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的容和忍与江泽民的戮和狠(中)(图)
 
——专题:君子与恶兽的根本区别
 
萧良量
 
2015-3-13
 



被胡耀邦力主「解放」后,习仲勋把一天当一个月使,想把失去的16年光阴追回来。

【人民报消息】(接上)如果对习仲勋的整个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再看看对中共有深刻剖析的系列评论文章《九评共产党》,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决定了这个组织是容不了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这样真心想为人民做事的人掌权的。党欣赏的是薄一波、江泽民这样祸害民族的败类。

有很多人不解:把江泽民、曾庆红们逮捕法办有什么可难的?难就难在这些恶人的后台是中共组织,而这个组织统治着这个国家。

这也就是心情复杂的习仲勋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出国,但又希望留一个在国内从政的原因。从内心里他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参与从内部改变这个党。习仲勋于2002年去世,他会不会想到儿子当上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不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走的更远呢?

小说《刘志丹》牵连大批人批斗、逮捕入狱含冤而死

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2008年至2013年,完成撰写并出版专著《难忘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他的专著暗示了一个秘密,1989年六四前,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不同意武力镇压学生,因此被迫提前三年卸任,在1990年4月离休。

张志功,1927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1949年6月参加工作。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国务院任习仲勋秘书。1964年副总理习仲勋因受小说《刘志丹》的牵连被打成「反党集团」首犯,张志功因为不肯乱咬老上级,1964年5月全家下放山东,直至1978年6月之后张志功再次做习仲勋的秘书。

张志功在专著中写道:专案审查委员会或许因为我没有反戈一击,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提供「炮弹」,就认为我是习书记的「黑爪牙」,内定不予重用。1964年5月,专案审查委员会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同时对我宣布:「目前习仲勋的案子还没有了结,党内没有传达,对外也没有公开,你出去后不便对外讲,为了保密,组织决定要你全家离开北京,下放山东。」面对这一决定,我别无选择,只有吞下这颗苦涩的果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视我如同刺猬一样,不敢和我接触,乃至到山东分配工作时也处处受到刁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而同时受到株连迫害的还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更有批斗、逮捕入狱含冤而死者。

自从1964年和习仲勋分别后,张志功每天都在挂念着他。这位昔日的副总理秘书被贬到了济南,在一家生产军用电话的工厂里做行政科长,负责后勤工作。

1978年习仲勋恢复工作

1978年,邓小平恢复了工作,频频传来打倒的老干部们重返工作岗位的消息,而张志功也每天盯着报纸,找寻着习仲勋的名字。

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布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的消息,用一个整版刊登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的名字。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解放」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高级干部。

那一次,习仲勋出现在了特邀常委一栏,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向中央请求出来工作得到的回应。

在报纸上看见了习仲勋的名字,张志功立即请假赶到北京,在北京日坛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当时习仲勋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了),见到了分别16年的老领导。

电话工厂的行政科长和刚刚卸任的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张志功还记得,再次见面时的习仲勋两鬓斑白。

「他去看老同志,彼此诉衷肠。他的头发白了,不停地和老同志们问好,都是问家人是否还安好,子女是否还安好,问到最后嗓子也哑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习书记很兴奋,红光满面,我见他第一印象就是这样。」

张志功说,习仲勋拉着他的手,俩人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习仲勋沙哑着嗓子问道:「志功啊,你还好吧?」张说:「好,好得很。」然后他们都不再说话。

张志功后来用诗句描绘两人的状态:「心潮起伏岂无语?互道珍重向前看。」

1978年6月,张志功接到广东省委的电话,要他立即赴广东报到,继续在习仲勋身边工作。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张志功一直跟在习仲勋身边,在广东省委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习仲勋秘书。

与胡耀邦的愉快合作


与胡耀邦合作的7年是习仲勋最怀念的日子。
恢复工作后,习仲勋已经60多岁了,他发誓要讨还那十几年失去的青春。于是,他把一天当一个月使,在广东工作期间拼命!

1980年2月25日,习仲勋收到了由刚刚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签发的《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正式获得平反半年后,他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同年11月,拼命工作获得极大好评的习仲勋被调回中央工作。

这一年过年,一场盛大的过年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仲勋以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出席,与曾经的老朋友们聚首叙旧。此情此景,自1962年离开国家领导岗位以来,习仲勋已经很久没有体味。他以为春天来了。

1981年6月,习仲勋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耀邦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由此,两个都曾受到「左」的迫害,并以宽厚、正直被人所记住的老人,开始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合作。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来回忆:胡耀邦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都交给他办理;当时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负责。

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勤政殿,习仲勋在那里度过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7年。

配合胡耀邦,为冤假错案平反、推动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促进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恢复法制等,是这一时期习仲勋的主要工作,同时,他还需要和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极「左」思潮做斗争。

所谓「左」的倾向其实说穿了就是无故打棍子、扣帽子,用迫害让人不敢说话。「文革」后期,它不是得到了纠正和压制,而是党看再继续「左」下去,那就得把党也给「左」没了,所以不得不赶快结束。但那是中共的根,党不整人就不是党,所以过不久就要风吹草动、死灰复燃。

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便是这样的一次整人运动。原本只是一些纸上的辩论与碰撞,后来却演变成了对于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指摘,不许烫发、穿喇叭裤、跳舞……甚至不许养花、养鸟,否则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场整人运动受到了胡耀邦的反对,习仲勋也站在胡耀邦这边,坚决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身边的一位秘书回忆,一次干部工作会议后,习仲勋曾忧愤的向胡耀邦表示:「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最终在胡耀邦等人的及时制止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仅仅推行了28天便戛然而止。

