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与薄熙来等合影，左起：姜维平、香港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薄熙来、香港文汇报外联部主任陈桂雄。摄于1994年（姜维平提供）

【人民报消息】（姜维平是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他在1999年6月至9月期间，陆续以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李铁映儿子大连空手夺白狼，薄熙来搞廉政抓小放大”、“富甲一方包养二十九个情妇，原大庆市长钱棣华被捕”、“沈阳市副市长澳门输掉三千万”、“大连苏军纪念塔迁移风波”等多篇报道，他还曾撰文揭露中共政坛明星，薄一波之子，大连市长薄熙来本人的施政缺失与私生活。姜维平在2000年12月被大连国安局逮捕，2001年5月被秘密审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8年，后减刑为6年。 姜维平一案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2006年被因病提前释放。2009年2月，姜维平获加拿大当局特准他的难民身份，与妻女团聚。） 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我想把它彻底忘记，但实在做不到，往事像一团乱麻，时常缠绕着我的心，其中的谜团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是谁策划了四起对我的暗杀，并操控了具体的实施？所幸一次也没有成功，其中最严重的一起，也最富有戏剧性，如果那天我上了小Z驾驶的那辆车，而恰好又变更了路线，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读者就永远看不到我揭露官场腐败的文章了，而许多故事永远以谎言存在，薄熙来等人的真面目就会被进一步掩饰，美化！总之，我用最简捷的办法，测量过去留下的生活足迹，谁是整死我的受益者？他也许就是幕后真正的黑手？我承认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记忆里的生活细节，却如山泉一样以文字方式流出，然而，人们读到的却是命运的苦涩和悲愤。 摩托车贴近鼻尖飞过 2006年1月3日，我走出牢笼，但迎接我的是更大的监狱，与以前5年零一个月不同的是，过去，我可以全部身心充满警惕地面对它人对我的暗算和折磨，一次次躲过或化解危机，而且，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不论后台多硬，他的前台表演者和施暴者，必在电网与围墙之内，故此，我目光所及，一览无余，不论他们多么阴险狡猾，都无处藏身。而如今不同，我不仅要找工作，要赚钱养活自己，难免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生活的高山峡谷，原野河流，一下子回到了我的面前，各种声色犬马等诱惑不绝如缕，我不能确定接近我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我随时会堕入陷阱。果然，我遇到了第一次惊险的事故。 2006年3月2日上午，大约11点钟，我乘坐一辆由站前驶往马栏子的大巴，它路过大连市政府北门的站点，我的寓所与其不过一步之遥，每天出行大都是这样，与普通市民无异，确曾有过被特务跟踪的时候，但这一天很清静，没有尾巴，也没有人认出我来，我被关押了5年多，已被这个590万人口的城市遗忘，忘得我有时会找不到出行的路线，但这一次我没有搞错，我听到了服务员报站的声音，很甜美，很清晰：市政府车站到了！我从坐席上站起身感到头晕，狱中患上的疾病像一个藏在暗处的野兽，随时会跳出来吃我，故意镇作一下精神，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边朝车门走去，一面跌跌撞撞，一个年轻人禁不住扶了我一把，我笑了，我知道自己老了，到了需要他人照顾的时候了！我以这样困窘的刑满释放的方式，步入人生的晚年，真是莫大的悲哀！ 就在我沉思默想的刹那间，汽车停下了，除了我，没有人下车，我迈步走下汽车踏板，也没有左右巡视，5年多的监禁夺走了我的眼神，我只会一个劲机械地前行，前面是民生银行所在的越秀大厦，如同每个人一样，当汽车停在马路边时，按照交通规则，绝对不会想到有任何车辆，会从下车的乘客面前出现，但中国的悲哀是，官方规定的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恰恰是各级官员，我没有想到，当我的一只脚已经悬空，另一只脚也即将跟随而至之际，忽然间，一阵轰鸣，由东向西飞快地驶来一辆摩托车，它不仅进入了下车必经的人行道，而且，它的后座席上，还载着几根铁棍，好在，我的身体已经前倾悬空，但右手和汽车的扶手正处于若即若离之间，也就是说，再有一两秒钟，风驰电掣的摩托车就会把我撞个正着，还是那个扶我的年轻人大喊一声：〝危险！