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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童案中共报导突然转向 内中大有文章
一、“反社会”讨论凸显政治缺失 南平血案之后,检方称郑民生杀人系报复社会,舆论也一致认同这一观点,并连篇累牍地讨论失败者的反社会倾向,连新华网也不忌讳登载“当报复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病”这类文章,其中以《南都周刊》4月12日的“解剖反社会”搜集案例最全,讨论最深入。事发后,南平市政府对记者采访的干预重点是不许被采访者谈郑患有精神病的可能(《南方周末》4月29日:“南平杀童案:死刑之后,大家都解脱了”)。网上舆论也一致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不公导致底层社会成员陷入生活绝境,迫使这些失败者采取这种极端的社会报复行为。网上流传一张图片,某所小学门口有家长拉出的横幅标语:“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右转是政府”,意在劝告那些试图通过屠童发泄怨愤之人不要将屠刀挥向无辜的儿童,有什么冤情,拿出勇气去找政府讨说法。 但4月28日之后连续发生的三起屠童血案,尽管中外都为之震憾,但媒体却失去了南平血案后那种相对宽松的采访空间,各报发布的内容基本上源自新华社消息。政府公布疑犯情况时也非常谨慎。广东省雷州血案凶手陈康炳已被当地政府宣布“患有严重精神衰弱且正处于病休期”;山东潍坊与江苏泰兴两案,官方除了提供短短的消息之外,各媒体几乎没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评论文章的口风也发生重大转变,一篇署名“曹林” 的文章几乎被所有网站转贴,其主要观点是:要终结校园血案,首先要击碎“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 还有文章认为媒体不能有闻必报,因为怀有不满社会情绪者很多,媒体的过度报道会形成示范效应,导致模仿犯罪。有学者将此称为“社会心理传染病”,还有人认为这些“攻击者”都倾向于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希望通过他们的暴力行为,希望社会关注其个人问题。 在中国,要促使政府做有益的事情相当困难,比如关于南平血案的反社会讨论,并不会使政府反思自身行为;但认为媒体报道会形成社会心理传染病,导致模仿犯罪这一说法,却立刻为政府所接受,因为这为官方控制媒体提供了一条看起来有道理的依据。 二、事发地政府想掩盖什么? 媒体是将现实生活的各种问题转化成公共讨论的载体,只要没有政治介入,对任何事件的公开讨论,都有助于明辨是非,抚平社会创伤。对犯罪者的道德谴责最后也会起到警示作用。试想,血案发生之后,在媒体上见不到有关真相的报道,受害者家庭面对这种社会冷漠,又将何以自处?江苏泰兴血案发生之后,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上街抗议要求政府停止掩盖真相,说明这种封锁消息的办法不足为训。 4月28日以后的三起屠童案发生之后,各地政府为什么要控制新闻报道?我认为,担心媒体过度关注会引起模仿犯罪只是借口,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沿着凶手行凶动机挖下去,会暴露出政府部门的种种不堪。从极有限的资料来看,所有血案似乎都有当地政府不愿意对外诉说的隐情: 广东雷州血案的制造者陈康炳被其供职的洪富小学要求停课病休,知情者认为他是报复。这就存在两点疑问:停课病休是否存在让陈不能接受的原因?陈为何选择与其工作毫无关系的雷城第一小学(该市的重点小学)作为行凶地点? 山东潍坊王永来案件同样存在诸多疑点:王永来打伤5名学童后自焚,这种决绝表明王并不是想通过恶行“成名”来吸引社会关注。中国保健网上一位自称知情者发布帖子,标题是“坊子王永来自焚事件――你所不知的秘密”,说王并无精神病,其原因是当地政府强行拆除王家房子,理由是非法占用土地。但王家占用的土地是经其居住地九龙街办尚庄村批准并收取了相关费用的。但九龙街办未向政府部门办理好相关手续,导致其所盖房子被推倒,事后九龙街道办没赔偿任何损失。(中国保健资讯网http://www.8gul.com/women/gestation/xuelingqian3_6sui/shehuiguancha/201005/437765.html) 江苏泰兴屠童事件的新闻报道从一开始就被严格控制,媒体被要求统一采用新华社通稿。官方与民间说法相距甚大。现场最高指挥、泰州市市长姚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先为徐玉元人格定位:“不是一个好人,劣迹斑斑”。而据当地坊间传言,徐玉元系因房子被拆迁后不满补 偿,于是对社会不满。 上述传言的真实性有待证实,但福建严晓玲案件中的政府丑行,让人无法相信官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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