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1955年到1957年間蘇聯援助建設的武漢長江大橋，至今完好。 下圖：文革中，蘇聯已經和美國一樣被稱作是中共的「對立面」。

【人民報消息】中共和蘇共的利益糾紛始於中共建黨初期，但那時中共非常弱小，生存還要靠着蘇共，所以自稱是「小弟弟」。1950年代初，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經不想再順着蘇共的指揮棒轉，但蘇共不習慣「小弟弟」與自己平起平坐、平分吃喝，於是長久積攢下的矛盾開始激化。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九篇攻擊蘇聯共產黨的社論《九評蘇共》，並趕走了蘇聯專家（當然趕走之前偷竊了一些技術資料）。 冷戰在1969年達到頂峯，並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

下面這篇人民日報36年前刊登的文章《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發表在1974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現在這種歷史性文章和萬里提到的《歷史的先聲》一樣，都在被中共槍斃之列，只能出現在非官方網站上了。爲什麼？因爲讀起來感覺真好象是中共筆桿子們專門爲中共寫的「預言」，這些「預言家」比毛澤東還「高瞻遠矚」，還「一句頂一萬句」。不信，您讀讀看。

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 在今天的蘇聯，由於資本主義復辟，階級分化加劇，貧富懸殊的鴻溝越來越深。隨着資本主義復辟而形成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貪婪地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而廣大工農羣衆遭受壓迫和剝削，生活困苦。

蘇聯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剝削階級。他們操縱着黨政大權和生產資料，榨取高額利潤，享受着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和各種津貼，佔有比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收入。但是，這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慾。從蘇聯報刊發表的材料來看，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敲詐勒索已成爲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分子發財致富的重要途徑，這些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社會弊病氾濫成風。這些蘇聯報刊自己透露，從中央到地方，在工業、農業、商業和文教等各領域裏，「許多領導人和黨組織的負責人」、「企業和組織的領導人」，「同一的企圖就是怎樣能賺得更多」和「靠損害人民的利益而輕易牟取暴利」。有些人還「親自領導貪污盜竊集團」，不少人「很短時期內」就成爲「百萬富豪」。儘管這些報道遠遠不能反映蘇聯階級分化的全貌，但也多少暴露了某些真實情況，對於蘇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無情的諷刺。請看以下幾個例子：

在格魯吉亞地方工業部裏「發現了近幾年偷盜數百萬盧布的大盜竊案……黨和經濟領導人受黑市商人支配，併成了他們的忠順奴僕」。「在輕工業部、地方工業部、食品工業部，居民生活供應部等一系列部門中發現了大量盜竊物資、貪污和勒索事件。」

阿塞拜疆「輕工業、食品工業和其他工業部門的企業，運輸業，農業，商業以及生活服務部門都存在着盜竊和濫用職權的現象」。

南奧塞梯州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等，將撥給州里的「相當稀缺的建築材料」「在居民中變賣」進行盤剝或轉給私人使用，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已通過這種辦法出售了百分之四十的木材，百分之二十八的水泥，百分之十九的板岩和百分之四十八的膠合板」。

黑海沿岸地區的土地、「宅旁園地、住房和別墅，變成了猖狂進行投機倒把的目標」，參與這種「牟取暴利和獲得更多物質財富的人當中」有「黨、蘇維埃、農業和行政管理機關的領導人」，市軍事委員和警察局局長，區審判員和總建築師，農莊主席和農場場長等。

巴庫的格奧克柴果汁廠的經理夥同總會計和生產主任等，僞造採購和運輸水果的單據，不用水果，而用自來水、沙糖加檸檬酸冒充「水果汁」，「三年內就貪污近一百萬盧布」，這個經理在銀行裏有着大量的私人存款。

第比利斯合成纖維廠的領導人同私商集團勾結，利用工廠的設備和材料，建立一個「地下工廠」，祕密生產各種暢銷品到黑市推銷，「很短時期內」就撈到一百七十萬盧布，裝進自己的腰包。

莫斯科一個有色金屬鑄件廠的經理夥同總會計，經常採用謊報的「應急措施」來「完成」計劃，僅一個季度就騙取「物質獎勵」一萬八千二百盧布。

梁贊市附近的扎哈羅夫斯卡婭養雞場的負責人同商店互相串通，把本來是精選的上等母雞在提貨單上寫成是等外的瘦雞，實際上卻按最高價格出售，僅這一項就巧取四萬多盧布。他們還把大量的雞蛋在賬本上列爲「自然耗損」，實際上卻拿到市場上高價出售，以飽私囊。人們稱之爲「母雞能夠生出金蛋來」。

列寧格勒的國際旅行社社長同他的「幾個好朋友」合夥，偷盜了六萬盧布的東西，其中，還包括許多外國旅客的財物。

許多高等院校的負責人則搞招生受賄、勒索，賣考題，賣論文，賣畢業證件，等等。「對居民的醫療服務方面，也存在着貪污、受賄和敲詐勒索。」

這些資產階級分子的貪污盜竊活動實際上是受到司法機關人員的縱容和庇護的。他們串通一氣，合夥分贓，許多檢查人員「成了盜竊犯的通風報信人員」。 「在卡斯皮區的工業聯合企業裏，當地方工業部的檢查員開始進行調查之後的一個月裏，就發現又缺少了爲數達三萬四千多盧布的商品材料。」

