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

这是一个和中国接壤的小国越南，它与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一样，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华人餐馆，李俊在商业街，看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招牌和红色的幌子，他忍不住饥肠辘辘，大步走了进去，昨天至今只吃了一顿饭，有点步履沉重，他想买点吃的，但囊中实在羞涩，想讨要又张不开嘴，他拿起菜单又放下，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尴尬无奈和悲凉，餐厅的小姐跑过来讲的是英语，他又听不懂，好在不远处有一个中年人，微笑着迎上前来，说，先生，你想点菜吗？你需要帮助吗？

他把一只手伸进裤兜，还有三十五元钱，但他还欠着房租，没办法都取出来，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点菜，但话语变了：这里需要打工的吗？干什么都行！那人和小女孩都吃了一惊：我们是小生意啊，暂时不需要更多的人。李俊的心凉了，他跑了几家类似的餐馆，都是这么碰壁的，他说，这样吧，我干一天活，你们给我一顿饭，干什么都行啊……中年人摇了摇头，李俊把头上的棒球帽摘下了来，拿在手里，那帽子是花10元钱买的。他大口地喘着粗气，想往回走，正好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从餐厅的边门走出，看到了一切，又问了原由，他觉得李俊虽然衣帽简陋，但眉眼间露出一股英俊富贵之气，两只眼睛目光如炬，心中似有所悟，就说，你先吃饱饭再说吧，这顿饭我请了。

就这样，李俊和老伯认识了，他才是餐厅的真正的老板，中年人是他的儿子，小姐是服务员，老板是一个多年飘泊在外的老华侨，开办这家餐馆历时已经二十多年，第一次碰上一个落魄的中年男人，心中实在不忍，不仅送他一顿饱饭吃，而且，还收下他当了帮厨，一个月给他1500美金，李俊放心了，以前，租用的小房间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剩下的钱正好可以裹腹，他安安稳稳地可以呆下去了，他想，人应当是诚实的，老伯给了饭和工作，应当把自己的身世和故事告诉他，但他不敢，他必须隐瞒一切：16个月之前，他还是中国重庆的一个身价45个亿的富豪，如今，他成了通缉犯，也是一个小小的帮厨。

他每天站在杂乱忙碌的餐馆厨房里，不停地奔波，一会摘菜，一会洗碗，一会砍肉，一会擦地，动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身着白色的服装，体形肥胖，肩宽背厚，倒像一个厨师，但他不是，他是这里最不起眼的帮厨，他一边默默地干活，一边胡思乱想：一个人的命运咋的变化如此之快呢？一年多以前，他还领导着一家1500人的民企，在重庆是前几位的，不论是财富，还是地位，名声，都是显赫的，他看到了开锅时的水蒸气：蒸好的白面馒头出锅了，如烟的往事像气体在眼前缠绕，这绝对是人生的一场噩梦。

噩梦

中国民众的噩梦，自古都是来自官员的乱法，专制政权的特点在于，权力过去集中，如果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官员掌权，就惠及子民；如果相反，就生灵涂炭。悲剧和闹剧是从2007年底开始的，汪洋离开了重庆，薄熙来走马上任，他从北京商务部长的高位下派重庆，还带了一个了不起的头衔：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觉得自己历时二十多年，从金县基层干起一直上升为封疆大吏，晚了一点，应当让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当国务院的副总理，至少应做广东省委书记，但恰恰相反，他困于西南一隅，很不开心，就和老婆谷开来等人商量，想在3200万人口的重庆干点大事，唱红打黑，绝地反击，争取重回中南海。

然而，这一背景，李俊却没有查觉，他是一个典型的闷声发大财的老板，他想，只要有了不断积累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就有物质生活的一切，至于谁来山城任职当官，都无所谓，因为他缴足了上亿元的税款，又养了1500名职工，从来也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没有必要和官员走得太近，所以，尽管是区政协委员，还是全市房地产50强的民企，但他与新来的薄书记及其追随者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当其它一些老板去拜访和讨好薄熙来时，他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在了工作上：2008年，他花了3，24亿元，从成都军区物资采购站手里买了一块黄金地角，共443623平方米，准备建高档公寓对外出售，由于次年地皮升值，他策划的两个房地产项目也火爆起来，喜滋滋地给它起了名字：“龙凤云洲”和“香格里拉”。

