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中國臨界點──人心潰散 末路瘋狂(圖)
 
2010-6-13
 
【人民報消息】震驚全球的六起幼兒園小學的砍殺案餘波未平,六月初再爆兩起官逼民反的血案和一起隨機殺人事件。

再加上之前自五月以來連續十數起罷工潮與富士康疑雲重重的“連十三跳”自殺事件,不禁讓中國人捫心自問:中國人怎麼了?

評論指出,當今中國,高壓下的受迫害者,其反應已從逆來順受演變成隨機行兇。紐約一位學者對此評論道: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執政者對老百姓的痛苦極端漠視,沒有任何同情心……
  


人心潰散 末路瘋狂
作者:王凈文

自殺、連續殺人重大血案頻傳,凶殘程度駭人聽聞。定睛看中國,絕望的人正將利刃伸向孩子和家人,究竟什麼原因讓民胞物與的中國人步入瘋狂末路的死胡同?

六月三日,廣州一男子持槍與警察對峙,打傷派出所副所長。六月二日,人們還未從哈爾濱火車上一中年婦女拿刀刺傷九位素不相識乘客的血案中回過神來,就緊接著傳來三位法官相繼中彈,倒在法院辦公室的血泊中。六月一日,河南鄭州一村民為抵制拆遷,用汽車撞死六名拆遷官員和二十名政府人員。聯想起深圳富士康連續詭秘的“十三跳”自殺,還有震驚全球的六起幼兒園小學的砍殺案,人們在驚呼憤怒之余不禁詫異:中國人怎麼了?怎麼突然出現這麼多血案呢?

定睛看看,殺人不為越貨,兇手將利刃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無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溝油,你方唱罷我登場;官匪一家,有冤無處伸,有勁無處使,有仇無法報……。殺人者被稱為精神病患而逍遙法外,上訪者則被關進了精神病院,少數特權階層仍悠閑自在,廣大民眾卻鬱鬱寡歡。過勞死、憂鬱症、房奴、性奴、錢奴,無論人前怎麼強顏歡笑,夜半卻常暗自哭泣。

“活得累!”已成了每個中國人的共同感受。無論是背著沉甸甸書包的孩童,還是到老還在為兒孫操勞、為養老擔憂的白髮老人,更不要說那些為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勞碌的中年人,以及找不到工作而倍感失落的年輕人。清晨靠鬧鐘鬧醒,深夜靠安眠藥入眠,整天在焦慮、憂心和無奈中掙扎,時常感到孤獨無助、被人拋棄,進而對社會前途、對個人未來感到絕望的人,在中國大有人在。由此引發的各種理性的、非理性的,合法的、非法的抗爭此起彼伏,如今的中國已經成了一個正在噴發的火山口,憤怒炙熱的岩漿正噴湧而出,比這更嚴重的是,中國不光政權不穩,分崩離析的還有那潰散的人心……

“六四”二十一年的中國成了“高壓鍋”

究其根源,有社會大環境的促使,也有個人因素的緣由。俗話說,有高壓就有反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當。早在二零零四年,中國公安部承認每七分鐘就爆發一起大規模的群體抗議活動,如今失地農民、被強拆戶的抗議已經多得令公安部不敢公布統計數據了。近來中國的中央高層就“維護社會穩定”連續表態,五月二十六日國務院下達了一個緊急通知,要求進一步嚴守徵地拆遷管理工作,外界解讀為這是由於中國社會矛盾激化,中央不得不出面壓制地方官吏的惡行。

然而很多人認為,由於中國地方政府的黑社會化,中央想制止地方的惡行都不可能了。社會衝突的規模、暴力程度與頻率、百姓的情緒爆炸,都在日益升溫。政論家李天笑表示,六四後中共的槍口再也沒有放下。