习仲勋希望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习仲勋一生中曾多次遭遇身边的同事或老战友因发表了一点不同的看法而受到迫害,他自己也被深度卷入,所以当手中重新拥有可以说「不」的权力后,他对那些不同意见者抱以极大的理解和包容,有时候,他也不惧做一名「不同意见者」。

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同时,习仲勋还有一个身份很容易被忽略,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报道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1981年,习仲勋接任第二任主任。主任的任期各两年3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

法制委员会还有结束历史使命的时候?这岂不是说,它从来都不是为制定「法制」这个任务而建立和存在的。

进入立法机关时,习仲勋一直想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一身份让习仲勋对如何保护不同意见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这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但是他一直呼吁至卸任,法制委员会也没有开始履行「历史使命」。

习仲勋拍案而起怒斥薄一波

1981年3月,习仲勋参与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再苦再累,习仲勋觉得非常值得、非常舒心。

可惜好景不长。中共这个组织,一天不折腾人,就难受。总书记胡耀邦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在1986年发表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一到60岁就退休,那些已经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的讲话,让邓小平和众元老认为是胡耀邦想为所欲为,搞自己那一套。

怎么那么巧,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这是中共非法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震惊了中南海。于是,不愿放权的老家伙们为了让胡耀邦下台,趁机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说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纵容了学生。

1987年阳历新年那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元老,聚在一起不是过年,而是策划尽快把胡耀邦搞下台,方法是逼他自己辞职。只隔一天,1月3日,胡耀邦被通知参加中南海小会议厅的生活会。那天是时任中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

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没有胡耀邦的大胆平反,薄还在监狱里蹲着呢。此时,薄反过来成为逼迫胡耀邦辞职的主力。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这个「生活会」开了不是一天,而是7天半。

在连续几天的「生活会」上,元老们轮流批判胡耀邦。其中,薄一波说的话最不是东西,薄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

宋任穷则借拍邓小平马屁实则保护自己的权力:「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让到岁数的下台)的态度。」一众元老和被胡耀邦一手提拔上来的年轻国级领导人王兆国等轮流批判胡耀邦。

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拍着桌子,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

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1987年1月16日,没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总书记「辞职」程式。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理。历史证明,当时只有习仲勋一人仗义执言,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是不正常的。这样的人,党能喜欢吗?

党喜欢什么样的人?薄一波知道。文革开始,70多岁的薄一波被17岁的儿子薄熙来踹断三根肋骨,过了近20年,1983年他对一位朋友把此事抖了出来,说这儿子是党的最好接班人。这可不是气话,而是真话。

薄一波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中共喜欢李先念不喜欢习仲勋

「他反潮流都是反不正确的潮流,他异见都是针对不正确的东西异见。」方苞这样评价习仲勋。

习仲勋的为人,张志功体会更深。在他眼里,习仲勋可以忍耐同事或者下属的不敬,甚至宽恕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但是在为别人平反一事上,他一刻都不能忍。被冤枉了十几年的习仲勋到广东后很快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

张志功印象深刻的是,在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时候,有人称「彭案」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要上告党中央。一向儒雅温和的习仲勋一下子就展示了雷霆一般的力量,「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一霎时,他还是那个把脑袋挂在腰带上的人,习仲勋还是习仲勋,遭受了那么多年的折磨,他依然是条汉子,这让那些背地里搞鬼的老家伙们顾忌。

习仲勋在西北时和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私交甚笃,主政广东也和华侨华人有不少交往,素有威望,被认为是全国政协主席的最佳人选,但1988年习仲勋终未当上政协主席。那年当上政协主席的是特别喜欢马屁精江泽民的李先念。

1988年4月,习仲勋再次担任橡皮图章人大的副委员长,虽然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排名第一,但又有何用。

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事件,习仲勋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之后,明确表示同情赵紫阳的遭遇……五年任期的人大副委员长只干了两年就让回家了。1990年习仲勋被迫离休,10月9日他定居在广东深圳这块他浸透汗水、舍不得离去的土地上,直到2002年临终前一个月才回到北京治疗,于5月24日去世。

最后时刻的习仲勋

离开政坛后,把一天当一个月使的习仲勋成了一个必须忍受得住寂寞的老人,他偶尔也会为现任的领导干部提一点建议。

从习仲勋的遭遇可以看出,中共不喜欢为老百姓说话干事的领导人,因为那不是中共的家风。

1990年10月30日,高锴最后一次见到因六四表态而被解职的习仲勋,此时离习仲勋正常卸任还有3年。当天下午,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副委员长习仲勋和往常一样参加分组讨论,临近结束时,他又一次提及对不同意见者的保护。

「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但是,党就是靠整人、杀人、喝人血壮大到非法建政的,不让党制造血案,等于是让党绝食,那党一天也活不下去。

晚年习仲勋住在深圳的兰园,万里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高岗)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张国英记得,习仲勋晚年多次谈到要学习香港的法律制度:「法治对应人治,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个别人领导一切的现状,自然而然不会再出现大量的冤案。」

他还提到,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来深圳探望习仲勋时,两人也聊到了中国的法制问题,并探讨未来的中国法治之路该往何处走。那次谈话,习仲勋对邹瑜谈到了两点期望,一是要坚持法治代替人治,二是要努力将对不同意见的保护尽快纳入法律,其中包括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和态度。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寿88岁。

回想起这位宽容厚道的老领导,高锴一直记得全国人大下班时的一个不起眼但令人无法忘怀的温馨场景。

「那时电梯前后总是挤满了人,司机习惯的说『请大家等一等,让首长先上』。习仲勋却总是喊大家一块儿上,然后双手一摊,把大家都揽入电梯。」(未完待续)△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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