无疑地，这是两个吉利的称谓，它似乎象征着大幅增长的财富，但命运忽然到了拐点，正如薄熙来的仕途峰回路转一样，成都军区是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之时卖出地皮的，当时还很高兴，但转过年经济形势好转，地皮立即身价百倍，再加上李俊搞了“七通一平”，新规划的地铁站又正巧有站点与公寓为邻，故它的项目令人垂涎三尺，不仅军方有些反悔，而且，沙坪坝区委书记李剑铭也忌恨万分。成都军区政委张海洋想让李俊，把其中的一块地皮，低价转给自己远在广州的小侄女做生意，被其婉拒；沙坪坝区委书记李剑铭想让他把地皮交出来，建一个面积较大的市政公园，也被李俊拒绝；而且，他的兄长想染指房地产项目“香格里拉”的约5000万元的强电工程，也被李俊挡了回去，这一系列举动都给他孕育着灾难。

勾结

凡事都有巧合，如果薄熙来不是薄一波的儿子，如果张海洋不是张震的后代，如果他们都没有雄心大志，一切都会平淡无奇，像汪洋任职时那样，但偏偏相反，他们勾结起来想干一点大事，2008年的“唱红”就是一种演习，薄熙来搞了“将军后人合唱团”，张海洋积极协助，把重庆人民都唱“傻”了，把全国人民都看“彪”了。那时，薄熙来要求全市上下一起“唱红”，李俊觉得很好玩，也组织自己企业的员工参加，但他根据过去的经历，有点心里苦涩。“唱红”勾起了记忆，他禁不住回到了过去的年代，他想起了父亲，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吹来，他父亲是地主出身，为躲避红卫兵的批斗而跑回了原籍湖北省石首市，整整隐姓埋名了10多年啊……他1966年出生，10多年后才见到父亲，但他为自己的怀旧而惭愧：现在，连《宪法》都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我有了十几家下属企业，总资产多达数十亿，中国能走回文革年代吗？所以，李俊听到“红歌”笑了，认为这不过是唱唱旧歌玩罢了。

但薄熙来可不是唱着玩的，他在原商务部政研室主任徐鸣等人的策划下，准备了一个新的“梁效”班子：有苏伟和李希光等人，舆论先行，写了一本书，不仅把薄熙来捧成了“薄泽东”，而且，把虚构的乌托邦式的“重庆模式”推崇为“中国模式”，而要争取上位必须财政有钱，但钱从哪里来呢？抓生产，搞贸易很慢，抓税收也得列支，唯有抢钱最快，但必得有理由，薄熙来决定打黑，即，把那些有钱的民企和孤立单纯的刑事案件连在一起，把富豪和社会上的“小混混”绑在一块，把他们包装成为十恶不赦的“黑社会”，这样一抓一打，老百姓仇富高兴，政府易于没收财产，等有了钱，再邀请海内外媒体吹捧重庆，这样转败为胜，当政治局常委就水到渠成了。于是，东北的“打黑英雄”王立军被薄熙来调到重庆来了。

这一切悄然起于青萍之末，李俊一点儿也没有感觉，他照样是这样一天作息的：下午，他接过秘书的审批报告，签了字下发，去参加各种会议，约见自己公司的高管，并和他们讨论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钟，接下去，和来访的客人饱餐一顿，再去金龙玉凤大酒店看歌舞表演，他请了一个香港人，养了一个文艺队，吹拉弹唱，什么人才都有，还邀请过香港的名演员呢，他常在那里休闲和款待客人，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理放松一下和应酬罢了，然后，他带上一两个助手去看江船灯火，一边观赏夜景，一边指点江山，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交待工作，接着，再去建筑工地巡察，他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干活，也亲自解决一些问题，他有一个庞大的秘书班子，每个下属企业都聘请专业团队管理，他只看财务报表和审请报告，但工地上的情况不能有半点疏忽，必得一天亲眼看一次，下边的雇员也得不断督促，然后，他终于放心了，时间到了凌晨四五点钟，他才回家吃饭，由太太亲手烹制，吃完饭后睡觉，一直睡到次日中午十二点。