〞我本能地缩回了身子，右手凝聚了握力，出了一身冷汗，只见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家伙骑着摩托车飞驶而去，他载的物品几乎贴着我的鼻尖掠过，我眼冒金花，头晕目眩，连他的车牌都没有看到，只听那个年轻人狠狠地骂了一句十分难听的话，又愤愤不平地说，他怎么能这样开车啊！差一点就把这老头撞死了。 是的，我成了一个倒霉的老头，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秃顶老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用目光感谢那个提醒我的年轻人，又一次走下了汽车，并在方砖步道上踽踽而行，我知道以后被软禁的时光会很长，会更难过，我或许等不及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我放声大喊：杀人啦 此后，我增加了警惕性，孤身一人，不得不深居简出，但我必须去菜市场，我在监狱关了5年多，很少见过绿色蔬菜和新鲜鱼肉，我得补充营养，故我一般在晚间七八点钟乘车去大连商场购物，那时打折减价的东西比较多，而回家时大约在九点左右，为了安全，我不带手机，免得像上次那样，被暗害我的人〝卫星定位〞捕捉到，但2006年下半年还是又逃脱了一次暗算。 在我家楼前有一块花坛绿地，大约有五六百平方米，既使是在冬天，里面的冬青树也长势较旺，只不过地下布满枯枝败叶而已。我住在六楼，从我家厨房的玻璃窗能看到附近几栋大楼，其中最近的一栋是在对面，也是七层建筑，底层西头一个单元，挂着〝大连市西岗区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的牌子，但邻居们告诉我：那是为监视你准备的。大连国安局进进出出的特务们，已经与我混熟了，他们深知除了读书写作，我没有多大本事，也不敢再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故在跟踪盯梢了我几个月之后，就撤走了大部分的人马，只留下一两个人值班。既使到了晚间，也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 但这一天有些诡异，那个监视我的房间外门早早地上了锁，而且熄了灯火，一切被一片少有的寂静和黑暗所笼罩。我拎着一大包东西走下计程车时，大概九点多钟，在停车场与我的寓所间有百米的距离，其中就有那片花坛绿地和方砖步道，虽然路程并不远，但要沿着楼角拐两个弯，每个弯在夜间都令人心惊肉跳，就是在此处，1999年某一天曾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个带着女儿外出洗浴的中年妇女，被两个四川人用刀子架在脖子上，抢走了她的手提包，其中一个歹徒用另一把匕首刺穿了妇女右手的虎口。待她喊来邻居，大连110警车赶到，匪徒早已逃之夭夭，最具讽刺味道的是，大连市公安局长王某就住在这个中年妇女的楼上，至今既没也没做报道，也没有破案。不知道为何，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想起这件往事，我想抚去心中这块阴影，但却无济于事，彷佛第六感官提醒我，今晚必有突发事件出现。 果然，当我接近福德街寓所之时，猛地从冬青树和草丛里跳出两个人，中等身材，其中一个圆脸，有很浓的胡须，另一个大约30多岁，细长的脖子，像烤鸭一样难看，他们先是站起身来看我，只移动了一步，我想，他们可能是对我识别，然后采取行动，这时，我已经到达楼房前的步道，在左手还有一条通往东面〝九三社区〞的小道，但由此到达楼外的大道，还有200米的距离，我感到情况不妙，正在犹豫，要不要掏出钥匙，打开一楼邻居们共用的铁制〝盼盼牌〞防盗门，如果打开了，我就没了退路，除非我能在几秒钟内跑上楼梯，并确定能关闭铁门，但那门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成了老牛破车，关开都很费力，我一边踌躇再三，一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其中的一个较瘦的人，开始从右侧跟上我，后边的还没动，正在东张西望，我明白了他们的把戏，如果我打开楼门，我就死定了，因为从一楼到六楼，我很容易遭到后来人的利器攻击，胆小怕事，互不往来的邻居，谁也不敢在夜间给陌生人开门，我立即头皮发麻，不论是故意暗算我的人，还是如同上述偶然出现的匪徒，我都无力反抗，忽然，右边的人移动了脚步，已与我只有三步之距，他的两只手却始终在裤袋里。