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的容和忍與江澤民的戮和狠(中)(圖)
 
——專題:君子與惡獸的根本區別
 
蕭良量
 
2015-3-13
 



被胡耀邦力主「解放」後,習仲勛把一天當一個月使,想把失去的16年光陰追回來。

【人民報消息】(接上)如果對習仲勛的整個歷史比較熟悉的話,再看看對中共有深刻剖析的系列評論文章《九評共產黨》,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決定了這個組織是容不了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萬里這樣真心想為人民做事的人掌權的。黨欣賞的是薄一波、江澤民這樣禍害民族的敗類。

有很多人不解:把江澤民、曾慶紅們逮捕法辦有什麼可難的?難就難在這些惡人的後臺是中共組織,而這個組織統治著這個國家。

這也就是心情複雜的習仲勛希望自己的孩子們出國,但又希望留一個在國內從政的原因。從內心裡他想讓自己的孩子也參與從內部改變這個黨。習仲勛於2002年去世,他會不會想到兒子當上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不但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而且走的更遠呢?

小說《劉志丹》牽連大批人批斗、逮捕入獄含冤而死

習仲勛的秘書張志功2008年至2013年,完成撰寫並出版專著《難忘二十年──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他的專著暗示了一個秘密,1989年六四前,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勛不同意武力鎮壓學生,因此被迫提前三年卸任,在1990年4月離休。

張志功,1927年11月6日出生於河南省三門峽市陜縣。1949年6月參加工作。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國務院任習仲勛秘書。1964年副總理習仲勛因受小說《劉志丹》的牽連被打成「反黨集團」首犯,張志功因為不肯亂咬老上級,1964年5月全家下放山東,直至1978年6月之後張志功再次做習仲勛的秘書。

張志功在專著中寫道:專案審查委員會或許因為我沒有反戈一擊,沒有按照他們的意圖提供「炮彈」,就認為我是習書記的「黑爪牙」,內定不予重用。1964年5月,專案審查委員會解除對我的隔離審查,同時對我宣布:「目前習仲勛的案子還沒有了結,黨內沒有傳達,對外也沒有公開,你出去後不便對外講,為了保密,組織決定要你全家離開北京,下放山東。」面對這一決定,我別無選擇,只有吞下這顆苦澀的果子。此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都以一種異樣的眼光看待我,視我如同刺猬一樣,不敢和我接觸,乃至到山東分配工作時也處處受到刁難。因《劉志丹》小說一案而同時受到株連迫害的還有一大批幹部和群眾,更有批斗、逮捕入獄含冤而死者。

自從1964年和習仲勛分別後,張志功每天都在掛念著他。這位昔日的副總理秘書被貶到了濟南,在一家生產軍用電話的工廠裡做行政科長,負責後勤工作。

1978年習仲勛恢復工作

1978年,鄧小平恢復了工作,頻頻傳來打倒的老幹部們重返工作崗位的消息,而張志功也每天盯著報紙,找尋著習仲勛的名字。

當年2月,《人民日報》發佈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開幕的消息,用一個整版刊登參加會議的各界人士的名字。這實際上是在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解放」一大批被打倒的黨政高級幹部。

那一次,習仲勛出現在了特邀常委一欄,這是他深思熟慮之後向中央請求出來工作得到的回應。

在報紙上看見了習仲勛的名字,張志功立即請假趕到北京,在北京日壇全國總工會招待所(當時習仲勛在北京已經沒有住處了),見到了分別16年的老領導。

電話工廠的行政科長和剛剛卸任的洛陽礦山機械廠副廠長雙手緊緊握在一起。張志功還記得,再次見面時的習仲勛兩鬢斑白。

「他去看老同志,彼此訴衷腸。他的頭髮白了,不停地和老同志們問好,都是問家人是否還安好,子女是否還安好,問到最後嗓子也啞了,話也說不出來了,但是習書記很興奮,紅光滿面,我見他第一印象就是這樣。」

張志功說,習仲勛拉著他的手,倆人的眼圈瞬間就紅了。習仲勛沙啞著嗓子問道:「志功啊,你還好吧?」張說:「好,好得很。」然後他們都不再說話。

張志功後來用詩句描繪兩人的狀態:「心潮起伏豈無語?互道珍重向前看。」

1978年6月,張志功接到廣東省委的電話,要他立即赴廣東報到,繼續在習仲勛身邊工作。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張志功一直跟在習仲勛身邊,在廣東省委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任習仲勛秘書。

與胡耀邦的愉快合作


與胡耀邦合作的7年是習仲勛最懷念的日子。
恢復工作後,習仲勛已經60多歲了,他發誓要討還那十幾年失去的青春。於是,他把一天當一個月使,在廣東工作期間拼命!