他每天周而复始，做着同样题材的美梦：45亿的“大蛋糕”再继续增加，连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钱才是终点，他羡慕李嘉诚，相信自己的精明和才智，也想向他看齐，但梦境被一下子打破了。原来，薄熙来接到张海洋的电话，表示对李俊及其企业不满，他忘了2008年是经济危机，却说，凭什么这么好的地皮廉价卖给民企？他深知李老板与成都军区一些官员来往密切，如果抓捕他，既可以收回土地，挽回经济损失，又可以暗斗政敌，深挖司令员王建民等部下的经济问题，这正中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下怀，他要找一批最肥的“猪”杀了吃肉，而李俊光帐面上的现金就有两个亿啊！此“肥肉”岂能放过？

于是，2009年8月22日，王立军奉薄熙来之命，两次亲自批示给刑侦总队长陈光明，指示她对李俊进行调查，紧接着部队和当地公安局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在2009年12月4日将其拘捕，先是关押在重庆第一看守所，然后，实在找不到证据，就指使一个叫戴小华的人写了诬告信，他是李俊下属企业一个建筑项目承包商的马仔，他指控李俊“涉黑”，“涉枪”，“涉毒”，公安局才有了把柄，但也没有查证属实，根据案情的变化，在12月30日，把李俊转到部队的一处秘密地点继续关押。从此，他的无休止地发家致富的美梦破碎了，碎在中国官员的一个念头和奇想之间。

敲诈

军地两方组成的专案组，为了达到敲诈勒索钱财和指控政敌的目的，他们对李俊实行了刑讯逼供，诱供和骗供，把他连续几天几夜锁在老虎凳上，用电击和物品殴打，还用强光照射他，使他多次虚脱而大小便失禁，而倒在自己的排泄物上……由于实在忍受不了肉体和精神折磨，他不得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在2010年2月22日，亲自打电话给外面的家人，支付了4004，34万元所谓的违约金给成都军区，并签订了《关于追究俊峰置业有限公司违约责任的协议》。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违约，因为部队卖给我的地皮有明确的合同，地面上的一些临时性的建筑物和配气站，应当由部队自行搬迁，他们没有履约，我还为20多户军人解决了住房困难，一点都不欠他们的”，李俊说，所以，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才延迟未付，现在，给了他们还不算，还被逼迫答应给他们专案组每人一笔巨款，这才在2010年3月5日被释放。

此前，李俊还看到了一张有20多个军官名字的清单，这些人大都认识，有一般性的应酬往来，李俊却未对其行贿，但张海洋为了整肃这些王建民的部下，让他承认曾贿赂了他们，特别是其中的两人还先期被“双规”，只等对上李俊的供词，就上交军事法庭判刑，但李俊退让是有自己的底线的，他不敢诬陷他人，所以，始终未与其配合，因此，那两个军官被撤职转业，不了了之。

这样以来，连专案组的人，包括成都军区的许多官员都佩服他的为人气节，故此，他有机会和办案人员合影，并得到一组后来成为证据，震惊天下的照片，专案组长是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主要成员有成都军区保卫部刑侦处长梅浩，这些人都清晰地出现在照片中，所以，专案组在放行他时，还出具了一批法律文书，在我撰写的《李俊惊曝薄熙来打黑内幕》一文中都有发表。但李俊自此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开始筹划移民，并没有兑现给他们私人承诺的款项。

于是，2010年的10月12日，薄熙来和王立军又再一次下令抓捕他，这种出尔反尔随意抓人的劣行，并不在意已有的司法文书和《公约卡》，奉上级之命的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人员，用放大镜照耀李俊下属的几家企业，盯住了金龙玉凤大酒店，其处不仅有餐饮洗浴中心，还有歌舞表演，每天晚上人满为患，但他的营业收入才是俊峰企业集团总收入的百分之二，由香港人陈伟雄带领专业团队打理，但这并不影响警方加罪于他，沙坪坝区公安局的警员采取“钓鱼执法”的办法，先装扮成顾客，再找女服务员有偿陪侍，给了小费之后，反过身来指控企业涉黑涉黄，抓捕了35人，后没查到证据而释放，但自此就停业整顿了。

