地位的，竟是以何东爵士为首和港澳及东南亚著名资本家的‘贺词’。何东是什么人呢？当时被认为与英国关系最深的香港首富，他的家族成员中也有国民党的高官，何东的公开捧场，谁能想到《华商报》竟是共产党办的呢？现在何东家属的成员何国柱是香港《星岛日报》的老板和中共政协的常委。” 司马璐说。
据张友渔回忆，周恩来一再指示，“《华商报》不要太红了，要灰一点”，夏衍回忆说，“《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刘思慕的回忆中说，《华商报》的任务是，“支持左派，争取中间，批评和孤立右派”。上述三人当时都是《华商报》的负责人。
《华商报》贯彻了共产党的另一条办统战报纸的方针：利用资本家，挂出商人的招牌，捧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香臭不拘）题字剪彩，又突出小市民关心的社会新闻，这样，《华商报》自然热闹起来了，开始“灰”，然后一点一点的“红”，这是政治艺术和商业广告混合的作品。
● 拿日汪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抗战时期，上海有一份著名的汉奸报纸《新中国日报》，其负责人叫袁殊。袁殊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新中国日报》社长，日本兴亚建国运动总干事，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当时写过许多主张中日亲善和平、联日、拥汪反蒋的文章，而实际上，据司马璐在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披露，这个袁殊是中共的统战专家和中共特务。
人们会问，当时中共是主张“坚决抗战”的，为什么共产党又公开做汉奸呢？这的确是当年中共政略部署的“最高机密”，一方面联蒋反日，一方面联日反蒋，让国府与日汪在抗战中互相消耗，而中共则在“抗战”的旗帜下扩大自己的力量。据中共出版的“袁殊传略”。
引述几段如下：“抗战期间，凡在上海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的人，对袁殊的名字恐怕是不会陌生的。30年代初，袁殊就活跃在上海文化界，是一位进步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不久，袁殊突然出任伪《新中国日报》社长，以后又加上了一连串的伪职，列名于大汉奸之间，遂使许多人切齿不已……谁能想到，袁殊竟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共产党地下工作、情报工作者。”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然投敌，串演反派角色”，“袁殊还掌握另一刊物叫《杂志》”，“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党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认为，只要为党的事业所需要，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捕，过去地下工作中对党的“历史功绩，却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状”。“从坐狱到恢复自由，整整过了27年零5个月。”他死于1987年，死后上了八宝山。八宝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过汉奸。
可见，《新中国日报》这份统战报纸的办报路子，既不同于《救亡日报》，也有别于《华商报》，具体说就是拿日汪的钱，办共产党的报。（整理／袁斌）△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