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昭雪推手 湯計九年磨一劍(多圖)
 
——專題:還原歷史真相 記者鍥而不捨成楷模
 
袁通
 
2015-2-6
 



湯計在新浪博客中貼出盤坐的照片,標題是「我在寂靜的峻嶺中天人合一」。



湯計在聆聽呼格吉勒圖案重審宣判那一刻,合掌祈禱。



呼格案平反後,湯計接受呼格吉勒圖父母贈送的錦旗。



年近花甲的湯計雖然沒當什麼官,但在新聞史上留名了。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袁通報導)2014年12月15日8時30分,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將呼格吉勒圖案件再審的判決書送到呼格父母手中,18年前因殺人案、流氓罪被判處死刑並迅速執行,死時僅19周歲的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終於得以昭雪。而前後9年堅持不懈追蹤此案,6年內寫了5篇內參,助推呼格案再審,使冤案得以昭雪的是已經年近花甲的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記者湯計。

2015年1月22日,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舉行記者湯計記個人一等功表彰暨報告會。新華社及其網站高調報導對湯計的表彰、記功。當天,新華社社長蔡名照為湯計頒發獎章及證書。

新華網同天報導說湯計「九年堅持不懈追蹤此案,以深入、翔實、準確、權威的調查,最終推動冤案得以昭雪。」各大媒體也競相報導他的事跡,他被媒體從幕後推到了臺前。

不走偏鋒的「老派」新聞人

記者湯計已經年近花甲。在這個平均年齡越來越小越來的新聞行業,他算年紀很大的了——同齡人要麼走上領導崗位,要麼沉寂著退居二線;下一代的同行玩微博、開自媒體公眾號,包裝著現代全媒體時代的新聞人。

相比之下,此前的湯計更像個剛入行的新記者:「不懂」人情世故、「不顧」官場規則,執著地「挑戰」公檢法系統。在權力機關與傳統媒體構築的體制內,他運用了「新華社記者」這個身份,在規則與人脈之中靈巧騰挪,有時按兵不動,有時則利用內參,設法突破困局。2014年11月20日上午,呼格案進入再審程序,多年來鍥而不捨要還原事情真相的記者湯計,也隨著呼格案的再審無罪而一舉成名。許多媒體爭相採訪湯計,想知道這個新聞老兵為何能夠如此堅持。

2014年12月23日12時,湯計在北京接受《新快報》記者採訪時說,「我原來其實算是沒出息的,同齡的都到北京升遷了,就我還留在內蒙古。但這次回來北京聚在一起,大家都說,雖然湯計沒當什麼官,但在新聞史上留名了。」

一直關注「呼格案」的《法制晚報》記者朱順忠說,呼格案的翻案,湯計的平臺和職業道德缺一不可。當然,主政者還原歷史真相的決心是首位的。

「如果他不能給你們鳴冤,我也沒有辦法了」

湯計接觸「呼格案」,源於何綏生律師的推薦。

2005年冬,在真兇趙志紅出現後,呼格吉勒圖的父母李三仁夫婦找上律師何綏生。何在內蒙古律師圈有一定名氣,他查看了相關資料,並向有關人士打聽案情後,他認定呼格吉勒圖被判死刑確屬冤枉,但是聯想到案件經辦人尚在高位,何自認沒有能力翻轉案情。

他對李三仁夫婦說,正常的申訴太難,唯一的途徑是找媒體,他推薦了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的記者湯計,「如果他不能給你們鳴冤,我也沒有辦法了。」

事實上,何綏生和湯計至今仍算不上是朋友。湯計 1989年從新華社山西分社調到內蒙古分社後,主要跑政法。何綏生認為內蒙古分社屬於其總社派出機構,地位比當地媒體顯得高,地方干預相對會少很多,而且,在李三仁夫婦找到他之前的一年,湯計曾經寫過一篇對病逝的呼市市委書記牛玉儒的報導,得到中央高層的關注和批示。

湯計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多年,廣交朋友,在當地政法圈人脈甚廣,在媒體圈名聲也很大。分社記者張麗娜說,湯計的朋友「遍布每個領域,無論是政界還是商界,無論是名流還是草根,都有他的老熟人。」「湯老師知名度大,找他反映情況的人很多,每天只要他在辦公室,總是會接待幾撥。」

張麗娜還說,「入職不久的年輕人到公檢法一些部門採訪都得『『走程序』,而湯計老師去,都是局長、院長、檢察長親自接待,人們很『認他』。」藉由這層私交,湯計往往能在朋友私聊與案情打聽之間自由切換,「見面先敘舊聊交情,聊到熱乎時,再提問,他們一般都會實話實說。」

從張麗娜的說詞中,可以知道湯計的人品道德與行為準則,必然有相當的口碑,才能得到民眾的肯定,也得到政府官員的信任。何綏生律師向李三仁夫婦推薦湯計,也是看準了湯計的能力與他的正義感。