出逃

俗话讲，人算不如天算，薄熙来为了取悦于张海洋，令王立军再抓李俊，就等于撕毁了过去出具的带公章的法律文书，说李俊有罪无罪，全看官员的心情，他们认为，这回李俊非成为瓮中之鳖不可，但2010年10月22日，他和太太在成都参加一个会议，忽然接到一个未具名的朋友的电话，告诉他王立军的命令，要他逃往湖北省山区，即，当年其父隐姓埋名，打鱼求生的地方，他知道事过境迁，电话可以卫星定位，薄熙来把财政的钱，都花在监控民众的事上，所以，在哪里都不安全，23日，他决定带着太太罗淙逃亡香港，但过关时不料发现，育有两个小孩的爱妻，港澳通行证过期了一天，扼腕叹息之余，只好丢下亲人，自奔而去。

同一天，不仅他的太太被以窝藏罪拘捕，而且，31个在俊峰集团任职的亲友全部被抓，他们被官方打成了“黑社会”，李俊没抓到，他脚底抹油跑了，就把他的哥哥李修武打成了“黑老大”，接下来的侄子等多人，都依次成了涉黑涉黄集团成员，官方无视俊峰集团领导班子的文字证据和金龙玉凤国际俱乐部内部员工的合同条款，上面清晰地写明“员工不得设黄涉赌”，这些职工按照地位和部门，都承担了刑事责任，由薄熙来操控的沙坪坝区法院，以组织领导或参加黑社会等多项罪名，在去年12月9日，把李修武，台士华等人都判了刑，重则18年，轻则一年两个月，愿意与警方合作做伪证的，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了事。

就这样，当李俊心急如焚地“跑路”之时，警方扣押了他45亿的“大蛋糕”，没收了现金3亿多元，车辆十几台，还安排与沙坪坝区公安局关系密切的迈瑞公司准备接管俊峰集团，薄熙来以合理平分蛋糕的理由，杀富济“私”，而不是济贫。官方的指控罪名很多，唯独没有偷漏税罪，足以说明在李俊缴税上亿元之后，政府没有理由给他强加罪名，再抢夺他的“大蛋糕”。不过，薄熙来和王立军是吃生米的阴谋家，他们不理睬法律条文，也不在意公检法司的设置，他们用“文强案”吓“傻”了贪腐成风的国家机器，为了免予坐牢，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顺从薄熙来，连王立军也有了危机感。

所以，李俊尽管身上没有钱，一句英语也不会，也必须亡命天涯，他在香港短暂逗留之后，逃进了一个小国，本想利用前妻所生大女儿留学美国的条件，以探亲为由前往华盛顿却被使馆移民官拒发签证，无奈只好隐藏和继续逃亡。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亮点茶楼”老板在海外被重庆警方引渡抓回的消息，感到恐惧。他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会不惜血本，在世界各地追捕他，特别是让常亮在飞机场举牌自首，就是为了震慑3，6万个打黑涉案的逃难者，他更知道回去就会被戴上“黑帽子”，难免死刑。薄熙来利用酷吏王立军，就是为了让重庆人匍匐在他的脚下，喊他万岁。

但作为一个男子汉，李俊不想屈服，他说，自己1984年入伍当兵，后来一直与成都军区做生意，先是承包加油站，后是搞房地产开发，从来都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从没有受过刑事处分，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官方指控的事，除了下属企业的小的治安纠纷，就是民事案件，既使有错，也全部已经解决，有的还有文书留证，他绝对不是“黑老大”，以前和现在，他都不反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家人，也对汪洋治渝表示赞赏，他认为，重庆之所以到了如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就是薄熙来和王立军徇私枉法造成的。他必须等到中央对重庆打黑“黑打”纠偏，平反，才有机会返回家乡。