我在监狱里和许多抢劫犯聊过天，他们谈过这个习惯动作的用意，通常这是在准备武器：手枪或匕首，至少是工具刀。猛地，我大喊一声〝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一边朝左手的小道飞跑，一路上丢掉了物品，引来了几个围观者，等大家赶回我家寓所门前时四望，已是人去楼空。很快，次日，邻居们传开了：被薄熙来抓了又放了的那个记者傻了，本来没人跟踪抢劫他，他却大声地又喊又叫，说有人要杀他，这说明监狱太可怕了！把一个聪明的读书人关了五年，关成了傻子！ “我要撞死日本鬼子” 如果说，上述两次暗算还具有某种偶然性，那么，2007年2月21日对我的又一次攻击，则是苦心经营的，但它的失策却具有必然性。 此前，为了生存，我在位于大连天津街的古玩城租了一个三尺见方的摊位，卖我的狂草书法作品，生意还算不错，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的首席记者加藤隆则，在2月13日，通过当地工商局找到我，他电话说，要约我采访，我当然同意，他原定在2月20日从上海先飞北京，再转飞大连，与我初次见面，这也是我出狱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我想，日本的国民喜欢中国书法，如果加藤隆则先生能为我宣传一下，或许我会经济上有些收益，我的即定目标是沉默后争取出国，出国后再大声讲话，眼下我只琢磨生存的事，尽管如此，特务们依然执行了他们的暗杀计划。 说来也巧，加藤隆则乘坐的飞机按航班信息，应当在2月20日，即大年初三午后飞抵大连，但因为天有浓雾，临时在空中改变方向，备降到了青岛，何时重新起飞，时间一时难定。他怕我急，给我发了简讯说明情况，我是这样复他的：〝道不虚行，有缘必应，切毋焦急，自然天成〞，虽然，加藤隆则没说要我去机场接他，但正巧我的一位新闻界的朋友的妹妹小Z，有一辆崭新的银灰色的面包车，她答应届时帮忙，这段时间我们在电话里商定了行程，并通报了加藤隆则的班机变更情况。 那天，小Z打电话说，她在大连商场购物，过一会儿路过市政府，离我家比较近，给我送些年货来，还说，她妈妈认为我一个人过年，实在太孤单可怜，想接我去她家吃饭，我客气推辞了一番，但随后她就开车过来了，大约在我处停留了十几分钟，我婉拒了她的热情邀请，却收下了她的礼物，我想，可能她儿子考大学前，曾请我辅导过几次作文课吧，她过意不去！我不去她家的理由非常简单：我正在写回忆录，的确时间紧，她说：没关系，我一定出车帮你去接日本记者！那就随叫随到，保持联系吧！ 然后，她就开车走了。但不料十几分钟之后，我忽然接到她焦急求助的电话，她说，姜老师，糟了，我的车被撞了！我很快赶到了肇事地点，大连沙河口区五一广场立交桥上，它离我家不太远，我搭的士七分钟就赶到了。所以，我看到了还没有出现警察的现场：小Z的车正常行驶在道的右侧，被忽然从后面冲上来的一辆车碰伤，原本这辆车从离开我家，就跟上了她，并咬住不放，幸亏她是一个熟练的司机，紧急避险时，她向路的右侧打方向盘，汽车往护栏奔去，那辆疯狂的轿车刮伤了小Z的车后，却失控了，跑到了南北行的反道上，以巨大的惯性和冲力，与迎面的一辆崭新的黑色皇冠牌房车相撞，我看到了发动机扭曲的那辆车，还在冒着青烟，故意袭击小Z的那辆车前窗玻璃粉碎了，车盖也凹了，但驾驶员却在车里昏睡，我打开车门惊呆了：首先，一股呛人的酒气扑鼻而来，后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小战士，把头趴在方向盘上似醒非醒，脸上没有任何伤口，而惊怕之余，我的朋友有点歇斯底里，她说：别管他，叫他睡！睡！我却没有仇恨，我想，不论如何，救人要紧啊！我摸了摸司机的头，很热很红，我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确定他没有大的问题，我用力摇醒了他：喂！喂！哥们！你身上有没有受伤！我可以扶你出来吗？他点点头，于是，我把他慢慢地拖了出来，他没有喊痛，身上也没有血迹。这时，被撞得那辆车的车主（一对年轻的情侣）走了过来，大连西岗区交警大队的民警也赶来了。凑巧的是，那辆被小战士撞得报废了的汽车的主人，竟是大连电视台〝法制天地〞某记者，他刚买了一辆新车，花了二十几万，太不走运了，但万幸的是，他本人，连同他的女友和未来的岳母，都没有受重伤，而小Z的汽车左侧，只是被划了几道外伤，并无大的问题，这就是说，我做过记者，被撞的车主是记者，小Z也是新闻界的人，这起车祸真是绝了！而且，它还与大名鼎鼎的〝法制天地〞节目有关。彷佛要搞一次新闻发布会，人们会问：这就是中国的法制吗？我想，试看背后策划的人如何收场吧！ 