湯計對《新京報》記者描述當初見到李三仁夫婦的第一印象是「這老兩口老實巴交的,說兒子被槍斃了,現在又找到了兇手…。」

湯計做為一名記者,閱人無數,很快能洞悉真誠與虛偽,最難得的是他能「將心比心」、通情達理,確實去感受談話對象的悲痛與無奈。

湯計說他「接觸過好多上訪對象,有的是不給退休金,有的是房子被強拆了,有的是被騙了,但這些終歸都是物質的東西,多與少,它不是生命。」作為呼格案「兇手的父母」,失去的不只是面子,而且是失去一個兒子,一個永遠無法追回的年輕生命。

湯計為呼格案真的動了情,他說:「老來喪子是最大悲哀,失掉孩子的痛在父母心中永遠抹不平,這種痛我能體會。各種證據顯示,呼格吉勒圖是冤死的,我要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一定要把這孩子的名聲給他掙回來。你可以想象,當初被槍斃時,這孩子被五花大綁,要作為兇手殺掉,但案子不是他幹的,他該多麼無奈啊;他的父母,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槍斃,又是多麼無助。」

湯計說過:「一個好記者一定得是個好人,你不是好人,就不會有同情心,不會有慈悲心。有了同情心,你才會有明辨是非的思想、能力,才有做事的動力」。而這正是湯計對呼格案如此動情,並堅持多年要還原呼格案真相的動力。

湯計也說:「我就想一定要還他(呼格)一個公道,讓父母不再為有一個『流氓殺人犯』的兒子恥辱。他媽媽說過,我寧可被車撞死,也不願意背這個惡名。好挖心的話。一想到這些,我就有動力去做。」

只是,湯計沒有想到,當初動用了「新華社」的招牌,外加5篇「內參」,要還原呼格案的真相,前後竟長達9年。

「如果他們想隱瞞,當時就能把這案子按死。」

湯計在接觸到李三仁夫婦後,為弄清「呼格案」事件的來龍去脈,當時幾乎動用了所有的人脈。

最早的消息來自時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長赫峰,他向湯計證實,確實抓獲了一個系列命案的嫌疑人趙志紅,此人的供述中有1996年的毛紡廠命案。

湯計還記得當初專案組成員的反應。一聽到趙志紅說他第一次作案在毛紡廠的女廁裡,他們都懵了,心想,「那個強姦犯不是斃了嗎?」於是,馬上就有人說,你是不是糊塗了?出去冷靜一下。當時是在賓館審的案子,大冬天的,他們把趙志紅銬在賓館的小花園裡凍著,說讓他腦袋清醒清醒。凍完回來之後繼續審,趙居然又供出了一個案子,是一個公安局沒有掌握的隱案,公安人員馬上派人去查,發現確有一個殺人案至今未破,時間地點等等都能對上號,這才覺得毛紡廠女廁命案的真兇是趙志紅。如此一來,枉殺無辜這事情可就嚴重了。

湯計說:「如果他們想隱瞞,當時就能把這案子按死。但他們沒那麼做,反而分成四組,每兩人一組重新對趙進行審查。我後來判斷『呼格案』是冤案,就是根據當時留下的這四份口供。」

2005年11月23日,湯計發送了第一篇內參《內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籲警方盡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內參很快得到中央有關領導批示。

2006年3月,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正式成立「呼格吉勒圖流氓殺人案」覆查組。當年8月,湯計得到消息,覆查已有結論:當年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的證據明顯不足。一位自治區政法委領導告訴他:這是冤案,但不能由政法委改判,需要走法律程序。政法委會要求自治區高級法院覆查,向最高人民法院匯報,成立覆查組,依法再審。

然而,2006年11月28日,突然有人向他傳遞消息說:趙志紅案已完成一審,但沒有公開審理,趙供述的10件命案,只起訴9件,唯獨沒有與「呼格案」相關的毛紡廠命案。

湯計注意到了這一點,意識到問題可能被掩蓋的嚴重性,立即在12月8日,寫了第二篇內參《呼市「系列殺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訴讓人質疑》。很快,內參得到了批示。

一位有良知的看守所警察

巧合的是,批示做出後不久,趙志紅在看守所裡寫下了一封寄給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的「償命」信。

2006年12月20日,一位看守所的警察把這封申請書的複印件親自送到了湯計手裡。湯計並不認識這位警察。他走進湯計的辦公室,先掏出證件證明身份,隨後把申請書的複印件交給了湯計。他說擔心這封申請書最終無法到達高層,希望能通過湯計讓「大領導」看到。

「這東西(申請書)沒弄過,而且都是錯別字,格式也是亂的。」湯計考慮了一會兒,決定來個創新,他為這份《償命申請書》加了一頭一尾,當天就寫成了一篇題為《「殺人狂魔」趙志紅從獄中遞出「償命」申請》的文章,發往北京。「能過也就過了,過不了也沒辦法了。」讓他意外的是,最後這篇文章在層層審批中居然順利過關了。