蘇聯的資產階級肆意揮霍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近幾年來，資產階級分子熱衷於展開「活動能力競賽──看誰能建造一所十分新穎的好房子」。「許多房屋建造者，特別是那些身居負責崗位的人，還利用職權，把各種建築材料、機械、運輸工具，以及所屬企業和機關的工人派去建造這些房屋和別墅。」豪華的私邸和別墅， 「象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一些私邸和私人別墅，除有華麗的客廳，還有「彈子房」、「游泳池」和帶噴泉的花園，有的甚至有精緻的雕塑、「大理石樓梯和洗澡間」，有人用五十多萬盧布來建造只供四個人住的私邸，等等。在莫斯科的郊區，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建起各種類型的別墅，有的設有「游泳池、網球場、體育設備和帶有餐廳、電影院和特殊商店的俱樂部」。在黑海沿岸的私邸和別墅「很快就擁擠不堪了」，僅蘇呼米就有四千一百五十八個房產主，他們還分別佔有六百平方米到一萬平方米的土地，「其中大多數人擁有柑桔林以及培養花草和早熟蔬菜的溫室」。亞美尼亞有個農莊主席佔用農莊的建築材料，剝削莊員的勞動，給自己建了一所三層樓的私人別墅，僅房屋建築面積就達六百一十六平方米。

一些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分子可以在一種專設的特殊商店裏每月先支付幾十盧布，然後就可以隨意去選取精美食品，在這種商店裏不僅可以拿到「俄國傳統的美味食品」，而且「具備所有西方百貨商店能買到的東西」。他們還可以到「造價昂貴」的專用高級飯店去大吃大喝，「一餐可以花掉數百盧布」。格魯吉亞的百萬富豪拉基什維裏經常在莫斯科、基輔、阿拉木圖等城市的飯店大擺每餐價值數千盧布的筵席。卡魯加州雅庫舍夫斯基國營農場的場長和其他負責人勾結一起，把貪污的鉅款用來大吃大喝，「清掃女工每星期從他們的辦公室裏弄出幾麻袋酒瓶子」。許多地方「每當上級委員會和工作組來調查工作時，隨着而來的是沒完沒了的豪奢飲宴……由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關和企業花錢」。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分子有的有幾輛私人轎車，他們不滿足於國產汽車，常常從西方進口。這些人還在專門的服裝店定製最時髦的服裝，購買「英國的西服、意大利領帶和外國香水」等等。

不久前，蘇聯一個加盟共和國的頭目也說過：如今在蘇聯「出現了在經濟上有特權的分子和集團」，他們手裏集中了「大量的收入」，「佔統治地位的氣氛是如何撈錢，如何發橫財」，「這些人過着非常闊氣的生活，購買了私人住宅和別墅，輕而易舉地買到了汽車，修了汽車庫，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僅如此，他們還得到種種鼓勵，在職務上得到提升」，「被選進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機關」。

蘇聯報刊透露的這些材料大都是地方上的情況，它們顯然不可能去觸動中央一級的巨頭們的黑幕。而勃列日涅夫集團也就口口聲聲「反對以非法手段」發財致富，把板子往下打，企圖以此掩蓋他們自己壟斷全國財富，把蘇聯引到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

與此同時，在新沙皇壓迫和剝削下的蘇聯廣大工農羣衆工作和生活沒有保障。按照蘇修「經濟新體制」的規定，爲了追逐高額利潤，工廠企業的經理「可以自行決定招收和解僱工人，自行確定工資標準，並有權對職工進行獎勵和懲罰」。勞動力在蘇聯重新成爲商品。從蘇修報刊透露的材料來看，蘇聯每年有大量的職工被解僱。莫斯科附近的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通過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和勞動強度，在短短几年內就解僱工人一千三百多名，蘇修領導集團在全國大肆宣揚和推廣這種 「謝基諾經驗」。莫斯科州波多爾斯克市機械化工程管理處主任經常辱罵工人，「凡是想反駁他或者是表示自己看法的人」都被他解僱，在他任職期間「總共有三百一十八人離職，而編制是三百五十人」。車里雅賓斯克一個工廠的「工作人員總數爲一百五十人，一年內就有一百二十人被解僱」。杜尚別紡織聯合企業的領導人壓迫加麗雅等青年女工，加麗雅不順從就被趕出工廠大門，並且被奪去公民證，這個女工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在另一個城市漂泊了兩個月」後就自殺了。斯摩棱斯克一個農莊主席一上任「就開始粗暴地發號施令，罰款紛紛落到莊員頭上」，「常貼出這樣的佈告：某某和某某被罰款幾個勞動日定額，或者是十五個盧布，二十盧布，二十五盧布。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你去領錢，而錢卻不知爲什麼被扣除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出現了大量的流動工人。大批農民由於生活困苦也外出尋找生活出路。

蘇聯廣大勞動人民收入微薄，還得交納各種賦稅。據蘇修公佈的統計材料，僅居民稅這一項，就從一九六○年的五十六億盧布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一百五十億盧布。居民稅在國家預算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以及佔職工工資總額的比重，也都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在蘇修統治的年代裏，消費品供應緊張，物價特別是食品價格普遍上漲，其中蔬菜、土豆、肉類、動物油、植物油和食糖等價格增長幅度更大。

蘇聯社會兩極分化的鮮明對照，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謂在蘇聯「不存在剝削階級」、「不存在經濟地位互相對立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謊言！（全文完）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現在中共要不斷修改、掩蓋自己曾經說過的話。誰要膽敢重複或披露毛澤東當年的講話，誰就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