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官僚系统自然要依靠老百姓缴纳的税款维持日常开支。且不说每年成千上万亿的“三公”消费，单是官员的工资、福利、保险等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要由老百姓来买单。更为可怕的是，中国老百姓不仅要养活现任的中共党政官员，甚至还要养活那些退休的官员；而且民众还不知道的是，那些中共高官们每人每年的支出在几十万、上百万乃至上千万。

据几年前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职的政治局常委每个人每年的开支预算估计要几千万元人民币，而离任的高官们的花费也毫不逊色。

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他们可享受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

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总计5654人。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在其去世前，每年公费开支达900多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公室）”。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据说，广东省每年支出的离任的副省级干部的轿车费就达到1亿1230多万元。

中共的高官们凭什么可以如此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是因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仰仗一党专制的制度而如此肆无忌惮？想必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明确的答案。或许“善解人意”的“五毛”们会辩解道：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离任总统和高官们的待遇也都不错，凭什么中国的高官们就不能享受高福利？

似乎言之凿凿。那就不妨看看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总统们离任后的境遇。迄今为止，美国42任离职的总统中，风光依旧的不过7人，他们是克林顿、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福特、卡特、西奥多•罗斯福。他们风光，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赚钱的方式，比如公开演讲、著书、翻译、经商、撰写自传等。有10多人过着平淡无奇、归隐田园的生活，比如华盛顿、尼克松；还有的投身学术研究，创办大学；但也有5个人生活陷入窘境，贫困潦倒，比如第5任总统门罗。

当然，生活陷入窘境的这5位总统，皆是美国早期的总统。除了自身不善于经营外，更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各种机制还不健全，总统薪俸也不够高，不足以支付任内的高额开支，卸任后的福利也不多。不过，现在每位离任总统的待遇大有提高，每年有18万美元（约合115万元人民币）薪水，政府还会负担他们办公室人员的工资、差旅费、电话费和办公用品费，并且会给退休总统建一座图书馆，收藏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

然而，与中共党魁每年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开销比，美国总统的支出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前提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工资水平、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美国总统级别的官员不过如此，其他级别的官员的待遇当然比不上总统，所以很多离职后的官员们都会再去另找工作。同美国一样，英国、德国的离任官员离任后如果靠退休金也是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的，还是需要另谋出路。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通过巡回演讲、投资房地产而所获颇丰。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下台后除了演讲，还出任多家公司顾问，因为他除了要负担自己家庭的开销外，还要支付3位前妻及儿女的生活费。

同西方政客届满就回家“自力更生”相比，中共的高官们则终生都依附在民众身上，而且对于不停的吸血连一丝丝的愧疚也没有。显而易见，根本原因在于根本制度不同，西方国家的高官们不是终身制，而中共的官员们则是终身制，即便不在其位，但待遇确是绝不打折扣的。

试想想，当中国农村贫困、儿童失学、矿难频发、下岗工人生计维艰，民工工资惨遭拖欠、物价居高不下、买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比比皆是时，中共高官们依旧一掷千金，挥霍无度。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其实所言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也就难怪中国老百姓感叹生之多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