反思

望着袅袅上升的水气，李俊看到了白嫩的大馒头，真想吃上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感到饥饿，但现在是上班时间，他必须忍耐，随着水气飘散，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以往生活的画面，过去多么奢华而安逸的生活啊，他有十几个秘书，有二十多个法律顾问，有无数个酒肉朋友，有几栋高档公寓，但如今没几个人能帮他，那么多饱读文书的律师，特别是中国“刑法泰斗”赵长青担任了哥哥的辩护律师，但也救不了俊峰集团，这究竟是为什么？

过去他从不碰钱，也很少用银行卡，一切都是秘书们代理，仿佛走到那里都是笑脸相迎，应有尽有的，但如今一夜间，什么都没了，名声叫重庆媒体妖魔化了，钱财叫公安操控了，家人叫法院判刑了，流亡以来，栖身之处得仔细寻找，不仅求安全，也得廉价，每天自己去买菜，做饭，为了省事，一顿饭吃两天，还得精打细算，李俊想，是什么东西如此不可抗拒，使他由亿万富翁变成餐馆帮厨？是薄熙来手中的权力吗？是缺乏监督的社会制度吗？他苦苦思索了很久。

以前，他对文人敬而远之，有报社记者来访，从来不见，只交给办公室应付，他一个记者朋友也没有，但现在对媒体有了新的认识，必须找到海外的媒体，能把自己的遭遇和证据告诉世人，但他连打字上网都不会，咋办，学！他想，既然已经一贫如洗，就应当从零做起，以前，钱太多，什么事都有人代劳，结果成了傻子，现在，必须首先上网看新闻，他知道了一些揭批薄熙来的文人的名字，他偶然遇到一个愿意帮助他寻找我的人，很快我收到了他的电邮，第一次与我通话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你真的是姜维平吗？仿佛我是本拉登，也是大救星。看来，薄熙来在2000年12月4日拘捕我，在2009年12月4日又抓了他，是同一天，又都秘密关押在部队，而九年后让我们空中相会，是上帝的安排，李俊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讲述自己的遭遇……随后，我收到了一批证据材料，大胆地公开发表了。

从此，李俊出了名，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薄熙来王立军不但没有收敛黑打恶行，反倒多次威胁刚出狱的罗淙，对其他亲友也严厉施压，还诱骗正在“跑路”的李俊司机张子汉等多人投案自首，甚至通过关系对李俊前妻所生的在美国留学的女儿进行诱骗和恐吓，并利用电子邮件设置圈套，寻找李俊的踪迹，企图逼迫他就范。每当想到两代人受到的冤屈和逃难经历，想到未成年的两个小女孩和八十九岁的老母，他就哭喊着质问苍天：为什么“二次文革”又回来了啊？！1966年，他刚下生时，父亲就“跑路”了，一跑十多年啊，1979年，12岁时才看到爸爸，这回，他留下小女一个八岁，一个十四岁，他想，这回一家人重逢也得十多年吗？

但是，薄熙来王立军两人狼狈为奸，一朝反目，却为李俊的生存提供了新的空间，也带来了希望，自去年七月本人发表的有关李俊的文章以来，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人们对重庆打黑内幕的兴趣，和中国全面倒退的担忧，3月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都刊发长篇文章报导了他的遭遇，一时间热评如潮，他成为了2008年重庆打黑之后，引发的移民潮里的佼佼者，称其为“跑路冠军”毫不为过，但是，在这个小小的生意惨淡的中餐馆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餐馆帮厨，他已经破产了，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官员内斗，他看了民主制度的那个国家的电视新闻，一个烧菜的大厨说，还是人家文明啊，谁想当官就公开地在电视上斗，老百姓用选票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恍然大悟：金钱不是万能的，在中国，光有钱不行，还得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他想，如果我再有了钱，过去幸福的日子重新回来，一切就得改变，我不需要秘书，也不需要律师，不需要别墅公寓，更不需要奔驰轿车和江诗丹顿名表，我想办一份杂志，为中国受凌辱而失语的人们呐喊……但还没喊出声呢，就听嗓音低沉的大厨说，帮厨啊，你愣啥神啊，快剁饺子馅吧！他自我解嘲地摇了摇头，高高地举起了菜刀，觉得肉馅就是薄熙来和王立军，他狠狠地剁下去，砰的一声，他的泪水流了下来！

2012年2月6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来源：《脸谱》杂志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