從漢源、汕尾群眾抗爭,鎮壓法輪功、西藏、新疆,到對各類弱勢群體和維權人士的鎮壓,各種大大小小的“六四”不斷產生。六四後中共的腐敗迅速惡化,正所謂“六四槍聲一響,官員由偷變搶”,中共還反過來利用貪腐特權來維持其凝聚力。在官員的帶動下,中國社會迅速“金錢化”和“西門慶化”,“犬儒主義”盛行。

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嚴家祺對目前中國現狀的看法是“六四二十一年的中國成了高壓鍋”。他說:“抗戰不過八年,文革不過十年,而掩蓋六四真相已經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二十一年,中國社會的矛盾愈積愈深!二十一年,中國政治成了“高壓鍋”!他分析說,專制王朝主要靠“改革、政變、起義”這三種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如今中共不搞政治改革,那發生政變或起義的日子就很快了。

新工運比六四更危險

隨著六四的臨近,讓北京擔憂的不只是二十一年來不間斷的“天安門母親”的呼喚和民運力量的堅持,從今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開始,席卷全國,特別是外資企業的罷工浪潮,被中共高層解讀為“一個危險的苗頭,可能成為一九八九年學運後另一場危及政權的運動”。目前北京當局已下令各地及時妥善處理工潮,並禁止媒體報導。

據香港媒體報導,佛山本田、上海夏普、無錫尼康、北京現代等外資大廠,五月以來相繼出現大規模罷工,這些新工潮的出現,正在改變著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衝擊著中共現行法律制度。




關於中國工人是否有罷工權利,一九五四年中共建政後第一部憲法裏沒有提及罷工自由,但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修訂後的憲法都將罷工自由列入公民權利,使用至今的一九八二年憲法,刪除了罷工自由的條文,但又未禁止罷工。二零零一年中國加入《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也贊同公民“有權罷工”,於是大陸民間要求恢復罷工權利的呼聲日漸高漲。

除外資企業外,中國國企和民企也掀起了罷工潮,如北京凱萊大酒店員工罷工、重慶綦江齒輪傳動公司大罷工,以及河南平頂山棉紡織集團下崗工人大示威等。平頂山女工還打出了“請共產黨母親給碗飯吃”的橫幅,挑戰意味極濃。另外,參與五月罷工的工廠還有山東棗莊棉紡廠(萬泰集團)、南京新蘇熱電公司、深圳百達五金廠、江蘇昆山國有錦港集團等。罷工人數少則數百,多則數千。

以綦江齒輪傳動公司為例,四十多歲的金世紅週日被領導要求回廠加班,在一天搬運了十幾噸生鐵之後,他突然暈倒不治身亡。然而公司卻不按工殤撫恤處理,憤怒的工人們用花圈、帳篷和橫幅堵住了工廠大門,他們高喊“我們要生存”,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據悉,工人們不但勞動強度大,而且每月凈收入只有幾百元,與廠領導幹部動輒上萬元收入相比,差距懸殊。

富士康“十三跳”的哀傷

相比於連傳送帶都沒有,全憑工人體力搬運的重慶齒輪廠,座落在深圳的中國第一大外包企業臺資富士康集團,當然屬於條件優越的了,然而這裏的工人卻有著另樣的苦惱:從今年一月以來,由於承受不住“把人當機器使喚”的嚴苛管理,相繼有十三人跳樓自殺。

擁有四十萬人的深圳富士康,實行的是半軍事化管理,工人主要以年輕的農民工為主。他們基本工資大約九百元,免費住宿。若順從廠裡的要求加班,月收入一般在一千六百至二千元,但這意味著每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除了上班就是睡覺。高強度的工作量,加上保安近乎侮辱式的苛刻管理與冷漠的人際關係,令工人們總覺得身心疲憊不堪。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大學生回憶說,最讓人受不了的有兩點:強制加班和十二小時夜班。“特別是兩班倒的十二小時夜班,兩頭不見太陽,身體缺少陽光的滋潤,我那時累不說,心理真的很陰暗,就是很悲觀,看不到未來。進了富士康我就基本沒笑過了。夜班讓我得了神經炎,經常頭痛。”