後來,呼市中院稱,僅有趙志紅的口供,沒有犯罪物證,不能認定真兇就是趙志紅,那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圖案的錯判問題。2007年初,湯計又發了第三篇內參《死刑犯呼格吉勒圖被錯殺?——呼市1996年「4•09」流氓殺人案透析(上)》,《死者對生者的拷問:誰是真兇?——呼市1996年「4•09」流氓殺人案透析(下)》

體制內公檢法部門裡並不都是壞人,湯計就碰到了利用專業知識幫助他的檢察長。湯計說,2007年11月28日他發的第四篇內參《內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議異地審理呼格吉勒圖案》是經內蒙古檢察院檢察長邢寶玉的點撥才完成的。他告訴湯計,「呼格案」中檢察院不能抗訴的原因是「因為一旦抗訴,法院維持原判,在程序上就進入死結了,一宣判,趙志紅一斃,就沒戲了。」

從2005年到2007年,湯計一共寫了四篇內參,並在2007年2月的新華社《了望》新聞周刊公開發表,這是國內媒體首次公開披露「呼格案」。湯計堅信翻案只是早晚的事。

同時,他開始主動聯絡外地市場化媒體。湯計將市場化媒體看做是自己策略的一部分,當新華社不能發稿的時候,需要市場化媒體放出消息。

推動再審陷谷底 等待時機不放棄

雖然湯計信心滿滿,但是尋求呼格案真相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由於在這幾年之間,當時的辦案人員陸續獲得升遷,他們的官位足以左右想平反冤案的下級官員。

自2009年起,每一年的特殊時期,李三仁夫婦都會去北京替兒子呼格吉勒圖申冤。而在火車票實名制後,很多時候,李三仁夫婦的北京之行被截訪人員阻斷,都需要另一位關心呼格案的「新聞北漂」朱順忠在北京代購車票和安排住宿。

在內蒙古,每年人代會都是1月5日左右召開,那是內蒙古最冷的時候,攝氏零下一二十度,李三仁夫婦老兩口就站在會場門外,就那麼站著,也不出聲。湯計看了,特別感慨:「我作為一個參會記者,每次看到他們又不能打招呼,也不能說點什麼別的安慰,還要假裝沒看見,你說心裡是啥滋味?」但是湯計並沒有放棄,「我覺得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明明有問題,而不去解決,逼著人家遭那罪。這種情況如果不糾正,說不定哪天就落在自己頭上,所以我看著心酸。」

湯計知道「呼格案」之所以難重審,在於多年過去,當時的辦案人員很多得到了升遷,主導覆查此案的相關領導退休或人事變動,新來的領導都不願接手這個案件,如果弄不好肯定會有很多負面的東西。如此,「呼格案」在內蒙古當地已經不單純是法治案件,它的再審,需要更高級別領導的支持。湯計這時自己只有等待,希望以後能有開明的領導出現,他安慰李三仁夫婦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碰到好官就翻了。」

湯計在2014年12月7日參加廣東電視臺《社會縱橫》欄目時,他身為記者做輿論監督的策略是:把事實真相說出來,對事不對人。要的是呼格案的平反,追責的事交給國家。

鍥而不捨 得道者多助

呼格案再審的低潮,持續到2010年的時候就迎來柳暗花明。2011年1月,曾主導覆查此案的前政法委副書記胡毅峰重回政法系統,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湯計忽然覺得「機會又來了」。於是又開始組織記者採訪,在2011年5月5日寫了第五篇內參《呼格吉勒圖冤死案覆核6年陷入僵局,網民企盼讓真兇早日伏法》。

胡毅峰院長組織了呼格案的覆查組。調查組在外面租了一個賓館,對當時辦案的人員進行調查,重新覆查。2012年調查結果出來了,得出一個結論,這確實是一個錯案。2014年的下半年有了戲劇性的突破,習近平提出要還原歷史真相。11月20日,內蒙古高院公布呼格吉勒圖「流氓殺人案」立案再審。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呼格吉勒圖無罪。

同是新聞記者 湯計捧出的是良心

伴隨著呼格案的平反,輿論矛頭指向當年辦案的馮志明,而《呼和浩特晚報》在1996年刊登的一篇名為《「四九」女屍案偵破記》的文章也被人們翻出來,該文中用極為不嚴謹的寫作方式呈現案件,出現了「馮副局長、劉旭隊長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一齊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兩個男報案人(呼格吉勒圖、閻峰),心裡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等語句。

「你注意那篇文章,沒有署記者名,應該是通訊員寫的。」湯計特別將這篇文章評價為馮志明的「蕭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當年因為這篇文章出盡了風頭,今天卻因為這篇文章受到譴責。」

如果拿湯計和該通訊員作對比的話,最明顯的,一個是「妙筆生花」、對他人生命不負責任、不敢具名的記者,一個是寫了五篇內參,花了九年,努力找出真憑實據,把事實真相寫出來交給政府處理的正直記者。

湯計鍥而不捨,九年磨一劍,昭雪冤案,還原歷史,給公檢法和傳媒界做了一個還原真相的嚴謹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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