1980年2月25日,習仲勛收到了由剛剛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簽發的《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正式獲得平反半年後,他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同年11月,拼命工作獲得極大好評的習仲勛被調回中央工作。

這一年過年,一場盛大的過年聯歡晚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習仲勛以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出席,與曾經的老朋友們聚首敘舊。此情此景,自1962年離開國家領導崗位以來,習仲勛已經很久沒有體味。他以為春天來了。

1981年6月,習仲勛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胡耀邦處理黨的日常事務。由此,兩個都曾受到「左」的迫害,並以寬厚、正直被人所記住的老人,開始了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合作。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後來回憶:胡耀邦對習仲勛非常信任,把許多大事情都交給他辦理;當時中央書記處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胡耀邦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許多日常工作都是由習仲勛負責。

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勤政殿,習仲勛在那裏度過了他政治生涯中最為重要的7年。

配合胡耀邦,為冤假錯案平反、推動組織人事制度改革、促進幹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恢復法制等,是這一時期習仲勛的主要工作,同時,他還需要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的極「左」思潮做斗爭。

所謂「左」的傾向其實說穿了就是無故打棍子、扣帽子,用迫害讓人不敢說話。「文革」後期,它不是得到了糾正和壓制,而是黨看再繼續「左」下去,那就得把黨也給「左」沒了,所以不得不趕快結束。但那是中共的根,黨不整人就不是黨,所以過不久就要風吹草動、死灰復燃。

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便是這樣的一次整人運動。原本只是一些紙上的辯論與碰撞,後來卻演變成了對於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指摘,不許燙發、穿喇叭褲、跳舞……甚至不許養花、養鳥,否則便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場整人運動受到了胡耀邦的反對,習仲勛也站在胡耀邦這邊,堅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身邊的一位秘書回憶,一次幹部工作會議後,習仲勛曾憂憤的向胡耀邦表示:「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或者他們看不順眼,想整某個人了,就給他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簡直是豈有此理!」

最終在胡耀邦等人的及時制止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僅僅推行了28天便戛然而止。

習仲勛希望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習仲勛一生中曾多次遭遇身邊的同事或老戰友因發表了一點不同的看法而受到迫害,他自己也被深度捲入,所以當手中重新擁有可以說「不」的權力後,他對那些不同意見者抱以極大的理解和包容,有時候,他也不懼做一名「不同意見者」。

在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同時,習仲勛還有一個身份很容易被忽略,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

報導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1981年,習仲勛接任第二任主任。主任的任期各兩年3個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就結束了歷史使命。

法制委員會還有結束歷史使命的時候?這豈不是說,它從來都不是為制定「法制」這個任務而建立和存在的。

進入立法機關時,習仲勛一直想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法制委員會主任這一身份讓習仲勛對如何保護不同意見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習仲勛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歷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

「我說的保護,是指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這是一條很難掌握的界線。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廣東省工作,建議中央批准設立經濟特區,當時就被一些人斥為『向境外資產階級投降』。如果對現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還有可能改革嗎?」

但是他一直呼籲至卸任,法制委員會也沒有開始履行「歷史使命」。

習仲勛拍案而起怒斥薄一波

1981年3月,習仲勛參與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書記處日常工作。此時,再苦再累,習仲勛覺得非常值得、非常舒心。

可惜好景不長。中共這個組織,一天不折騰人,就難受。總書記胡耀邦根據鄧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在1986年發表要求「中央委員會成員一到60歲就退休,那些已經超過80歲的老同志更應該往下退了」的講話,讓鄧小平和眾元老認為是胡耀邦想為所欲為,搞自己那一套。

怎麼那麼巧,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這是中共非法建政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震驚了中南海。於是,不願放權的老傢伙們為了讓胡耀邦下臺,趁機把責任推到他身上,說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縱容了學生。

1987年陽曆新年那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元老,聚在一起不是過年,而是策劃盡快把胡耀邦搞下臺,方法是逼他自己辭職。只隔一天,1月3日,胡耀邦被通知參加中南海小會議廳的生活會。那天是時任中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首次被通知參加生活會。

會議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沒有胡耀邦的大膽平反,薄還在監獄裡蹲著呢。此時,薄反過來成為逼迫胡耀邦辭職的主力。他一開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檢討。這個「生活會」開了不是一天,而是7天半。

在連續幾天的「生活會」上,元老們輪流批判胡耀邦。其中,薄一波說的話最不是東西,薄說:「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二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歷史上幾位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能跑的最高記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逛景,嘩眾取寵。」

宋任窮則借拍鄧小平馬屁實則保護自己的權力:「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對待鄧小平(讓到歲數的下臺)的態度。」一眾元老和被胡耀邦一手提拔上來的年輕國級領導人王兆國等輪流批判胡耀邦。

習仲勛忍無可忍的跳起來,拍著桌子,指著薄一波、彭真、王震說:「天啊!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他拍著桌子怒吼道:「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幹法!」

胡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1987年1月16日,沒經過中共全會就完成了總書記「辭職」程式。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代理。歷史證明,當時只有習仲勛一人仗義執言,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臺是不正常的。這樣的人,黨能喜歡嗎?