潛伏在富士康的記者發現,打工仔們的夢想都相同:做生意,賺錢、發財,但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很多人承受不住高壓,選擇了放棄。有人把富士康的高強度勞動稱為血汗工廠,也有人說,相比之下富士康還算好的,至少工資能按時發放,即使媒體多次曝光自殺案,但每次招人時應聘者仍排起了長龍。還有消息說,富士康的撫恤金超出人們的預期,於是有人想用這種方式給家裏人掙錢。

也有人質疑跳樓者中有被保安打死後推下樓的,而富士康的保安裏有不少是公安部周永康派來的特務。有人分析說,新華社高調報導富士康自殺案,其目的就是為了幫大陸本土企業比亞迪的老板王傳福搞跨郭臺銘,給臺商穿小鞋。如今這十三起跳樓案依然布滿疑雲,但富士康的上游公司蘋果在考察後力挺富士康,稱其“不是血汗公司”,富士康也決定從六月一日起給大陸職工加薪30%。

兒童節的懺悔

人們不願回憶那血腥的場面,但永遠也無法忘懷那致命的一刻。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點二十分,福建南平實驗小學門口,二、三十個孩子和家長正在等學校開門。突然一個孩子倒下了,然後又一個,再一個……沒有聲音,只見血從他們的胸口和脖子上噴出來。兇手鄭民生一邊揮動手中的刀子,一邊自言自語:“殺一個,賺一個”,當人們沖上前奪走刀子時,五十五秒過去了,九個孩子永遠的倒在了血泊中。

就這樣,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不到,中國發生了六起校園慘案,二十二條人命,十六個孩子命喪黃泉。此前二零零四年的四月到十月,在北京、江蘇以及湖南等地,曾先後發生了至少七起的校園兇案,造成一百多名未成年學生死傷。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上學去啦。希望這不是永別,我要活著回家。親愛的老師校長,我來上學啦。您不能讓壞人碰我,我要活著回家……”江蘇泰興血案後,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鄭淵潔這次寫下的不是童話,而是這樣帶血的哭訴。正如大陸雜誌所說:“這些剛剛長出嫩芽的生命,在為成人世界中的罪惡買單。孩子,這是我們的過錯,在即將到來的這個兒童節,請接受我們的道歉。”

中國式的恐怖分子

據悉,除廣西合浦兇殺案犯有精神病史外,其他人均無精神病,他們多是那種
“袋裏無錢,心頭多恨”,過著無聊日子的“失意者”。福建四十二歲的鄭民生,即使在法庭上也不後悔他的兇殺行為。中專畢業的他從醫十八年,有外科主治醫師資格,人稱“鄭一刀”。去年從醫院辭職後,一直處於待業狀態。沒有錢,沒有房子,沒有女人,與父親和六哥一家三口擠在破舊的小單元房裏。法庭認定他“因感情挫折,悲觀厭世,遂故意行兇殺人”。

“從重從快”槍決鄭民生後的二十四小時裏,廣東雷州和江蘇泰興一下又冒出兩個“鄭民生”,他們似乎把鄭民生當榜樣,以最惡毒的方式和這個世界道別。難怪有網友感嘆——他還魂也太快了,中國似乎到處都潛伏著“鄭民生”之流。

用刀子殺孩子的雷州陳康炳是名教師,三十三歲時查出乙肝。病休後,不但同事們不願與他一起吃飯或說話,以前的女友也不歡而散;鐵錘殺人的王永來,用終生積蓄給兒子蓋的新房,因占用耕地必須拆除,在與當地官員爭執無效後,冒出了殺人的念頭;在幼兒園殺死九人的吳煥明,村民們都說他是個老實人,多年前把房子租給了私辦幼兒園的吳紅锳。吳紅锳的家人在縣政府有親戚,拒絕搬走,而且一直不付房租。吳煥明多次上訪也無法解決糾紛,最後終於釀成了慘案。

最讓人捉摸不透的是泰興的徐玉元。據鄰居介紹,“他是一個外向的人,每天早晨都會碰到他熱情地打招呼,他不缺錢,手上有商鋪和房子出租,他的女兒十月一日就要出嫁了。”為什麼會突然行兇,而且自行撥打一一零報警呢?