当即，小Z还叫来了他的另一个神通广大的同事，他是大连《半岛晨报》的一个分管发行业务的工作人员，我们几个人一齐聚集到了西岗区交警大队，这是大年初四的晚上，零星的鞭炮声还在炸响，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特务们过年也播弄是非，忠于职守！最初，被抬进来的小战士还在昏昏沉睡，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完全醒来，他不停地说梦话：〝撞死这个日本鬼子〞！其他人不知所云，我则明白了：有人用酒灌醉了小战士，可能是这样告诉他的，前面车里坐的是日本鬼子，或与鬼子勾结的卖国贼，他们都是特务，间谍，叛徒，是来大连搜集和出卖情报的，如果撞死他们，你就是爱国者！如果你死了，你就是为国捐躯，名垂千古！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后来，经过西岗区交警大队调查，小战士组织关系归大连第四军人干休所，他是所长的专职司机，但奇怪的是，他驾驶的车辆，却是大连金州陆军学院的，尽管非常明显，酒后驾驶，战士及其所在单位要负全责，包括小Z和〝法制天地〞记者的车损在内，都应当由其包赔损失，（他们当时均没有买保险），但大连警方先是态度暧昧，一再拖延裁决，后来索性声称情况复杂，下了一纸裁决了事，请当事者自行到法院起诉，而法院又没有受理，虽然，这位〝法治天地〞的记者深感委屈，想予以曝光，但上面有令：不能批评部队！小Z更是无计可施，连修车的几百元钱也无处找小战士支付，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据说，这位〝治制天地〞记者的父亲也是一位部队的首长，曾出面进京疏通，但此案一直没有结果。只有我清楚这个事件背景之水有多深！ 另据证实，小战士姓李，是安徽人，大概20多岁，他年轻幼稚，被人利用了！具体利用他的黑手是谁？至今不详，但显然他是针对我的，小Z开玩笑地说，该死的是你啊！监狱里不死，在外面也不死，把他们气死了！我想，这些人担心我把狱中实情告诉加藤隆则，以致公之于众，就对我采取了如此阴险卑鄙的手段。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我终于倒在了地上 我并非每一次都是如此幸运，最后一次对我的暗杀，是发生在四天之后，即2月25日午后，那天他们算是成功了一半，此前几个月，我频繁地在深圳，广州，珠海，番禺等几个城市旅行，香港某媒体的朋友W把他太太介绍给我，他以前对我很了解，知道我在媒体的广告经营方面经验丰富，他太太在某媒体做广告主管，王记者答应给我优惠政策，我想，在广州办个业务代表处，专为海外媒体拉广告，是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而广州清远市华硕鞋业的张老板Z答应给我提供免费的办公室，我很高兴，有点头脑昏昏然，也就放松了警惕，于是，就发生了一次令人发指的谋杀事件。 那天是周末，我到哥哥的办公室去看他，大概和他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忘了取下手机的电池，可能信号暴露了我准确的所在位置，大约是午后四点左右，我与哥哥道别，走出了他的办公楼。 哥哥在一家位于大连甘井子区的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他所在的楼宇离南关岭汽车站很近，我步行了十分钟即到达，但我没有马上乘车，我忽然想起了南关岭监狱的一个管教，他当年对我很好，记得他说过他家就是对面这栋楼，我想去看看他，于是，我改变了行程，这可能给了阴谋家以准备的充足空间，我又离开了车站，找到了那栋黄色大楼，但恰好那个人不在家，我很失望，就一边忆旧，一边慢慢地朝马路对面的车站走去，有点精神恍惚。 那是一个大连市近郊的丁字路口，车辆和行人比较少，故公安局没有安装路况监控镜头，我急于赶车，又疏忽大意，竟图一时捷径而斜传马路，显然，我违反了交通规则，但我很少这样做，就是这一麻痹大意，给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我险些丧失了性命！ 我走到马路中间时，正在向汽车一路车站望去，忽然，一辆越野基普车从我身后猛地冲来，幸亏我本能反应十分敏捷，往右侧倒去，它的右视镜很大，狠狠地刮在我的左肩胛骨上，我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重重地，〝咕咚〞一声，右肩和胳膊受了轻伤，我生气地跳起来，朝那辆汽车奔去，我以前的火爆脾气如山林草丛燃烧起来，不能止住，但非常诧异的是，那辆车没有逃离现场，车门也没有打开，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因为有玻璃纸的遮挡，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看到它静静地停在马路边。 