黨喜歡什麼樣的人?薄一波知道。文革開始,70多歲的薄一波被17歲的兒子薄熙來踹斷三根肋骨,過了近20年,1983年他對一位朋友把此事抖了出來,說這兒子是黨的最好接班人。這可不是氣話,而是真話。

薄一波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裡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中共喜歡李先念不喜歡習仲勛

「他反潮流都是反不正確的潮流,他異見都是針對不正確的東西異見。」方苞這樣評價習仲勛。

習仲勛的為人,張志功體會更深。在他眼裡,習仲勛可以忍耐同事或者下屬的不敬,甚至寬恕對自己落井下石的人,但是在為別人平反一事上,他一刻都不能忍。被冤枉了十幾年的習仲勛到廣東後很快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

張志功印象深刻的是,在處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時候,有人稱「彭案」不能平反昭雪,否則就要上告黨中央。一向儒雅溫和的習仲勛一下子就展示了雷霆一般的力量,「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一霎時,他還是那個把腦袋掛在腰帶上的人,習仲勛還是習仲勛,遭受了那麼多年的折磨,他依然是條漢子,這讓那些背地裡搞鬼的老傢伙們顧忌。

習仲勛在西北時和少數民族幹部和宗教界人士私交甚篤,主政廣東也和華僑華人有不少交往,素有威望,被認為是全國政協主席的最佳人選,但1988年習仲勛終未當上政協主席。那年當上政協主席的是特別喜歡馬屁精江澤民的李先念。

1988年4月,習仲勛再次擔任橡皮圖章人大的副委員長,雖然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排名第一,但又有何用。

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事件,習仲勛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之後,明確表示同情趙紫陽的遭遇……五年任期的人大副委員長只幹了兩年就讓回家了。1990年習仲勛被迫離休,10月9日他定居在廣東深圳這塊他浸透汗水、捨不得離去的土地上,直到2002年臨終前一個月才回到北京治療,於5月24日去世。

最後時刻的習仲勛

離開政壇後,把一天當一個月使的習仲勛成了一個必須忍受得住寂寞的老人,他偶爾也會為現任的領導幹部提一點建議。

從習仲勛的遭遇可以看出,中共不喜歡為老百姓說話幹事的領導人,因為那不是中共的家風。

1990年10月30日,高鍇最後一次見到因六四表態而被解職的習仲勛,此時離習仲勛正常卸任還有3年。當天下午,最後一次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副委員長習仲勛和往常一樣參加分組討論,臨近結束時,他又一次提及對不同意見者的保護。

「他講了很多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歷史,各根據地之間關係很複雜,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說得很動情,總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但是,黨就是靠整人、殺人、喝人血壯大到非法建政的,不讓黨製造血案,等於是讓黨絕食,那黨一天也活不下去。

晚年習仲勛住在深圳的蘭園,萬里說:「有一次我去看他,談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經歷,他說,對這個國家、對這個黨,他有一大欣慰,兩大遺憾。欣慰的是,他親手推動的華南地區的改革開放成為國家發展的先行者。一個遺憾的是,沒有能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高崗)平反,另一個遺憾的是沒有推動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他的話不多,說完了,我們倆只是相對無語。」

張國英記得,習仲勛晚年多次談到要學習香港的法律制度:「法治對應人治,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制都應該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從根本上杜絕了個別人領導一切的現狀,自然而然不會再出現大量的冤案。」

他還提到,時任司法部部長鄒瑜來深圳探望習仲勛時,兩人也聊到了中國的法制問題,並探討未來的中國法治之路該往何處走。那次談話,習仲勛對鄒瑜談到了兩點期望,一是要堅持法治代替人治,二是要努力將對不同意見的保護盡快納入法律,其中包括對犯錯誤的同志採取一種寬容的政策和態度。

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壽88歲。

回想起這位寬容厚道的老領導,高鍇一直記得全國人大下班時的一個不起眼但令人無法忘懷的溫馨場景。

「那時電梯前後總是擠滿了人,司機習慣的說『請大家等一等,讓首長先上』。習仲勛卻總是喊大家一塊兒上,然後雙手一攤,把大家都攬入電梯。」(未完待續)△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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