據《財經》雜誌調查,四月二十九日徐玉元犯案被擒後,曾一度供述泰興另兩起案件亦為其所為。一是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五日,徐玉元家對面濟川實驗初級中學的二十八歲的女教師程燕遇害案;二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三日晚,泰興市機關幼兒園五歲戴姓幼童被人割傷頸部。然而這些情況都沒有出現在警方最後的調查報告中,不久徐玉元就被執行了死刑,死前他想說話,但沒人給他機會。

兇手妻子回憶,殺人案的前一天晚上,三名警察到徐家盤查有關附近電動車被盜的事。沒人知道那晚徐玉元想到了什麼,是夜他寫好遺書隨身攜帶,上面將債權、債務羅列清楚,囑咐妻子代為處理,同時表達了對妻女的愧疚,望她們珍惜生命。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的夏明教授評論說,目前中國的“火山”已經在冒煙、在起爆中了,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矛盾走向了一個邪惡的發展方向。這種邪惡,從中國執政者的態度中顯露無遺。中國執政者對老百姓的痛苦極端漠視,沒有任何同情心,百姓在得不到任何幫助和同情的情況下,一方面對自己的生命不加愛惜,一方面還對這個社會施以報復性的懲戒,很多人在自殺之前他會去找許多無辜的人來為他墊底,整個社會喪失了最起碼的惻隱之心。

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六月一日上午,湖南永州市零陵區法院發生槍擊事件。郵局保安隊長、四十六歲的朱軍,在計劃數周之後,謊稱去檢驗槍枝,帶了一支微型衝鋒槍、兩支手槍和一封針對法院的遺書,來到法院開槍掃射,造成四死三傷後開槍自殺。此前,朱軍因離婚案與法院交涉出現糾紛。大陸互聯網上超過70%的網民稱槍殺三名法官的朱軍為“殺貪英雄”,當地數十民眾抬著“朱軍是人民大英雄”的花圈到法院紀念。

同一天,河南鄭州市十八里河鎮南劉莊村發生一起拆遷血案。村民回憶說,“早上六點多,隨拆遷機械一起開進來的,還有防暴警察、公安、消防車、急救車、警車等五百多人。七點鐘他們開始強拆房屋,村民一下子圍在了房子面前,要保護房子,現場有一個拆遷人員拿著喇叭喊:第一組,上!第二組,上!第三組,上!警察分組對付村民,村民的力量很弱,眼看對抗不下去了。

這時劉大孬看不下去了。他本來一向是很老實巴交的人,把廂式貨車開過來,停在拆遷機械的前面,想把村民給保護起來,另外阻止拆房子。結果警察就砸他的車子,把擋風玻璃砸爛了,防暴警察還打他,劉大孬一氣之下,開著車子衝向執法的人群,結果六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然後,領導就打電話派來了三卡車帶著槍的公安,三卡車呀,我們都是老百姓呀……(哭)。”事發後,劉在親屬的陪同下投案自首,但陪同的親屬及十餘位聲援村民遭到公安扣押。

六月三日在廣州一住宅樓內,四十歲左右的陳國勝,因無錢繳納房租,與房東請來的治保人員及派出所民警發生衝突,曾當過兵的陳國勝突然開槍打中派出所一名陳姓副所長的腹部。隨後警方用兩隻警犬、催淚彈、槍擊等,近十小時後將兇手擊斃。

轉自(新紀元周刊)

 
分享: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