我气冲冲地走过去，用力地拉开了这辆银灰色的车门，并站在车的右边，我看到了两个身穿皮夹克的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坐在车的后座，他们都二十多岁，长着英俊的面孔和健壮的身材，从宽厚的肩膀和明亮的眼睛，以及冷静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训练有素，绝非等闲之辈！很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干着无耻的为专制统治者卖命的〝下三滥〞的勾当，我立即心中的怒火熄灭了，不仅仅是怕，还有难言的憎恶，像是看到了主子指使咬人的狗，一种怜悯和宽恕变成了水，此时，我心静如水，声音平和地说：你撞着了我呀！ 那个司机装作不知道，扭过脑袋，故作震惊：是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但他布满粉刺的脸上，有一块肌肉在不停地抖动，如果我抓住他的衣领，叫他到医院验伤，他们会答应吧，那么，我就必须上他们的车，接着将发生什么事呢！显然，他们的背后有高山大河，有狭谷深渊，还有千军万马。他们的车牌会是假的，名字也会是假的，找到交警大队，事故经过也会变成假的，只有他们的心是货真价实的狼心！还有，如果把我送进了医院验伤，谁能保证他们的人不会在药品里下毒？我迟疑了几分钟，看到了后面那个人手里的电话机，机盖还没合上，是的，他们已经和总部联系上了。他们早早地为我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玩我于股掌之上，但唯一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淡淡地笑了笑，蔑视地看了他们一眼就转身离去了。 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远在多伦多的太太和朋友王建民，王记者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当中国特派员，他发表了简讯，但海外媒体没有一家转载，再后来是王记者从那里忽然离职了，我不方便问他原因，他也从未对我透露什么，但我知道，张某某是《亚洲周刊》的老板，1999年之前，张某某的企业在大连就有两家，一个位于杨家村，叫〝大连常荣合板有限公司〞，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叫〝大马城〞，他们的经理与我都是朋友，其中杨某当厂长时还发生一起杀人恶性事件，我曾去采访报道过，而翁某呢，2000年初与我在香港还会过面，有谁知道，张某某与薄熙来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啊！ 我有千手千眼观音保佑

于1996年在风景优美的大连甘井子区建成的东北第一尊铜制千手千眼观音是由姜维平策划，从南国引进大连的。

薄熙来的本事如此之大，但为什么把我关了五年零一个月，又软禁了我三年，单是在后期就苦心经营了四起谋杀事件，其中后两起有证据证明是薄熙来安插在大连国安局的特工所为！为何没有成功呢？我想藉机回答感兴趣的人们。 原来，薄熙来在大连任职十几年，竟然不知道，与深圳大鹏湾同样高大的千手千眼观音，已在90年代初期，由我策划，从南国引进了大连，她就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大黑石村，以前该村地少石多，穷困潦倒，自从村支书曲忠实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由我引见了大连开发区大青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希庄，他们精诚合作，于1996年建成了东北第一尊铜制千手千眼观音，立于海边高山之上，从此，善男信女，远道而来，财源滚滚，百姓富足，但曲书记为了答谢我，曾以贡献巨大为理由，奖励我二分地皮，可盖一栋别墅，如果我接受了，至今价值可多达千万元，但被我婉拒，朗朗乾坤，天地可鉴！我无意于从贫苦而后来富裕的当地农民身上，谋取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千手千眼观音啊，背山面海，展示慈悲，普渡众生，功德无量，即是我等书生为救农民所为，她岂能不保佑我？薄熙来想害我，机关算尽，劳而无功，本人不仅冲出牢笼，而且一次次死里逃生，如今，又落脚于言论自由的加拿大国土，不停笔耕，读者如云，难道不是尊佛〝千眼所及，千手所助〞吗？中共高官薄熙来及其死党何等可笑可悲哉？！ 2010年9月11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